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大神身上,折射出中国几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变迁|专访

三和大神身上,折射出中国几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变迁|专访

2020年09月12日 17:52:06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位于深圳龙华新区的三和,聚集了这样一群年轻男性打工者:他们喝1元一瓶的水, 吃5元一碗的面,住在廉价小旅馆,抑或“睡大街”,在人力市场找日结薪资为100-150元左右的“低端”工作岗位,“干一天玩三天”,其余时间在公园、网吧、彩票店等地蹉跎度过……

他们是三和青年,其中一些表现更为极致甚至极端的青年,被称为“三和大神”。因为种种难以被主流社会人群认同与理解的行为、态度、价值取向,三和青年和“三和大神”频频成为被窥探、审视和议论的对象。有人认为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典型,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难以被城市容纳的群体的缩影。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田丰,与学生林凯玄合作展开了一项长达半年的三和青年研究。他们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以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融入当地,试图不带有任何预期、假定和理论束缚地描述这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

两年后的2020年8月,田丰、林凯玄所著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由新经典出版。借此机会,凤凰网文化也就他们在深圳出现并聚集,又接连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抑或趋同等现象背后反映的问题,采访了田丰。他也给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者的经验观察和人文学者的思考,关于代际文化差异、 城市管理模式、经济社会制度。

简而言之,三和青年作为留守儿童长大,以新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参与社会之时,面对众多难以跨越的壁垒和自我尴尬。他们不再受家庭利益驱使,有了更个人化的追求:融入城市。而流动的、技术型的、低欲望高消费的社会在年轻人身上刻下了新时代的烙印,三和青年无所适从,进而形成了“消极抵抗”的特异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最终,田丰还探讨了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变革的可能性,以为之探索出一条更明朗的出路。但避免越来越多年轻人重覆三和青年的伤痕、阻隔让三和青年成为一切更不可逆的“三和大神”的道路依然沟壑重重,学者也好,普通人也罢,能做的唯有先去更加温和、沉着地看待它。

01 90后外出务工的动因中,个体利益超越了家庭利益

凤凰网文化:深圳“十个人里有八个流动人口”,其中的三和青年大多来自哪里,有没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

田丰: 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没办法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实际上在深圳,大部分流动人口来源是南中国,应该是江西、湖南的最多。也有一部分来自贵州和四川,但这两年在减少,他们都去重庆了。

凤凰网文化:三和青年选择从家乡出来打工,遇到挫折也不愿意回去,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田丰: 他从小没有农村的经历。 以前农村的村里面都有小学,这两年基本上没了,只有极少数的村里还有一些只教一到四年级的学校,叫初小,就是初级小学。所以现在的农村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到乡镇里面去上学了,他们小学毕业要读初中的话,就得到镇上,如果再继续读高中,基本就得进县城,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真正在农村里生活的经历。

留守儿童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留守儿童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如果你现在去农村看的话,还有很多相关的现象。比如农村都是老人在看家,上学的孩子都是和父母在乡镇或者县城里租房子住,这个现象挺普遍的。有一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打工赚了钱了,但他没有回老家盖房,而是在县城或者乡镇里买了房子,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住——儿子和儿媳妇在那里带着孩子上学。有的可能是,他的儿子又出去打工了,儿媳妇带着孩子住在县城或者镇里,带着孩子上学。不能说100%是这样,但在各地的农村这种情况出现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主要是我们的乡村教育基本垮了,这个影响很大。

凤凰网文化:是不是两代人的理想也不一样了?可能老一辈农民工会想,在城市打工是为了回乡下盖小洋楼,这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但现在这一代好像不会这么想了。

田丰: 这原因很复杂。

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最早一批农民工已经把楼全盖完了,三和青年出来的时候,没有很重的家庭负担。早期的农民工出来打工都是为了家庭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就是说你打工如果不回家,你家会过得很惨。比如小孩要上学,你如果打工赚不到钱,回到家连小孩学费都交不起,且不说盖房子了。我们之前去农村调查的时候特别典型,有的农民工过年要把钱带回家里,但他只能带现金,所以很有可能干了一年活的钱,在回家路上就被偷了。但到了这一代农民工出来的时候,家里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他们的父辈也还没有到完全劳作不了的时候,有些人的父辈也还在周边打工。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一辈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会说家里面不用你管,你在外面能养活自己就够了。所以到了90后的时候,他外出务工的目的就变成了个体利益,而不再以家庭利益为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在农民工生活比以前农民工生活好很多,不是说他的收入变好了,而是说他没有像以前那一代农名工那么省吃俭用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代际变化。以前老一辈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委屈自己,是觉得我应该赚钱养家,到了新一代农民工,他会想呆在城市里面,体验城市的生活,你们城里面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不仅三和青年,整个中国这一代农民工都是这样的,他们最想要的不是说我能赚到多少钱,而是我能不能按照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活下去。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凤凰网文化:你认为三和青年的关系纽带是“缘趣”,这个怎么解释?那同样是聚集了一批非正规方式就业的劳动者,为什么三和没能成为类似于北京浙江村那样的社区和共同体?

田丰: “缘趣”就是说,原有的那种基于地缘、血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在三和青年在这里都不存在,他们之间的交集比较少,彼此之间是匿名的状态,只有在有共同兴趣的时候才会有可能聚在一起喝酒、逛公园、买彩票,进而产生更多的交集,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不会聚在一起的。三和青年中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持续交往的机制因为持续互动是有前提的,比如两个人同时打工,或者两个人兜里都还有点钱,这才有可能一起进行活动。其实“缘趣”关系在现在年轻人中间也挺普遍的,算是一种新的相互结识的人际关系取向。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北京浙江村里的人,做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事儿,因为它是各种关系都叠加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你在三和青年身上,看不到任何关系网络的叠加,甚至说他们的网络都没有形成。

聚集了大量浙江温州人的北京“浙江村”

聚集了大量浙江温州人的北京“浙江村”

02 人们对生活的预期降低,催生了相对异类的文化“觉醒”

凤凰网文化:你在书中说,不同的三和青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内部甚至存在不同梯度的子群体。感觉在这里的“层级”划分标准与社会外界也很不同,所以他们的“分层”标准通常是什么,有没有一条内部的鄙视链存在?

田丰: 严格意义上,三和内部的鄙视链是存在的,但这种鄙视链不会特别明显。比如说有些三和青年找日结工作,但没有找到像保安那样的轻松好做的工作,他只能去工地,但他不愿意去,那么第二天就要饿肚子。这个时候大家对他会有一些相对的瞧不起。但这种瞧不起不是真正的瞧不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我们通常说的鄙视或者歧视,都是有一定的明显的层级差异,三和青年不一样,他们的状态会“循环”的,很多人是在“挂逼”和不“挂逼”的状态中切换。可能他连续做两天日结,兜里就会有200块钱,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活得相对滋润一些了;但他要再连续三天不工作,就又会进入“挂逼”状态。所以三和青年之间没有稳定的层级,因此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鄙视链,可能有极少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挂逼”状态,但是这样的人相对比较少。何况有些人“挂逼”是被迫的,比如他去工地打工的时候受伤了,或者是被人“黑”了,没拿到钱,这种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不可控。所以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里的歧视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人力市场里的三和青年

人力市场里的三和青年

凤凰网文化:你认为三和青年的“茫然无措、自我麻痹和轻度的社会对抗意识"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有根本差别吗?这是一种现代社会心理问题的集中投射,还是新的价值取向逐渐成型的征兆?

田丰: 我觉得他们其实挺符合90后的整体特征的。我是70后,70后也有这样的,只不过当时这种情绪没有得到过渲染。现在90后使用各种网络平台,就会把颓废、“丧”、“佛系”文化扩大化,很多人说自己丧,但他生活当中其实并不丧,状态也挺好的,有时候三和青年也是这样。

现在整个社会变了,年轻人的机会也不一样了。 可能比我们70后更早的那一代大学生,毕业就有很多岗位等着你;到我们这一代,读了研究生后会有一些岗位等着你;再到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得读博士才能有工作;再往后,说不定你读了博士也没用了。 现在该占的社会资源基本上已经被占完了,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对生活的预期越来越低,因为生活环境在变,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过自己梦想着能够喝可乐、吃汉堡,但现在的小孩甚至已经不会再去想这些事;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想获得成就,但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导致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想办法给自己找一些“解释”,这种“解释”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也是想让社会给这样的自己多一些认同。

其实“丧”文化也好,“佛系”文化也好,各种各样的90后文化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整个群体的预期开始降低。他们的想法是,你不要把我看成一定会有多大成就的人,我也可以活成当年台湾人说的“小确幸”那种状态,但他们表达自己过得“小确幸”的方式可能更加负面。三和青年也是一样的,他们知道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即便进工厂,也不可能在深圳买得起房子,那种情况下,他就会选择类似于自我陶醉或者自我麻醉的生活方式。

三和青年在网吧

三和青年在网吧

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某种“觉醒”,但一定是相对异类的“觉醒”。 因为整个社会不能都这样,都这样就完了。“觉醒”并不是单一、唯一的路径,它可能是被选择的其中一条路径。而且三和青年也不一定会一辈子都保持那种状态,只是他可能某个阶段觉得维持这个状态最好。

凤凰网文化: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格子间里的“三和大神”?比如现在很流行“摸鱼文化”,很多年轻人回家就看综艺,并不社交,也没有融入社会,过着大城市里相对低成本的生活。奋斗、努力,已经不再是受年轻人推崇的价值观,大家更多说的也是手机壳上常出现的“早日暴富”。

田丰: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的“摸鱼”跟以前的奋斗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早些年也有很多摸鱼的人,只不过我们不说而已。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一定对,就是假如你现在去字节,跟你现在去阿里,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刚成长起来的公司,一个可能是已经成长、成熟的公司,换个角度看,这两种环境就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初创的时代,大家都有机会,会更强调奋斗,因为觉得奋斗是有希望的,奋斗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而如果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饱和时代,奋斗的回报率下降了很多,可能以前有50%的人奋斗是有机会出头的,现在只有20%的人奋斗有机会出头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中国到现在为止,社会流动依然是有的,只是说已经过了那种到处都是机会的时候。

凤凰网文化:你刚才说到台湾的“小确幸”,让我想到日本式的“低欲望社会”,近些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提前进入了一种普遍“低欲望”的状态?

田丰: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低欲望高消费》,就是说现在青年的消费观,是如果知道有一些目标实现不了,就会转向另一个目标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以前我们觉得“一定要买到手,这个东西才是我的”,现在成了“我不需要买到,我随时可以去买”。比如有的年轻人,当他发现在北京买不起房的时候,就转而去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个iPhone。再往后一代的年轻人更有意思,他们不会买一些东西囤积起来。我曾经访谈过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东西都在网上,随时可以拿到,只要有钱。

三和青年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想法就是“既然我已经实现不了融入城市的愿望,那么我就找一个小的愿望,这个小的愿望的实现方式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不存钱,没钱了之后再去赚钱。”这里面的逻辑或许有一些相通之处。

三和青年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想法就是“既然我已经实现不了融入城市的愿望,那么我就找一个小的愿望,这个小的愿望的实现方式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不存钱,没钱了之后再去赚钱。”这里面的逻辑或许有一些相通之处。

03 底层生活不只有苦难,“三和大神”也有自洽模式

凤凰网文化:你在书中将三和青年的出路归于职业教育,但同理于“三和大神”被视为一种文化异观来看待,目前国内较为知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蓝翔、新东方,还是很多人调侃和取笑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实现职业教育深层次变革的可能性呢?

田丰: 你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职业教育分不同的块。比如说现在有专门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有你说的这种正规的职业教育,但问题不是鄙视职业教育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本身在教育链条中就是一个相对低级的教育,我们所有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蓝领,它没有一个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化路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前几年做大学生调查,发现重点学校里有80%的学生来自城市家庭,但到了职业院校,80%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然后越差的职业学校里,农村学生比例越高。他们毕业之后,很多人其实还是当了农民工,但可能是有一些技术的农民工。比如职校里面有电焊、汽修专业,这些学生毕业时,中国还很缺少这种技工人才,所以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技能活得相对比较好,虽然收入比城市里的白领稍微低一点,但低的不太多。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和就业还是脱节的,这种脱节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跟企业的联系还比较弱。而且企业现在变化很快,企业已经普遍在使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好多职业学校里面,连机床还是手动机床,相当于学生毕业后如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自己要再学一次。

纪录片《美国工厂》

纪录片《美国工厂》

所以现在职校教育相当于是一个就业的“缓刑”,时间上缓了几年,但没有真正达到职业技能培训的目的。 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更大,基本上是在浪费钱。

凤凰网文化: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贫困乡村的孩子还是很难上大学,更不用说上一个好大学了。如果说要重视教育资源的配置,好像也是功利性的比较多,比如支教存在的一些问题。

田丰: 支教取决于学校,取决于这个学校想不想好好搞。有的支教做得很好。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所上海的学校,支教了安徽一个贫困县里的中学,大概10年之后,这所中学成了这个地区的重点中学,就是支教支出来的。他们的支教做到什么程度呢?是每年派几卡车把包括上课的教材等等物资,都带过去。所以这是真正的支教。但大部分支教是派一个人去,然后两年就换。

但很多学校现在的支教已经变味了。少的越来越好,好的越来越少。有的还跟保研名额挂钩,很多时候是流于形式。然后因为以前农村小学是需要老师的,支教老师去了之后,这个学校可能就不需要原本的当地老师了,当地老师的指标就被县教育局拿去安排其他的。

以前的农村教育是乡里乡亲的教育,就是即便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我会很认真负责,因为我教不好的时候,乡里乡亲会骂我。现在变成了什么呢,一部分支教老师来了没多久就走,可能孩子们刚刚知道怎么上课,老师就换了,新来的老师也不知道之前的教了什么。有的小学六年换三个班主任,有的一年换一个班主任,这都很常见。

凤凰网文化:根据2018年深圳出台的《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2018-2020年行动计划》,全市有1600多个城中村,这个数字算多吗?其中有没有什么改造案例,可以为三和提供参照?

田丰: 1600多个城中村很正常,不算多。

现在深圳城中村硬件方面的改造基本上完成得差不多了,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想要把城中村真正作为城市的社区来改。 这跟深圳本身也有关系,因为它的城市用地已经没有了,启动改造背后有更多元的目的。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其实不是针对三和青年,而是深圳本身的城市发展就到了这个阶段。早期城中村改造的压力非常大,因为都是土著居民。这一轮的改造不知道为什么万科也愿意参与,这个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是怎么样的,还不能完全说清。

早期的深圳城中村改造

早期的深圳城中村改造

凤凰网文化:你认为中国已经错失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这么说?以及现在如何能比较好地弥补这方面缺憾?

田丰: 是这样的, 中国在有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率很高,那个时候我们有能力把蛋糕做重新分配,我们可以更好地去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 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或者说这个事做得不彻底。

具体来说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推劳务保护推得非常厉害,有个数据说某段时间广东省劳动诉讼的数量每年倍增,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在提倡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劳工保护的工作又整体停滞了。当时如果更加坚决地做这个事,比如说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工会制度,可能“黑工厂”就不存在了。但这个事情没做完。所以政策是这样的,它有很多新的执行尺度,执行尺度根据形势不停地变化,而这个变化可能是外界的人不知道的。

凤凰网文化:写完这本书以后,你对三和青年这个群体总体上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田丰: 社会学对边缘群体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比如对于同性恋、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等等,我们都很能接受。三和青年的出现,有让我觉得意外的地方,也有不意外的地方。意外的地方就是它出现在深圳,这个在我以前看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不意外是因为底层人群是一直存在的。

可能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底层人的生活都应该是苦难的,但实际上,底层生活也有自洽模式。如果你到西方去看,巴西就很典型,它的每个贫民窟都有足球场,因为宪法就规定政府必须给民众提供娱乐方式,提供一个娱乐的权利。

巴西贫民窟里的足球少年

巴西贫民窟里的足球少年

实际上,每个社会层级都有自己的自洽模式。可能中产阶级的自洽就是他们觉得要把孩子培养出来,看看他有哪些才艺,虽然他们自己也很忙,但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三和青年也一样,只不过他的自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因为我们都没有过过这种生活,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环境。

所以说 底层人群的自洽可能真的会超出主流社会人群的想象,但这不意味着这种自洽模式完全不对 ,因为对于底层人群而言,选择的空间非常狭小,但他们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苦难境地里,他们也要好好活着。

*了解更多三和青年的故事,可点击相关阅读:《混在三和的日子里,我真正认识了这群“底层”青年》。

撰文采访 | 星冰乐、渡水崖

撰文采访 | 星冰乐、渡水崖

责编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