粉丝的幻想是“脆弱”心灵的虚假产物吗？
前段时间，江西赣州61岁的黄女士因迷恋短视频平台上的“假靳东”，不惜与家人大吵大闹，甚至离家出走到长春寻找“靳东”一事引发关注。
据了解，黄女士是一位最近才接触智能手机的中年女性，因长期的生活压力让她迫切想要倾诉。据她所言，她自己一直很喜欢演员靳东，今年年初疫情期间，她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靳东”，并和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不仅对其表白，约自己来长春见面，还说要给她100万，甚至送她一套房。
10月13日，靳东工作室对外发布声明表示，将追究短视频平台上开设“假靳东”账号的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不良商家对粉丝的欺骗一定程度上倚赖于粉丝对偶像的幻想。在黄女士的案例中，她说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爱情”，因此在对靳东的迷恋中补偿了某种情感缺憾。国外的一些调研结果显示，粉丝对偶像的幻想，不能简单归为“脆弱”心灵的虚假产物，某些粉丝甚至在幻想中愈合一些人生创伤，找到了自我价值和认同。
本文节选自学者斯蒂芬·海纳曼的《“我将在你身边”——粉丝、幻想和埃尔维斯的形象》，其中探讨了埃尔维斯（歌手猫王）的粉丝幻想，这些幻想对他们生活产生的真正的影响，以及父权制度下女性的个人排解与解放。
虽然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已经去世十几年了，那些相信他仍然活着的歌迷们寄给他的信平均每天一封。
——报纸报道(《洛杉矶纪事报》，1987：A10)
也许没有哪个现代人物像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一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生前他曾有如下业绩：通过混合黑人音乐和白人音乐建立了摇滚乐的民众基础发出了青年反叛的声音；把摇滚带入了传统的娱乐世界；展示了摇滚事业可以通过稳定的歌迷基础而长期存在；以自身的行动发明了摇滚乐“售罄”的概念；最后展示了一个明星如何在变成早年形象的讽刺漫画之前，在壮观而夸张地死去之前，先是与大众相关，后来又与大众不相关，最后又变得相关。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更被人熟知的名字是猫王，有着摇滚之王的称号。他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全世界摇滚音乐的发展历程，并且影响了R&B音乐的变革和发展，他为美国流行音乐开辟了道路，并且树立了坐标。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重要性并没有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结束，因为即使在他死后，他仍然是一个歌迷崇拜的偶像；一个各种媒体艺术家取之不尽的文本宝藏；众多圈内笑话的主角；一个时尚和落伍的双重能指：以及一个可稳定存在的商业市场。现在，埃尔维斯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他表明就商品资本而言，死亡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埃尔维斯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活在几乎所有西方人的幻想世界中。
下面要讲的几个幻想，主要都是女性的幻想。这种情况在所有现存的报告中也是普遍的。这不是因为男人没有关于埃尔维斯的幻想。毕竟，据上次统计，在美国约有3000个埃尔维斯的模仿秀演员(Elvisimpersonators)，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生活在某种与埃尔维斯有关的幻想中，但是，当人们考察关于埃尔维斯的文献时，女性不仅更自由，更详细地谈论她们关于埃尔维斯的幻想，而且还说得更经常。
也许这是我们早先提到的文化的影响。也许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们被抬举到与“理性的/真实的”话语层面相关的位置，女性在谈论自己的幻想的时候反更容易一些。也许某些特定社会阶级中的女性被拒绝了某些情感支持形式，她们被迫更经常地去转向幻想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也许，女性幻想在公共领域中占主流的情况，只是父权制文化把女性“展示”为“情感主体”的另一例子。
他帮助我从创伤中恢复了
我要说的第一个幻想是瓦妮萨·格兰特有关埃尔维斯形象的幻想生活。当她还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她会想象埃尔维斯“和我是朋友，他邀请我去Graceland，然后我们一起骑马。”这种幻想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她在这一时期遇到她未来的丈夫时，她要确保他理解她对埃尔维斯的“爱”，并且娶她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要与埃尔维斯“分享”她。
瓦妮萨对埃尔维斯的幻想增加了。结婚后，她说她会幻想她和哈里、埃尔维斯“都是朋友”。她说，“哈里得到一个与埃尔维斯一起在乐队里工作的职位，因为哈里对电子类产品很精通，而我们会跟埃尔维斯一起到处巡回演出。”
然后瓦妮萨与哈里的生活中迎来了三件不幸的创伤事件。第一件事是瓦妮萨发现她不能生育小孩。这使夫妇俩都感到很悲伤，而作为对此情境的反应，他们决定越来越多地四处旅行以观看埃尔维斯的个人演唱会。第二件事是埃尔维斯去世了。紧接着六周后，瓦妮萨的一个异父姊妹也痛苦地死去。瓦妮萨回忆道，“没人知道对我来说，那是多么难熬的一年，那年埃尔维斯死了…(我的)异父姊妹六周后也死了。她是我从七岁以来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死后我几乎一个月都不能起床。我躺在床上想睡着，好忘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幻想增加了。瓦妮萨回忆道：“我会在脑子里与埃尔维斯进行这些小对话。我会问他，他在干什么，他在哪里，及有关他生活的一些事情主要是个人的事情，然后我会想象他给我一些回答。我会竭力想象当他回答我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她说这些幻想开始帮助她恢复，而当她躲进自己的内心对话的时候，她的婚姻关系也同时紧张起来。
为了帮助他的妻子，哈里发明了一种电脑程序，这种程序能使瓦妮萨与一个像埃尔维斯一样的程序交流，如果问它/他一个问题，它/他就会按照设定好的一套答案来“回答”。 随着幻想从个人的白日梦移入到他们的地下室这一社会情境中瓦妮萨开始开朗起来。她的孤独减少了，她最终从种种创伤中恢复。瓦妮萨和哈里现在花数小时来与他们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版本交流，它使瓦妮萨“确切感觉到他真的通过电脑对我说话。
瓦妮萨的幻想与弗雷德和朱迪·沃莫瑞尔(Fredand Judy Vermorel)的选集，《明星欲望》(Stardust，1985)中许多粉丝的叙述非常相似。埃尔维斯变成了一个对话伙伴，在粉丝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同时粉丝基于他的或她的记忆及他或她对于明星性情、经历和形象的知识而与之互动。但很明显的是，特别对瓦妮萨·格兰特来说，与埃尔维斯的关系是对于一系列人生创伤性事件的反应。
他让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小人物”
桃乐茜·雪莉的幻想甚至更复杂。她在大约10岁或11岁的时候成为埃尔维斯的粉丝。那时她是一个真正的粉丝，但当她长大后，对于埃尔维斯的激情衰减了。她结了婚并有了几个孩子。然后，当她32岁的时候，埃尔维斯来访问她了。
据桃乐茜说，埃尔维斯在一个视景(vision)中向她显现并告诉她，他曾与她结过婚。他告诉她，他找了很久才最终找到她。他还解释说他们俩的婚姻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生命轮回”。但不知何故，在今生今世，事情出了问题，他们分开了。为了再次结合并重建他们的正常联系，埃尔维斯带她到世界的另一边做了一系列旅行，向她展示了灵魂的世界。
当埃尔维斯带桃乐茜到灵异的世界去旅行的时候，桃乐茜与埃尔维斯在一起的幻想越来越频繁。 这些使桃乐茜的婚姻承受了压力。桃乐茜的妈妈让她与心理医生汉斯·霍尔泽接触一下。这个医生对她做了访谈，同时和她一起调查这些相遇的后果，这包括让桃乐茜进行自动写作和参加由《国家调查者》(NationalEnquirer)资助的与埃尔维斯的亲戚一起搞的降神会等一系列活动。
桃乐茜异常详细的幻想的主要叙事特征是简单的。如前所述，埃尔维斯声称他和桃乐茜曾结过婚。随着幻想的发作，埃尔维斯来了。据桃乐茜说，他“现在来照顾我了”。她接受埃尔维斯的关爱的同时，也向他略带抗议的争辩。她对埃尔维斯说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我是一个小人物吗？我是来自新泽西的家庭妇女，没什么特殊之处，我说。你是一个到处受欢迎的人。我说，你怎么会来找我。他说，我已经无数次地向你解释过了，在那儿，我跟平常人一样！我不是耀眼的明星。”
但是埃尔维斯明显不同意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小人物”的评价，并且做了几件事来向她证明她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 埃尔维斯告诉桃乐茜他来找她有“特殊许可”。他通过桃乐茜向霍尔泽说：“有时事情会出错。但是我会等她的。我们之间的纽带非常牢固。”他还告诉桃乐茜，即使她现在对此感到怀疑，她也会在以后变得“更坚强”，并且更加相信她在时间中的位置。
埃尔维斯和桃乐茜之间生长出了一种纽带。现在她想让这种关系“继续”。她还想知道该做些什么。(她需要离婚吗？离开居住地吗？)埃尔维斯最终给她的讯息是，她现在要保持目前的状况，“因为我必须要养那些孩子们”，但等他们长大了他向她担证“我们会在一起的”。
如果幻想是一个缝合事件，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对于围绕桃乐茜·雪莉的身份的某种创伤的回应。 埃尔维斯传递的信息肯定暗示了更多的东西，虽然她否认这一点(她说婚姻上问题出现在幻想开始之后，而非之前)。幻想叙事的结构是，个体“被发现”。开始的时候，在她的幻想面前觉得自已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埃尔维斯设法给了她一种使命感，赋予她一个目标，甚至是对于末来的一个规划。换句话说，通过幻想埃尔维斯，她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和更强烈的身份。
就它似乎解决了关于自我意义问题的危机而言，这种幻想所发挥的功能与许多媒介幻想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功能就是赋予权力，在缺失已成为如此有力的一个威胁，以至于自我面临解体的危险的地方实施缝合。
对此问题的最好解答途径是，看看幻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就桃乐茜这个个案而言，她的幻想明显导致自我维护(self-maintenance)的加强和新的存在感。这种幻想明显改变了桃乐茜·雪莉，并给她一种新的身份意义。在她以前的生活中，这些东西肯定是被禁止的(浪漫爱情和使命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是不可能的)。
粉丝的幻想是“脆弱”心灵的虚假产物吗？
本文尝试为粉丝们的幻想恢复名誉。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男女两性与明星商品相关的许多实践。我们不把它们当作是处理生活境遇与选择的一种重要努力，而是把它们看做是某种可笑的东西，某种“脆弱”心灵的虚假产物。相反，我已经论证了生活中的想象域与符号域之间、无意识和自我形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紧张，而幻想就是这种紧张的必要组成部分。
每个个体都会被存在的欲望驱使，同时自我的社会形塑又会压抑并重新定向这种欲望。在由社会禁忌所标出的创伤性场城，欲望与自我之间的鸿沟会显现出来，使身份和自我受到质疑。这时候，幻想可能是一个身份缝合的方式，欲望和自我被缝合并使痊愈成为可能。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讨论过的围绕着埃尔维斯展开的女性幻想虽然包含有对于男性失职和女性性压抑的批评，但从没有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创造出这种幻想需求的状况是由权力和控制的制度化、社会化体系造成的。这会立即让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些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相信对于父权制度的批判必须在个人层面和制度层面同时展开。
但是，也许这些想象埃尔维斯的女性(无疑，也包括一些男性)所从属的阶级和社会形塑，让她们对男人的统治有着第一手经历。这种情况使所谓的“制度批判”变得不切实际。我们当然很难相信像德·巴宾那样频繁遭受家里的强壮男人毒打的女人，会有信心对父权制的权力进行制度性的批判。也许，她唯一可选择的便是埃尔维斯形象所提供的承诺。虽然这个承诺可能不会改变创造了“那个男人”和他的暴力系统，但在某种意义上，却真的能够挽救她的生活。
无论旁人说什么，埃尔维斯粉丝们的幻想对于他们许多人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他们视之为个人解放的符号。我们可能会对其形式有争议，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它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被成千上万的声称被埃尔维斯的声音、面容和魅力所改变的粉丝们所证明。对于这些男男女女来说，他在某些意义上，就是世界之光，是至尊的荣耀。直到如今，他们仍在他的祭坛前一排又一排地列队致敬，追逐自己的梦想，为自己许愿。对他们来说，这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埃尔维斯将永远活着。
本文节选自
《粉丝文化读本》
作者: 陶东风 编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