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中医”究竟是科学还是“玄学”？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极度关注。疫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之际，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传遍全网，在引发抢购潮的同时，也激起强烈争议。

今天，活字文化特别推送人大教授杨念群在其著述《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的相关篇章。杨教授回溯并探讨了在1929年，因西医余岩所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而把中西医从思想到行动的交锋直接推向了前台的一场有关中医生死的政治决斗。“ ‘中医’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医’总是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

本文摘自杨念群所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杨念群，1964年1 月生于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晚清名人杨度的曾孙子，晚清名人梁启超的曾外孙。1988－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什么是中医“存”与“废”的关键？

家庭诊所的一体化构造，师徒单线的私密性授传，经验主义方式的诊疗模式和草根般的药物配制程序，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存活了几千年，处处都仿佛阻碍着西医向中国乡村社会渗透进发的步伐。

时光在静静地流逝，散布在乡村的中医们仍像棋盘上的棋子般在日夜忙碌着，可对“中医”的痛恨仿佛早已郁积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西医长久压抑着情绪却酝酿不言的唯一理由，好像只是为了要找到一个喷火口，然后借助某人的口舌爆发出来。这张嘴找到了，火山口也终于喷发了。

1929年，西医余岩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把中西医从思想到行动的交锋直接推向了前台，变成了一场有关中医生死的政治决斗。这次“废止中医案”事件虽然发生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表面上也聚焦在对中西医理的分歧争议等抽象讨论上，但最终改变了中医在整个传统医疗体系中的位置。中医的存废之争最终变成了中国政治家们应对近代危机的一个突破口。

《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的文章主要是从余岩的文集——《余氏医述》或《医学革命论集》一至三集中选取的，按照内容编成六个部分：一、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三、本草研究；四、中国医学史研究；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六、序类。余岩思想比较激进，倾力支持辛亥革命，曾跟随留日医学生“赤十字社”回国参加军事救护，足迹遍布上海等地。1913年再赴日本大阪医大继续学医，直到1916年7月毕业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这其间，他大力译介西方医学，所著广为流传。

“废止中医案”及其随后引发的“中医自救运动”，表面上聚焦于一些中西医理异同的主题，如“中医”是科学还是“玄学”，中医药名是否应统一于西医标准等。但重要的是，中医的存废及其命运已经与更广义上的“社会革命”主题建立了相互呼应的关系。

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主题很少一部分源自自由主义对个人选择优先性的言说，表面上似乎为中医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现代支撑，但很快被融入到富强与救国的总体目标下隐而不彰。

中国在19世纪以后受到外来思想文化、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全面冲击，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矛盾。各个领域都发生新的问题，旧的问题也以新的形式出现。中国传统制度和方法均不能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尤为重要的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与政治行动家对这种“全面危机”发生的估计和理解，往往会导致某种行动的不同效果。

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的危机，各个领域中的个别危机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全面的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解决的方法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须侵入进驻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克服全面危机的同时，也解决各个领域中的危机，而解决各个领域的危机，又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中医”的贬斥与改造也自然成为解决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总体行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医行动方式的指责也与其他一些传统习俗领域的指责相互配套起来，试图通过一个个的个案解决以达到总体社会变革的效果。

本书是对中医疑难病症论述巨著《伤寒论》的解读，涉及“伤寒之意义”、“治病法要”，及“太阳、少阳、太阴”之病症纲要等。

那么，现代医学与“社会问题”之间应如何建立起某种新型关系呢？有人开出了一个齐全的“药方”：谁谓定不能胜天乎？传染病方面之防疫学，人种改善方面之遗传学及优生学，犯罪问题，则有法医学、刑事精神学，教育方面之教育病理学，其他如保险医学、民族卫生学，其应用之范围，固不仅以个人为目标，应知医者今后对于社会之职责，日益重大。前之所谓医者与听诊器、药笼，为不可须臾相离之狭义思想，而今应进于实际社会生活，使医学为社会化，医者为平民化，而后始能与人群有直接关系。

比较有趣的是，开这张“药方”的人把医学的治疗与疗救其他社会病症相匹配，而冠之以“社会医学”之名。他简直就是把医学当做了改造社会问题的灵药。在他的印象里，像犯罪、卖淫、迷信、贫困等等社会病态之所以存在，恰恰是没有充分倡导“社会医学”的缘故，“若能应用医学，以救济社会之病态、人生之焦躁，生活上不能满意之事件，不能解决，而法律亦可因之解善。社会卫生学，为改良社会问题急务之先。……故医家应负此种新责任之自觉。运用其独特学术之见地、科学眼光，改正社会一切问题，此乃现代医家应有之任务者也”。

医学居然能改正社会一切问题，不由让人想起了“上医治国”这句形容名中医的老话，可惜这里所说的恰恰是与“中医”相对立的现代“西医”的特征。

因为，如果按上述标准衡量，“中医”不但不能成为救治社会病症的“社会医学”，反而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甚至可与星相巫祝之流的“迷信”事务并列。按余岩的说法就是：“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

“中医”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医”总是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在“废止中医案”的第一句陈述中，余岩明确使用了二分对立法界定“中医”与“西医”的区别。虽然没有明示，但他所说的“个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而治病之必要条件在于认识病体，确指“中医”的行为习惯无疑。他把“治疗医学”向“预防医学”，“个体医学”向“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向“群众对象”的转变，恰恰看做“西医”有别于“中医”的核心特点。这种表述暗含着极为强烈的褒贬意味，仿佛以个体为对象的“中医”与以群体为对象的“西医”之间的差异，不仅关涉着“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而且也是“亡国”与“救国”政治分界线的标志所在。

西医拥有“政治正确性”

更具体而言，在余岩等“新医”们看来，“新医”与“旧医”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完备的“卫生行政”能力，以推行群体预防和治疗步骤。而中医无法在调查死因、勘定病类与预防疠疫上有所作为，特别是在防疫这项大规模的群体行动中无所作为，从而根本达不到“强种优生”的近代政治目的。不用说，这确实狠狠击中了“中医”的软肋。

在另一篇文章中，余岩的表述更直指旧医“近代政治”理念的缺乏。他指责中医“以六气为致病之源，而不信微生物之传染，疫疠之行，委之天行，则卫生防疫之法，遂无下手之处，混虚损于痨瘵，合种种热性病于伤寒温热，而不能识别疾病之个性，则调查统计之术，于是乎穷”。以上这段话的核心是指中医制度缺乏卫生行政的设计。下面这段话则简直大有上纲上线的意味了：“更何论乎强种，更何论乎优生，是其对于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政治所利用。”是否能为现代政治所用变成了中医能否继续生存的标准。

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强力政治的干预推行和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邹谠即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使得20世纪的中国人对政治在文化、社会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感到习以为常，这和英、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19世纪时，英、美的政治在社会中发挥的力量很小，而社会自发的力量则对整个国家、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邹谠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学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1963年出版，中译本由王宁和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之危机》（1968，合编），《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1981），《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1986），《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1994）等书。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更令其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中国的现代政治出于“社会革命”的需要，不但大量吞噬传统乡土社会中相对自主的社会自发力量，而且以惊人的速度规训出了中国人的新型政治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医的个体化游动形式通过“卫生行政”的途径整合进现代医疗系统，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日益成为以政治手段处理全面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法。中医最后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也越来越取决于其对这种被现代政治包装过的新医规训的认同程度。

余岩的“废止中医案”所规定的废止办法中，就规定有一条“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还有一条规定是，旧医满五十岁以上，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可以不受补充教育，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实际上，是想通过把中医排斥在卫生行政的总体训练规划之外，以达到在数年内消灭中医的目的。

最后抵抗的逻辑

“废止中医案”出台之初，“中医”第一阶段发动反击的策略是反复强调西医防疫和卫生行政需大量耗费社会动员的制度资本，虚耗国家财力的弱点，以此突出“中医”虽无“群体”防治之功，却有救济弱者之实的传统。

如下面一段话就对所谓“医学行政”语含讥讽：

所谓卫生者，犹若清道局之清洁街道而已。所谓防疫者，先造出恶空气，张大其辞，予人民以恐怖，日惶惶碌碌于注射。为外货推销员固可，若谓能防疫，欺人自欺之惯技耳。发明防疫血清之国，至今日，已觉注射防疫血清为不可恃。吾国反恃为救命符，无非为政者感情用事，将国家巨大库款，掷诸虚牝，于实体上何所获益。

不过，在经过初期激烈的短兵相接的交锋之后，一些中医理论家马上意识到，如果为了强调自保而一味地攻击西医的防疫与卫生行政弊端，不但不利于确认中医在现代医疗系统中的位置，反而有可能壮大西医排挤中医的势力，而使自己难有立锥之地。

所以，“中医”很快调整反攻策略，力求在国家行政的整体设计中预留出与西医平等相处的位置。中医们意识到：“如卫生之行政权，法律之优先权，财政之调使权，业务之自由权，凡此中医之不能享受者，西医皆得而享之。立场虽同，地位则异，天光水月，霄壤悬殊。名虽中医存世，实则已夺其魄矣。”若要克服这种被动状态，就必须“先在地位上争得平等权利义务，处处与西医并驾而齐驱，庶学术得以宏大，利权不致外溢”。

要在地位上争平等，必须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西医所规范的行政体系之内谋得一席之地，但其代价是中医必须放弃自己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而参与到国家政治意识控制下的医疗制度中担当群体负责的角色。然而，这种“自觉意识”的形成却是以内心世界的摇摆不定为前奏的。中医们既意识到“中医西医，明确两种不相同之学术，其不能强不同以为同，固事势所必然，无足异也”，同时又抱怨西医“既曰国医尚未整理，又不愿国医有实施整理之法令”。

这种内心冲突一度弥漫于整个中医学界，更有言论为中医的存留寻找比西医存在更为合理的政治理由，认为中医不但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而且还具有“极端之民族主义特质。中国民生之繁衍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就是中医唯一之伟绩。而东邻日本民间创设东洋医道会，开始舍西医研中医，此又不能不谓我中医之精神，实隐含有东方民族主义之空间也”，且“无背于先总理之三民主义”。

争议的核心症结是，面对“个体”而又行事分散的中医是否应该改变自己的传统风格，而屈从于建立在“群体”监控意义上的西医系统。

最终显然是时势比人强，中医内心的紧张与犹疑无法迅速消解西医在制度扩张上的强权压力。到了这个阶段，中医的抗辩已经难逃如下的悖论式命运，即表面形式上是在与西医谋求制度上的平等，而现代制度的内涵恰恰又是以西医的行政化形式配合以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垄断的，这意味着中医一旦在这个系统中谋取了自己的位置后，反而会遭遇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待遇。

现在看来很清楚的事，当时大多数中医显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他们的认识仅仅限于中医一旦参与卫生行政，就可使“利权不致外溢”这样的思考层面上，而丝毫没有感觉到中医传统有可能全盘置于西医控制之下的后果。

在这一思路的支配下，中医的抗辩逻辑基本上建立在如何在国家行政框架下争取与西医具有平等地位这个目标上，而国家在医疗行政上的现代设计蓝图又完全出自西医的手笔。因此，中医谋求平等的努力结果不过是在西医监控的部门中谋取生存之道而已。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医从此不想成为“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而想成为“社会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中医界一直到处弥漫着中医对卫生行政不顾及“国医”作用的抱怨：“卫生当局，于通过卫生条例之初，曾声明他日当另订国医条例，足见现行之卫生条例，为纯粹之西医条例，现行卫生行政系统，为畸形发展不完全之卫生行政系统。”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如此抱怨之后，“国医们”纷纷呼吁在构思国医条例时，政府应该考虑通过制定规则确立“国医”在卫生行政中的位置。在全国医药团体请援团报告中的重要理由是，西医不过是大都会中少数资产阶级的疗治者，卫生部不应只为少数人谋幸福计。在另一份与此相呼应的文献中，则特别强调中医在乡土社会数量巨大，只有“中医”参与医药行政，才能使“社会医学”不局限于城市，而在乡村真正奏效。

以下两句话使中医参与卫生行政好像显得颇有说服力：“吾人以为欲谋民族健康繁衍，唯有政府毅然改变卫生行政方针，不偏重建设都市之卫生设施，而同时注意普及全国农村治理医药，不偏重奖励推销舶来品之西医，而同时负责整理民众信仰之中医，方为得体。”卫生部对中医要求参加卫生行政的回答是，“本部已早有此议”，“待有相当人材即当延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