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80后90后，也热衷于组团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五四”相当于一个青春期。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它们一个主张“文学应该关照社会，有责任、有使命”，另一个主张“艺术不该具有功利性与社会目的”。学者许子东则表明：“即使是在拉开历史距离的今天，这样的分歧也可能依然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在本文中，对于这个固有的文学争议，他探讨了两个流派的形成背景、分析社团成员个人理念以及归纳艺术的起源。正因为历史的螺旋式发展，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新认识与思考文学的最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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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文坛的纷争地图

在《新青年》分化以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色彩。“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少年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风格流派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这有点像人的青春期，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也许是谈恋爱、写诗最重要的时期，过了就过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五四”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期。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重要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文学社团要变成一个文学流派，通常要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有几个作家，有点名气，有些成就。第二，要有志同道合的文艺观点。第三，要有一个自己的阵地。换句话说，要有一个可以稳定发表作品的地方，通常会办一个杂志，或者有人本来就在办杂志或报纸，那么拉他入社团，来支持自己的流派。第四，要有自己的批评。创作之外，要有同一阵营或友好社团的人来评论。做得好，就变成了一个流派，或者说风格。一般来说，流派、风格越多，文学界就越繁荣、越热闹。

02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出现的大背景

在《新青年》以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哪些流派？我们从“左”和“右”开始讲起。这两个概念，后来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变得十分混乱。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最简单的理解，强调自由的就是右派，强调平等的就是左派，博爱的是中间派。具体在“五四”时期来讲，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

陈独秀

胡适

再具体来讲，这两派怎么看待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右派偏向于保存传统，左派偏向于反传统。最基本的定义是“自由”和“平等”，右派主张所有的人一起跑步，跑得远、跑得快的就拿得多，这样是公平的社会；左派主张不管你怎么跑，大家都要吃得差不多，这才是好的社会。一个是机会平等，一个是结果平等。在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为中国好，为中国民众好，但主张是很不一样的。

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现在只是讲新文学的流派，没有包括当时最保守的派别，比如晚清遗老林琴南，学衡派的梅光迪，还有吴宓等。这一派里，其实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典型的传统文人，学问非常好，同时西学也极好。他跳湖自杀，因为看不下去社会文化变革。今天看来，王国维是“反动”派，因为他反对中国文化当时的变动方向。

除了保守派以外，新文学里比较“右”的就是胡适这一派，《现代评论》和新月社。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都是“整理国故派”，所有的古代文献到现代重新整理。更加偏右的，是《现代评论》的主编陈西滢，凌叔华的丈夫，跟鲁迅老是吵架，后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官员。和这一派比较接近，同学们又比较熟悉的，就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的徐志摩，还有闻一多、朱湘、陈梦家等，都是新月派。他们在艺术上不赞成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尤其不愿为“左翼”的政治写作，一般就被排在比较偏右。因为胡适的关系，这一派作家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敌对（闻一多是个例外）。而且，这些作家大都是英美留学。

夏志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说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家中，凡是英美留学回来的就比较保守，凡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就比较激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去留学都是二十世纪初，当时西方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期，过了诸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造反岁月，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情调，接下来就出现了现代派。所以，去欧美留学的人回来，不会那么激愤，觉得中国有的问题其实西方也有；而且，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有不少东西很美好，比如科举，比如诗词。所以这一派比较倾向于改良，比较珍视中国的传统。而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在激烈地拆掉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试图“脱亚入欧”，而且走得比中国成功。在世界文化发展链条里，日本比西方晚了百年，又比中国早了几十年，它还处在对“现代性”的想象中，介于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时序之间。因此，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不管性格怎么样，郁达夫也好，鲁迅也好，都比较激进。而且，日本的环境也特别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早一批回来的留日学生，就是周氏兄弟。周氏兄弟很有趣，一方面很激进，说自己心中有个“流氓鬼”，同时又有非常绅士的一面。鲁迅很讲究，古书都要毛边的，周作人更不用说，喝茶，听雨。他们是很矛盾的，因为他们在“左”和“右”中间。周作人和鲁迅一起办的杂志叫《语丝》，据说这个名字是当时随便在一本书上挑了两个字。内容上不管政治，也不管左右，就是写散文。虽然后来兄弟反目，但这个流派延续到林语堂、梁实秋，影响到今天香港的小品专栏。小品文，最初是淡化政治的中间派。

《语丝》

比他们再稍“左”一点，但总体还是中间派的，就是文学研究会。比如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都是广义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从人数、阵容上看是这样，从观念、创作倾向看也是如此。如果说从欧美回来的是绅士，从日本回来的是革命派，那么文学研究会大部分是本土作家，是中国国学培养出来的教授。

创造社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创办不久就和文学研究会发生争吵，互相讽刺，其中的文学倾向、政治背景以及个人恩怨后来曲折延续了几十年。“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流派，一是为人生的艺术，一是为艺术的艺术。除了一些表面的文人争吵、意气用事或误会误解外，两个流派的文学主张的分歧，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使在拉开历史距离、足够客观的今天，也可能会陷入两难的选择。

03

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的人最多，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的，发起人有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沈雁冰、耿济之、蒋百里等，后来加入的有冰心、庐隐、许钦文、许杰、王鲁彦、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等。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从人数、阵容上看是这样，从观念、创作倾向看也是如此。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这些作家风格很接近，可是他们没有杂志，就拉拢沈雁冰成为社团的主要人物。沈雁冰当时很年轻，二十几岁，主编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个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来刊登文言小说，沈雁冰改版后登白话小说，然后变成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杂志。

沈雁冰

《小说月报》

夏志清有个概括，他说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有一种文学分类的说法，即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泛指的娱乐的文学。但这些概念推敲起来都有些问题，不是说娱乐的文学就不严肃，不能说金庸写《鹿鼎记》就不严肃。一般说来，严肃文学自觉有营养，甚至像药一样有治病的功能；通俗文学则更关心如何让人舒服。这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态度。

鸳鸯象征爱情，一男一女。蝴蝶呢？它把花里的花粉到处传播，说得好听是媒婆，说得不好听就是性行业的经纪人。有些东西用科学一讲就很令人惊讶。比如花，我们都觉得很美好，可鲁迅说，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虽然生物学的角度是事实，但作为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是一种引诱的礼节。

改编自亦舒作品《喜宝》的同名电影

当时的文学主流是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最多言情小说，包括今天同学们熟悉的深雪、李敏、亦舒、琼瑶等，都是批量制造爱情故事。这在当时也是主流。文学研究会要反对，认为写东西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是要为社会好的，不只为了消遣和娱乐。

严肃态度是相对鸳鸯蝴蝶派而言，学术态度则是相对创造社而论。创造社是由一群相信天才、相信灵感的文人组成，好像不需要多读书，人品道德和文学成就没关系；文学研究会则认为作家要多读书，要有才能训练，要有学术追求，相信人品与文品有联系，作家应该为人正派，讲究道德修养。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代表作是《倪焕之》，讲一个有新思想的老师斗不过学校的旧环境。还有短篇《遗腹子》也很好。他的后代现在还在写小说，叶兆言。最早的中学教科书，都是叶圣陶主持选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中学生》杂志，还有个开明书店编中学教材，主编是三个人：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学语文基础是由他们决定的，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方向，关心社会，温柔敦厚，代表了文学国语的主流派。比如郁达夫的作品，他们选《钓台的春昼》、《一个人在途上》，而不会选《沉沦》。

特别要提一下许地山。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福建人，在台湾出生，留学海外，又执教香港大学，对香港新文学有重大影响。因为他在港大做中文系主任，白话文在香港才成为正式的语言。他写得很好的作品有《春桃》、《玉官》、《商人妇》等，最好的是《玉官》，是写他母亲的，讲她吃教会饭，在教会里打工，可随身的口袋里老放着一本《易经》，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人生，而且不矛盾。

电影《春桃》

还有《春桃》，故事是讲春桃的丈夫被抓去当兵，传来消息说死了，但其实没死，只是瘸了腿。丈夫回来以后，发现春桃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了。这个男人在照顾春桃，以为她丈夫已经去世了。于是，回来的丈夫说，我走吧，你已经和春桃建立了家庭生活，我又是个废人。另一个男人说，你是她合法的丈夫，现在又残疾了，你不能走，我离开吧。当两个男人很尴尬地相互谦让时，春桃来了，她说，我的事情我决定，你们两个都不走。一个很浪漫的女权故事，还专门拍成电影。《商人妇》的女主人公，是和祥林嫂一样命运的人，两次婚姻不幸，但最后靠宗教和读书，找到自己的生路，得到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许地山有个笔名叫“落花生”，意思是人生应该像花生一样，果子结在地下看不见的，但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在地下，这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格言是：“人间一切的事，本来没有什么苦与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大多已是大学教授，学问也都很好。比如郑振铎，他的《文学大纲》是我的启蒙读物。编写这部书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当初，他们这一代人做大事的时候，就是今天意义上的八〇后、九〇后，非常年轻。

04

创造社：文学是为艺术的艺术

早期创造社的这一批成员，也都是八〇后、九〇后，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日本留学，都很傲娇自恋，都喜欢文学，而且看不惯国内的文学，既看不惯鸳鸯蝴蝶派，也看不惯文学研究会。他们觉得文学研究会是一批学究，带着功利目的，写“血和泪”，想救社会。他们说，文学不应该救社会，文学就是为艺术，不应该有目的。文学也不应该靠学问，文学就要靠“灵感”。这几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一个是学文学的。郭沫若是学医的，郁达夫是学经济的，成仿吾是学造军火、造大炮的，张资平是学地质学的，他的小说集叫《冲击期化石》。

这几个留学生在日本凑在一起，要成立一个团体，要改变中国文坛，十分骄傲自信。其中，郭沫若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不一样，文学研究会是靠集体的力量，十几个作家一样重要。创造社虽然有五六个人，但重要的人就是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无形之中有分工，郭沫若的成就是诗歌和戏剧，郁达夫的成就是小说和散文。

郭沫若这个领域对手比较少，尤其是戏剧，除了曹禺以外，戏剧成就高的人不多。现代诗歌方面，郭沫若也是写得最早的，后来徐志摩、闻一多超过他。但小说、散文是大部分作家都写的，比如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郁达夫能在这里占一个位置，很不容易。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创造社提倡“为艺术的艺术”。这两个主张，关系到艺术的起源、本质、意义和功能。艺术的起源有很多种，有两种最根本的说法。

第一种，劳动是艺术的起源。这是普列汉诺夫的主张，鲁迅也相信这个说法。比如，最早的歌是怎么来的？在原始时代，如果很多人一起来搬一棵树，就要喊一个口号，这就是鲁迅说的“杭育杭育”（即“哼吼哼吼”），是最早的歌。还有，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艺术，是欧洲一些山洞里的岩画，画了一些牛和标记，这可能是最早的人类绘画。有些人类学家说原始人画这个不是玩，就是做标记，说在这里曾打到过牛，或者藏了牛的什么东西。所以，艺术起源是劳动，它是功利性的，是有目的的。中国古代讲“文以载道”，也就推演出“为人生的艺术”。艺术和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一样，要讲究它的效果，而且要有一定的方式。

第二种，游戏是艺术的起源。这是康德的说法。他说，原始人的劳动不算艺术，吃完了睡觉也不叫艺术。但是，人和动物有点不一样，在吃饱了但还没睡觉的时候，他有一点多出来的精力，做一点生存之外的事情。这时的这种活动等于是一种游戏，而这种游戏就是艺术的起源。康德还说，人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因为它给你直接的好处，这是物质上生理上的快乐；第二种快乐，是你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快乐，这是道德上的快乐；第三种快乐，是它既没有给你好处，也不涉及道德，比如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感到舒服，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灵上的快乐。只有第三种，才叫美，才叫艺术，它是源于游戏。

艺术的起源，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决定了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见解。一个作品出来，有人说，这个作品有害，对社会不好；有人说，这个作品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很美。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本文节选自

书名：《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作者: 许子东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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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大宝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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