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青年人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是中国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青年人应当如何进入中国古典的世界？冯庆的《古典与青年》一书给出了尤为重要的答案，涉及了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的文化思潮、现代中国文艺论争的关键问题、当代大众文化凸显的时代特征等关键问题。

撰文 |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今天，拿中国传统说事儿，或者努力显示自己如何了解、秉承中国传统，已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开始意识到中华文化、中国古典学说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至少故作姿态也要表现出这一点）。作为学科归属上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为业的人，自然觉得非常之好，最起码感到自己或许有了些许“用武之地”。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何谓“传统”，何谓“古典”，何谓“了解”，在今天显得尤其纷繁混杂、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比方说，有人认为中华古典就是坚持精英本位，我们这个社会要供养并尊重像他们那样的精英，其地位有如顾炎武在《生员论》中所痛心疾首者，又如赵瓯北在《廿二史劄记》里描述的晚明乡绅。必须要保证他们能占据大量的经济与文化资本，芸芸众生应当俯首帖耳听其教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以势压道”，就是中华文化“花果飘零”，就是不尊重“斯文”。又比方说，有人强调坚守中国传统的立场便要拒绝“国家”，坚持个人优先，认为凡是宏大叙事，凡是讲求为人民服务，都是近代的“乌托邦”思潮，而古人则拥有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地方性”与个体性，儒家学说用来“修身”，用来拒绝为共同体做贡献便可。更为常见的，或许就是刻意凸显中国传统与20世纪使中国改天换地的政治经济实践之间的“巨大断裂”，并认为中华文明仍然在对岸，甚至在东瀛。

凡此种种，让人一时间感到十分错愕。甚至怀疑自己与那些大人先生们读的是否是同一种古籍？按照以上这些十分有趣的观点，《孟子》的“仁政必自经界始”肯定出自1949年以后新造的“伪经”，而非源于先秦“古本”；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必然是当代好事者根据“集体主义”思想所杜撰之句；汉儒哀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代朝廷一直不断尝试“限田”，命刺史巡视四方，打击强宗豪右，此事定为子虚乌有，乃晚近一些政经路线所伪造的说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书中所言，魏晋士人宗尚玄虚，南朝门阀只为“门户私计”，在正统的儒学论述里似乎没有什么赞誉之词；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样的诗词，或许才能引起古代大多数士人共鸣。更有甚者，翻遍《十三经注疏》与《皇清经解》，恐怕里头也找不到任何认可张爱玲与徐志摩似的小资情调。毕竟那是一种“不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往往以“利他”的面目出现）。

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大概需要思考当代有志于为文化建设做贡献的青年人应当如何进入中国古典的世界，如何把古典的精髓内化为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修齐治平的理论资源。周虽旧邦，其命为新，中华文化的存续需要一代又一代具有鲜明政治与文化意识的新的担当者，他们能够做到位卑未敢忘忧国，能够具备一己荣辱为轻，天下苍生为重的道德觉悟，能够持之以恒的细致阐发古典智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庆的《古典与青年》一书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的文化思潮、现代中国文艺论争中的关键问题、当代大众文化背后凸显的时代特征，以及从学理上分析古典精神在当代的各种状况与困境。

《古典与青年：理论时代的经典阅读》，作者：冯庆，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

本书的“题眼”，或许在于这段话：“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自然也就成为中国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青年人如果无法正视理想之古典与现实之当代的‘断’与‘续’，在生活中——更不用说在学术生活中——也就容易变得局促且呆板，或是沉湎于故纸堆孤芳自赏，进而变成迂腐的‘两脚书橱’，或是失去体面的形象与正派的心肠，进而与不义的时势媾和”。

如欲让这样的理想真正得以实践，那么就必须正视一个现象，如何定义“古典”（或曰“传统”）。作者认为：“古典往往包含了这两个内涵：时间上的‘古老’和品质上的‘典范’”。因此，“古典研究旨在提供对人之本旨和高明智慧的理解”。就此而言，古典研究与其说是书斋的，不如说是实践的，是面向社会的。“对‘古典’的重新恢复，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呈现历史真实并介入当下生活，并为我们今天的文明重建提供新鲜活力？从事古典研究的青年人，必须经过这一问题的基本经验。毕竟，我们不能因为古老的经典富有魅力，就沉浸在其中，失去面朝当代事务的勇气与信心”。或许是我们都认可那句著名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作者才会觉得“古典研究恰恰最需要青年人的生命血气，去推动它朝向新的前景运动”。

冯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教师。

说起“实践”，这在当下的文化场域里其实也并不稀奇，特别是在衣冠层面。不过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古典真正的传承与复兴，其实另有更为关键的要素。在清末，当中西交涉日益频繁之际，章太炎有感于来华传教士也在大力宣扬中国文化如何“好”，劝告国人要意识到“泰西之黠者，其于中国且善厚结之，如桑螵蛸而箸之，勿易其士，勿变其贴经；其举者置以为冗官，或处郡县，则比于领事；又令西士之习于华者，籀读吾经纬以号于众曰：‘吾有仲尼之遗计籍焉！’若是，则西教瘉杀也，而中国自是终于左衽矣”。彼辈看似在弘扬中国文化，实则要借用某些传统意象来消灭中国人对于国家独立与民族翻身的基本诉求。这种“传统”是一种带有东方学色彩的“传统”。与之相似，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规划中国研究的议题，有参与者就建议：“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例如，儒家学说与主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既不一致也无兼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亚洲基金会”也在那时开始资助被今人视为中华文化堡垒的新亚研究所，希望后者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反击共产主义。某位当代著名的“大儒”，就是在那时领着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深造（参见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9、181页）。毋庸讳言，这样的叙述方式，很长时间里也成为此间相关人士进入中国传统的主要途径。

《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作者：张杨，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

因此，在今天，要想真正使古典发挥其实践意义，除了对于古典本身要有基本的认识与服膺之外，更要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有清晰的认识。这就要求有志于弘扬古典的青年，除了要克服以上所言的陈年旧账，还要祛除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被动接受的各种大众文化熏染，比如反思1990年代某些文青杂志里时常宣扬的诸如“美国人如何有公德”、“日本小朋友冬天穿短裤”之类的奇谈，以及把成功学夹杂在“文明等级论”里的“中国女孩在哈佛”式的洗脑文宣；更要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认识到什么美国建国乃“绅士谋国”，明治维新何其“成功”，二战胜利全靠英美等历史段子言之荒诞，这样才能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来认识古典，在自己的日常思考中践行古典。否则，研究者的基本价值观早已被这样的杂志与小册子形塑，之后面对华夏历代典籍，能有多大程度上的心灵相契，能够体会到多少古人的政治德性，恐怕实在难以令人乐观。当年陈寅恪批判的“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8页），在今天也许还在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着。

冯庆借助研究当代诗人闻捷的作品，指出其并非把“抒情意识”独立于对当代政治实践的认同，而是“时刻尝试从中国、从各民族自身的传统里吸取‘群’的资源，调动起类似古典抒情诗的典范规训机制，促使读者在诗中进入一种伦理的‘向上’状态，并使之最终服务于团结各民族与各阶层的政治目标”。进一步而言，“与人民心心相印的抒情诗内含的高尚质朴与气韵生动，构成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人的全部价值。正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我们应当更多地在这一高明的维度尝试理解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看到他们在何种意义上为人民关于劳作、恋爱和友好相处的现代世俗生活，进而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鲜活的根基”（冯庆：《<天山牧歌>中的建设、爱情与民族亲和》，载《古典与青年：理论时代的经典阅读》，第201页）。古人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又曰：“温良敦厚者，诗教也”，既然诗在中国古典政教体系里地位如此重要，那么这里以当代诗人的文化实践为阐释对象，其实也昭示了古典如何在现代展开的具体路径。

当然，此书的问题意识不在于考索古昔，而是思考当下与未来应该怎么办。虽然当代的大众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症结，但作者相信：“新的阅读生活，充其量带来新的知识。但智慧则往往是单数，是字里行间的从容不迫、以一敌万。人性可以在厮杀和残暴中变成兽性与奴性，高尚可能因为技术的僭政而沦为平庸和腐朽，但只要那古老的审慎意识抵御住了三岔口的诱惑，人类的尊严将禁得起一切岁月和风沙的洗礼”。

在这段文辞颇优美的句子里凸显出几个关键词：“智慧”、“高尚”、“审慎”。这些词句自然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别说在充满焦虑的“理论时代”风气之下，何谓“智慧”、何必“高尚”、何以“审慎”，答案已经不那么清晰了。“理论时代”里各种智力游戏式的解构、批判、否定，在各种复杂学理的包装之下，如果按照“文心”、“史德”这些古老的知识伦理来评判，很可能只是某些当代研究者自己日常生活境界的含蓄（或许也不那么含蓄）表达，对此作者如是观察：“他们往往以看似激进、实则迂腐的姿态‘解构’人文学术，尤其是传统人文学术，以此凸显一份‘革命者’的心态，与此同时，他们又要求时代给予他们尊重，要求体制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说得直接一点，后现代与士绅想象，岂可兼而得之？渴望士绅的地位，却遗弃以天下为己任的古训，又岂是古圣先贤的教训？

因此，作者语重心长地指出：

青年人的古典研究，除了是对人类伟大传统的虔敬，还应当是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存状况的悉心体察，并最终做到对自我生命召唤的忠实呈现。只要愿意抛去知识生活中的傲慢与偏见，将视野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发现，因为遭到现代西方技术主义—历史主义精确性思维的排挤而在知识界褪色的古典政治—伦理气质，似乎仍然在人民——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俯拾即是、散发生机。在高尚劳动者、治理者、经营者那里，依然保存着古典传统教诲的星星之火。中国人民对真正的“古典”有无比的热情，他们只是需要更加高明、深刻的指导，才能接近最纯正醇厚的学问内核。

《中庸》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朱子释此句曰：“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可见，真正的古典，活着的古典，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当中，存在于维系着中国这一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各种制度、伦理、奋斗、牺牲之中。“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不正是从“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中彰显出来的“道”吗？“春风杨柳千万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正是以鲜明的当代意识展现着“道不远人”这一古训吗？“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毕竟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曾经是一位努力汲取古典营养的青年。倘若有朝一日，大多数以钻研古典为业的当代青年，能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做到“以百姓心为心”。这样，古典知识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我们未来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