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而坚韧的“敷衍”，是爱情语义学发展的顶峰阶段

【编者按】

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德国社会学家，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作为系统论的代表，他将社会及其不同分支领域视为纯粹由交流构成的诸社会系统，主张一种激进建构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激情的爱情》是他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作。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卢曼的社会理论整体框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从学术生涯伊始，卢曼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他选择了“爱情”为授课主题。

卢曼认为，西方的爱情语义学自16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形式变化，反映了造成人格性亲密性日益增长的社会分化。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过去的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间接地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本文节选自该书译者范劲的译序，归纳了什么是卢曼心目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爱情秩序。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什么是卢曼心目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爱情秩序呢？卢曼的整体思路可总结如下：

1.以性的共生机制为物质基础，将当事人诱入罟中，欲罢不能。性的标志最容易将人格和社会情境区分开来，有助于在公共场合中发现人格性爱慕的苗头，因此能代替风雅承担爱情的启动功能。身体关系是最好的简化机制，它能比友谊更有效地将伴侣双方和周围环境隔绝，换言之，将他们隔离在大多数复杂性之外。在当代的爱情关系中，性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原因在于，当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需要更有力的化简工具。但在另一方面，由性展开的人类关系的亲密内容恣肆繁杂，必须将其纳入亲密交流模式中，否则会造成持久的干扰、不堪承受的负担。爱情也体现为性的理想化和系统化。

2.以爱情为引导性“意义”（Sinn）。卢曼的“意义”系指超出当前意义的“指引盈余”（Verweisungsüberschuss） ，同理，爱情作为“意义”的特点是在系统关联中建构，同时却又超越此系统关联。意义不是某个高悬的理念，卢曼所讲的意义和世界、视域同义，这个世界视域随着建构行为本身而增长，同时包含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已有的和未来的视域。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曼的爱情包含了理想化和悖论化两个动机。爱情随时超出自身，这是理想性的一面；而恋人必须将自我建构的世界视为真实，又是悖论性的一面。

3.现代爱情以偶然的启动机制取代理性考虑和风雅技术的启动机制。偶然被植入符码之中，象征选择的自由，机会的无限敞开，提高了恋爱的成功机率。主动引入不确定性，是为了对冲爱情交流的不确定性，而无前提的偶然开端，更提升了爱情作为“无中生有”的交流成就的人生价值。

友谊中的委身他人是为了自我的双重化，而自由爱情只跟个体人格相关，在委身他人的同时仍保持自我同一。但是爱情中的个体人格同样是偶然的，绝非某种固定的质性（如果是这样，爱情就可以通过“道听途说”实现，而无需见面）。实际上，恋爱者的人格是在交互作用中建构的。有交互作用在，就有作为依托的人格在，人格（悖论性地）既是建构的根据又是建构的产物——“人际间互渗入恰恰意味着，另一方作为恋爱者自身体验和行动的视域，使恋爱者作为我而在，离开了爱情这一我在（Ichsein）就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是在偶然相遇中成就了两个偶然的人格，恋爱在事情维度上就是两个偶在的悖论，悖论成为“事情本身”，需要在交流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展开自身。

4.行动和体验的悖论性共在场（Kopräsenz）是爱情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行动和体验分属于不同的交流系统，一种属于社会系统，以实在情境为导向，一种属于心理系统，以想象中的实在、以对于（对方）想象中的实在的想象为导向。当行动和体验同时出现在一个事件中时，共识性整合是不可能的，偏偏爱情就是要实现这一不可能的整合。二人交互作用的核心就是行动和体验的同时发生：他者被爱的体验，引发了自我的爱的行动。如果一个人以另一个人的体验为观察和行动的理由，而不分辨后者的想法是否荒唐或自私，人们就知道他陷入了爱河。简单地说，A将B体验为被爱者，将自己体验为恋爱者或行动者。A对B的体验必须直接引发A作为恋爱者的行动，否则就无法将自身体验为恋爱者。如果B现在体验到A爱自己，而且将此体验也作为自身的行动来体验，则B也是一个恋爱者。

5.爱情的另一基本问题是在瞬间中安排永久。瞬间和永久共在场，意味着不同时性（过去、现在、未来）的同时化。永久不仅是幻象，更是爱情的形式，凡真爱都是永久的，真的恋人都会使用永久这一形式——不过必须在“瞬间”的媒介中。因此瞬间和永久的矛盾在交流中不成为问题，对交流不构成障碍，反而造成了交流的有效性，这就是爱情系统中媒介/形式的交替形式。真爱情永远是瞬间，永远是永久。一切的关键只是，交流本身要继续下去，拖延下去。人们只能用时间来实现永久的形式，在时间中思念永久，保存瞬间。

系统论道出一个公开秘密，交流需要时间，以便和交流相连接——“需要时间来进行下一步操作，以便能呆在被标记一边，或跨越构建形式的界限”。意义由时间而实现，证明“互渗”和“永久”两个虚构的唯一办法是继续虚构。但这不是对时间的简单消耗，恰相反，交流即时间，恋人以无休止的谈话、口角、戏语制造了“自己的”时间。理解了这一整体思路，如何将悖论去悖论化，让处于双重偶在中的恋人的处境可以忍受，答案就清楚了——那只能是时间，而非任何一种超越横向（体验和行动）和纵向（瞬间和永久）悖论性共在场的先验层次（理想）。服从符码的理想，做伟大的恋人，只意味着将悖论无限推延，爱对方意味着永远愿意再忍受片刻的不可忍受，和对方一道制造同时又忍受悖论。因果性归因的难题不可能由一个过程之外的抽象理念，而只能由时间这个最具体又最抽象的理念来解决，换言之，爱情的困难只能由爱情本身的延续，由继续使用爱情这一媒介来克服。中国“难得糊涂”的古老人生智慧，在这里得到了精确的理性化表述。难得糊涂不仅包含了忍受悖论、不放弃悖论的悲剧精神，还表现了中国人享受悖论的乐天性格。

6.这后两个问题的中心化造成了卢曼所提倡的“问题导向”，从理想到悖论到问题的符码转换，就是让爱情作为自由秩序的本性越来越清楚地呈现，爱情最终显示为依仗性的引诱、爱情的引导而实现的自我秩序建构。问题导向就是学习导向，每一次亲密性忍受都是一次学习——学习如何更好地忍受！问题是向着未来的，即不是向着过去的理想，而是向着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敞开——爱情真正的魅惑在于，它能敞开世界的未知空间。很少有人想到，没有悖论逼迫，我们又怎么会暂时放弃自身，片刻地走出一己的逼窄世界。真正爱过的人，才知道忍耐中暗含的学习机会。

耐心而坚韧的“敷衍”，是爱情语义学发展的顶峰阶段（尽管卢曼不愿这样来表述），即问题化的阶段。问题导向即操作导向，操作中才有系统存在。这种操作绝不简单，其中包含着一种无法实现而只能无限接近的理想性，即理解性地体验，按理解性体验去行动。

卢曼把交流过程分为三个选择行动：一是信息的选择；二是传达的选择；三是接受或理解的选择。信息和传达的实现者是“他者”（Alter），理解的实现者是“自我”（Ego），但理解并非理解所传达的内容为何，而是理解到有信息传达给我，但同时也理解到，这个传达来的信息和传达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区别的，即是说，理解了选择一和选择二之间的区别，因此接受者的选择内在地包含了前两个由“他者”做出的选择，它是三个交流行动的综合，将三个行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操作”（Operation），因此接受者才是自我，是第一位的，而信息的采集者和传达者是他者，是第二位的，这和通常的交流理论和日常经验正相反。这等于说，怀疑才是交流的基础，你在接受的同时在怀疑，同时还知道对方知道你在怀疑，因为怀疑将交流推进、维持下去，交流成功的标志就是不确定性的维持。这种关系的极致就是爱情的亲密关系。爱情“不可交流性”和信息选择与传达选择的区分无法实现有关，因为在爱情场合，“假如信息过热，传达也不可能冷静”，换言之，信息和传达都不是根据社会通行的选择标准，而是服务于恋人的勾心斗角、交替测试，以至于堵塞了交流。

如此困难的情形下，更需要理解的努力：理解对方的体验和行动与其环境的关系，理解信息加工的特殊方式，并进而理解自我描述的弦外之音。他者的理解负有一项艰难任务，即让自我忘掉作为芸芸众生的客观事实，在二人世界内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个体性就体现在系统/环境、信息/非信息、自我描述/实际情形等多重差异上，而个体性也让多重差异变得可以容忍。凭这些差异，恋人从芸芸众生中自由地选择了对方，凭这些差异，恋人能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唯一选择，而且因为尘寰中只有自己能做出这一“绝对”正确的偶然选择，这个选择也就证明了、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换言之，彼此帮助对方从匿名建构的世界脱颖而出并获得个体尊严，就是现代爱情的神奇功效。不仅如此，在对方中承认不可化简的多重差异，接纳对方体现的多重差异，就相当于用对方的眼睛（差异标准）在看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