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匈牙利作家马利亚什·贝拉：写作这种较为孤独的艺术形式，我开始得最晚

“我们总是生活在战争中，这样或那样的战争，总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搏斗，也总有什么让我们怀抱希望。在这二十多年里，巨大的变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生着，至今如此。”

1998年5月24日，三位身穿传统服饰的匈牙利妇女正在投票。 （视觉中国/图）

在布达佩斯的佩斯这一边，有个破败的旧城区，不同于布达那一边古老华贵的皇家气派，佩斯里工人新村筒子楼或带天井四合院式的集体公寓楼，已年久失修，塞满了各类底层城市居民或移民。

1991年为躲避南斯拉夫内战的兵役义务而从贝尔格莱德逃到布达佩斯时年25岁的流浪音乐人和画家“马利亚什医生”，就在这样一栋摇摇欲坠的公寓楼里租住了一套房子。之所以叫“医生”这个艺名，是为了给东欧人的心灵疗伤。

马利亚什·贝拉来自塞尔维亚一个布尔乔亚家庭，父亲是医院院长，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母亲是一位学院派作曲家，他因此接受了完整的教育。1988年，热衷先锋音乐的马利亚什和朋友组建了“学者们乐队”，作为乐队的灵魂人物，他身兼主唱、萨克斯风手、小号和长号手。他们的乐队在欧洲和美国巡回演出，发行了十几张流传颇广的原创唱片。他最新的一本书《没有米洛舍维奇我就不能活》就讲述了乐队的悲欢故事。

尽管最早接触的是先锋音乐，马利亚什读大学时却选择了民间音乐专业，他得以投身巴尔干半岛形形色色的民间音乐中。欧洲文化的现代潮流和巴尔干半岛粗蛮、凶悍的文化风格，都体现在他的音乐、绘画和后来的小说作品中。

“写作这种较为孤独的艺术形式，我开始得最晚。”1998年，32岁的马利亚什出版了第一本小说，由此成为作家。

2018年9月中旬，我带着刚从花城出版社拿到的“蓝色东欧”系列《天堂超市》的样书——它们还没有入库和上市，打车到马利亚什的寓所，按照房号找到他的工作室。他住的差不多是顶楼，因为没有电梯，需要耐心地爬上去。涂成绿油漆的墙裙有一种熟悉感。壮硕的“马利亚什医生”听到声音，早已站在门口等候。

两年前，他的恐怖小说《垃圾日》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小说中 “主人公”——那栋破烂、诡秘的危楼令人心存怵惕。也许它就是马利亚什么现在居住的这栋楼吧。

“是，也不是。”在工作室的沙发坐下后，马利亚什打开一瓶匈牙利红葡萄酒说，“我在《垃圾日》中把我在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曾经住过的两栋楼揉到了一起。”

他解释，《垃圾日》里描述的那栋楼就在附近，他曾于1991年到1994年间居住在那里，后来才搬到了现在的这栋楼。两栋楼差不多，所以现在的楼也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原型”。

马利亚什的作品像他本人的体格一样强悍有力，也像他的先锋音乐一样充满重金属感。《垃圾日》和《天堂超市》都聚焦于东欧剧变后的生活，出版后取得不小的成功，使他成为当代匈牙利最活跃的作家。

《垃圾日》按房号写了公寓危楼里住户的46个惊悚故事，危楼就是小说结构本身，各个窗户里的霉味与挣扎。最后，一辆卡车因为躲避行人撞向了这栋危楼，火灾后危楼倾颓欲倒，政府给危楼贴上了封条，居民赶走了地下室的“原住民”乞丐，搬进地下室继续无望地等待着。

“每个人都要面对新时代的变化，迎接挑战，为生存而拼争，要么找到了出路，要么没有找到。”马利亚什说。

《超市天堂》的匈牙利文原名是《一个死人的日记》。“它描写的是匈牙利社会如何进入消费时代的，突然之间，从货物紧缺变成有钱能够买到一切。”

马利亚什认为，这种“买买买”和“卖卖卖”的消费天堂让人疲惫不堪。消费的“天堂”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它正是人间现实的写照。

我们喝着葡萄酒，一直聊到深夜。我离开的时候，马利亚什让门敞开着，这样灯光照亮黑黢黢的楼道。

马利亚什·贝拉在布达佩斯的工作室中。 （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垃圾日》里的那个公寓楼吗？

马利亚什·贝拉：是，也不是。我在《垃圾日》中把我在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时期里曾经住过的两栋楼揉到了一起。当然，书中的公寓楼是一个象征，并不完全是写实的，小说中有很多人和故事，并不都发生在这两栋楼里，但跟我的生活曾十分贴近。那时，我是英文教师，还是艺术家，结识了楼里楼外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我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南方周末：你是匈牙利族人？

马利亚什·贝拉：我是匈牙利族的匈牙利人，只是我在塞尔维亚长大，那时我属于一个少数民族。那段生活对我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作为少数民族要守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生活在特殊时期和地域的多元文化之中，不仅是塞尔维亚文化，还有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的文化。

南方周末：你能讲讲你的家庭吗？

马利亚什·贝拉：我在前南斯拉夫出生并长大，这个国家在一战前并不存在，是在一战之后基于大国的意志，通过各种的交易和妥协才由众多地区拼凑而成。由于巴尔干半岛总是动荡不安，他们觉得组成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可以把那些不同民族的人统一到一起。

我出生在一个布尔乔亚家庭，父亲是一名内科医生，在一家医院担任院长，我母亲毕业于牛津大学，不仅是语言学家，还是学院派作曲家。但是后来，命运让我脱离了这个布尔乔亚家庭，作为一位民间音乐的研究者投身到巴尔干半岛形形色色的各民族中间。巴尔干半岛原始、粗粝，甚至残忍的传统文化对我影响非常大，无论在音乐、绘画还是其他艺术方面，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体验。在我的体内，这两种文化交织到了一起，一方面是欧洲文化的现代潮流，另一方面则是巴尔干半岛粗蛮、凶悍的文化风格和生活认知，它们同时反映在我的作品里。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非常关注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毁掉了什么，创造了什么，终结了什么，开始了什么，还有不同阶层在社会转变中被迫遭遇的改变。

南方周末：你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

马利亚什·贝拉：我本来只对现代艺术、西方艺术和先锋艺术感兴趣，但是，命运的安排我到贝尔格莱德大学巴尔干民间音乐系读书，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另一个全然陌生世界的门。

南方周末：你学巴尔干民间音乐，到后来做乐队，中间有什么变化吗？

马利亚什·贝拉：无论音乐、绘画，还是社会现实，都会帮助一个人了解自己和他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了解每一个人的希望和欲望。在巴尔干人身上，潜藏着巨大的艺术力量和张力。这些地域文化很容易跟现代文化产生剧烈冲突，比如媒体文化和消费文化。

南方周末：你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利亚什·贝拉：在我家里所有人都学过音乐，所以我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在我的同辈亲友里有人画画，在他们影响之下，我少年时代就拿起了画笔。写作这种较为孤独的艺术形式，我开始得最晚。起初，我写过一些音乐评论，或很短的故事。我的第一部书真正出版是在1998年，当时三十来岁，从那时开始我算是一位作家了。

南方周末：你的第一本书是《垃圾日》吗？

马利亚什·贝拉：在《垃圾日》之前还有两本书，那两本书都是很短的故事集，里边配了一些我自己的画。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就是这本《垃圾日》。它是2004年出版的。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写《垃圾日》，这本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一个公寓楼里每个不同房间住的客人。

马利亚什·贝拉：我的生活里有许多非常重要、对我影响很大的人和事，我用一栋楼把他们放到了一起。语言、叙述方式等许多方面，有着许多现实主义元素，当然里面也有许多野蛮、残酷的元素，同时还包含了一些抒情和隐喻的成分。

南方周末：一些故事特别残酷、黑暗，还有一些故事是温暖的。

马利亚什·贝拉：匈牙利从1990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即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的社会变革。有人抓住并且利用了这个机会，谋取到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但也有很多人被变革中的社会遗弃，他们过去习惯的生活被迫终结，必须重找出路，但却不知道往哪里走。无论知识分子、有钱人，还是平民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新时代的变化，迎接挑战，为生存而拼争，要么找到了出路，要么没有找到。

南方周末：比如小说中的那位老太太，她因为饥饿去医院找人体器官熬汤吃肉，这是超现实，还是现实？

马利亚什·贝拉：艾米大婶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她确实就住在这栋楼里，生活非常艰苦，她经常在垃圾桶里翻找任何可以利用或充饥的东西。至于她用来熬汤的男性器官，当然是我做的文学处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这种事，但从逻辑上和情理上讲，是可能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位这样谋生的老妇人。

南方周末：小说结尾，居民们搬到了地下室，生存的情况变得更糟糕。我感觉这也许不是真的，应该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

马利亚什·贝拉：我们这栋楼从十年前开始装修，先后有三家公司承担了这栋楼的装修项目，但到目前为止，这三家公司都倒闭了。这些公司都说要在地下室建一个停车库，挖了一大堆土，最终没有建成。在旧屋顶上又盖了两层，也没完工，他们承诺把电梯弄好，结果新的电梯无法使用。生活中每个人都像是这栋楼的居民，生活在混乱无序之中，很多人认为，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只好改变或剔除掉自己的想法，随遇而安，听凭社会变化的席卷，或许还能够得到好处。居民们搬到地下室这个情节是一个象征，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能逃出来，即那个无家可归者，他没有家，也无所谓失去，他去哪里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能够离开那里。而其他居民则寄希望于将会发生的变化，寄希望于别人的拯救，因而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绝望地等待。

南方周末：你从1991年开始，一直住在这个地方？

马利亚什·贝拉：我前三年住在另一栋楼里，但那栋楼的情况跟这栋楼差不多。我从1994年住到这栋楼，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套房子是2001年才刚进来住的。这原来是两套公寓，现在打通了。这个画室是我在2010年买下来的，原来的房东是一个老太太，也是《垃圾日》里的一个人物。她丈夫原是一位鞋匠，丈夫死后，她在这间屋里独居了三十年。她是一位残疾人，由于没电梯，下不了楼，将自己关在家中。身边没有人能够照顾她，她也不跟周围人联系。有一位社工每天给她送来些食物，救护人员每周来带她去洗一次澡。匈牙利政府会向她这样的孤寡老人提供一些救济和服务，免费送饭，每周洗一次澡。在这间屋里，她攒了好几百本《圣经》。她去世之后，只留下一大堆《圣经》、十字架和垃圾。

南方周末：她留下来的那些《圣经》、十字架，还有垃圾，你怎么处理的？

马利亚什·贝拉：这套房子原是属于区政府的公租房，区政府提供给老太太住，后来老人死于癌症。当时这套房的状况很糟，屋顶还漏水。她留下的那些《圣经》都被区政府来人搬走了，因为房子属于区政府。

南方周末：你从1991年开始住在这个街区旁边的房子里，到现在为止，这些房子里发生了哪些事情，生活有什么变化？

马利亚什·贝拉：我们总是生活在战争中，这样或那样的战争，总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搏斗，也总有什么让我们怀抱希望。在这二十多年里，巨大的变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生着，至今如此。正是这些变化，为艺术家们提供了灵感，创作出一部部作品。

南方周末：《天堂超市》刚刚在中国出版，你写《天堂超市》是出于什么想法？

马利亚什·贝拉：《天堂超市》描写的是匈牙利社会如何进入消费时代的，突然之间，从货物紧缺变成有钱能够买到一切。许多原来根本就不注重消费或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一下子被各种各样的广告、推销围攻，被逼迫购买各种商品。匈牙利在短时间内建起了数以百计的商厦和超市，每家银行都主动向你贷款，鼓励你采购。于是，生活内容变成了买卖，由于竞争，销售也变成了战争，采购变成了生活的美梦。这一切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关注周围的环境和人，甚至把文化也抛到了脑后，即便还没有完全抛弃，也不再重视文化。

原本具有真正价值的民族性文化，经过几年的物欲战争冲击，即便重新开始回归，也不再像以前。现在，并非每个人都能接触或接受真正的文化，文化变成了只有精英阶层才珍惜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诗人不能再写一首关于神秘森林的诗，因为森林已经被卖掉了；画家不能再画一幅关于美丽蓝天的画，因为雾霾漫天；音乐家不能唱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因为爱情已不复存在。

为了幸存而战，为了销售而战，竞争再竞争，我们一辈子都拼搏之中。因此我改变了原来的艺术态度，从前我对隐喻和赫耳墨斯主义的艺术倾向更感兴趣，后来我转变成了较为激进、现实，或者说更贴近公众的艺术语言。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匈牙利语翻译贝罗·伊什特万 余泽民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