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 | 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由于各种理由和需要，中外古今的历史学家都会把历史分成不同的时期。这些分期，有时在具体问题上发挥了方便分析的作用，有时对宏观的通史叙述起着建立范式的影响。然而，某个具体的历史时空，就好像一个人的家居一样，即使他在人生各个阶段中搬过许多个“新家”，他会扔掉一些不合用的家当，添置一些新的东西，但总会沿用着许多旧物，更辩证的是，这些“旧物”曾几何时也有它“趋新”的一刻。历史是承前启后的，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懂，但学术专业过度分工很容易使人作茧自缚，不轻易“瞻前顾后”。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在某历史时段同时存在的各种“物”上，先对之进行微观的分析，再回过头来回顾这个时段，也许不无裨益。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笔者2008年春到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UK）对其中国藏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浏览馆藏300多件中国藏品（仅指实物而言，地图、照片、档案及书籍、绘画和印刷品除外），撰写一总体报告，为馆方将来筹设“亚洲展廊”作准备。这批藏品包括中国船只模型、罗盘、日晷、旗帜、勋章，还有为数不多的陶瓷和武器；涵盖的时段主要集中在两次鸦片战争至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我们所指的“近现代”的时段；牵涉的地域范围从南到北遍及广州、香港、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城市、北京、威海卫等。这个时段和空间，与英国在华的军事和经济势力的扩张是相一致的。由于其“海事”性质，该博物馆许多藏品的捐赠者都是英国海军或其后人，有不少藏品更是直接从在19世纪中后期已存在的英国皇家海军博物馆继承过来的，因此，我们比较清楚这些物品的入藏历史。

在工作过程中，我除了尽量发现每件藏品相关的中外信息外，由于这批藏品在时段上的独特性，间接让自己得到一个反思“何谓近代”的机会。近代史的其中一个议题，或“近代”之所以为“近代”，除了是作为时间先后的标志外，也是由于后世的学者对这个时期的人或物赋予“近代性”这个标签。“近代性”这个议题，往往又和另一个一般称为“西学东渐”的议题息息相关。这类讨论，往往集中在个别人物的思想和论著，或清廷自上而下的政策，因而不免漠视了民间日常用品或偶一尝试的发明所呈现的细微的变化。以下谨选择几种（件）藏品，稍稍发挥一点浅见。

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所藏的一批中国木制的帆船的模型、航海用罗盘、袖珍日晷及这些物品的相关研究，也许可以使我们对“前现代”至“近代”一直存在的海洋世界多一点具体而微的了解。首先，长期游弋在南海海域，主导着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以至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的中国帆船，据英国研究船只的专家指出，有些在设计上是经过改良、有选择地采用了欧洲船只的构件的。以从福州运载木材到上海等地、以其船尾绘画图案色彩缤纷而被称为“花屁股”的其中一种中国帆船为例，有些装配了欧式装置，有些却没有。然而，不管在时人或后人的心目中，中国木制帆船却总是“传统”的象征。

另一类可以显示这种较少为人注意的早期“西学东渐”的物件，是该馆所藏的航海用罗盘和日晷。如果说旱罗盘为中国航海人员广泛使用，是欧洲船只传到日本，再由日本船在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一说仍有待检验的话，清代安徽休宁生产的折叠式日晷，其展示的“西方”成分，则似乎比较清晰。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藏有一批大多在自17世纪晚期以来便精于制作罗盘和日晷的安徽休宁生产的折叠式日盘或月盘，其中有标明“洋式”二字者。到底这个“洋式”是什么意思，专门研究这批日晷的日本学者高田季代志（Kiyoshi Takada）并无提出具体解释，不过，他指出，清代制作的日晷，全部都是用在清朝立国之初就已经采用的西洋历法，即将原来把每日分成100刻的做法，改为每日分成96刻（每个时辰分成上下，同时分成8刻，一天共96刻）。这种做法，好几个馆藏的袖珍日晷都有所反映，尽管制作者宣称他们“按古法监制”。

在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这类与天文地理有关的中国藏品中，有两件铜制日晷，如果不是上面刻有中国时辰，很难教人相信是出自中国人之手。一是一只黄铜及珐琅制造的日晷（string-gnomon dial），这个日晷采用的也是新历法。高田季代志指出，这个日晷清楚地显示了耶稣会士的影响，更值得注意之处，是其中心的指南针采用的罗经花（compass rose，方位圈）是分成16份的，这是西方而非中国的惯常做法。据馆藏记录，这个日晷很可能是一个19世纪广州中国工匠按照西式设计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另一个二分晷（equinoctial dial），据馆藏记录也是19世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西方影响非常明显，但更多的资料则付诸阙如。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说这两件日晷出自中国人之手，尤其说第一件很有可能出自广州工匠之手，除了因为日晷上刻有中国字之外，并非完全没有别的根据。这里涉及的，是广州是否有所需的工艺和物质条件，制造出铜制仪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18世纪进贡给清室的自鸣钟，大多是广州制造的，但我们不清楚的是，一个这样的自鸣钟，有哪些部分是广州本地制造的，有哪些部分是舶来品（如齿轮）。据有关研究，早在1781年，一个英国钟表匠在广州开设了一家“机械店”（automaton，具体指钟表店），其父亲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在伦敦以制作钟表著名，但因过分卖弄奇技而声名不佳。随同马戛尔尼访华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来到广州时，发现“这些曾经大量从考克斯的仓库运到中国的钟，现在已经在广州和伦敦以三分之一的成本装配生产了”。随团画家威廉·阿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也注意到，在广州，工匠们在机械方面已经有能力模仿了。据有关研究显示，马戛尔尼带往中国的许多西方科学器具，要么归还给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要么转到随团的机械技师詹姆斯·丁威迪博士（Dr. James Dinwiddie）处。据称，丁威迪博士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作过一些演讲，展示过一些实验，参与的常客包括一些重要的中国商人（估计即洋商）。他们似乎对这些东西兴趣盎然，希望对方能作进一步的介绍。

黄铜制作的西式天文仪器或其构件，另一个在广州流通的可能性就是从外国带入。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丰富著称的学海堂堂长邹伯奇（1819~1869），就曾经制造了一个针孔照相机自拍，也制造了一些简单的展示天体运行的模型。广州博物馆藏有一件由邹伯奇曾孙捐赠的纪限仪 （octant）刻有“Spencer ，Browning & Rust，London”等字样。Spencer， Browning & Rust（斯潘塞、布朗宁、拉斯特）是1787~1840年间英国一家专门生产科学器具的公司（1840年后易名Spencer，Browning & Co.），邹伯奇拥有的这件纪限仪，很可能是通过广州的洋商，从外国商人或传教士那里得到的。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邹伯奇在道咸同年间之所以能够制作一些西式的天文仪器，跟他所身处的广州有这样的物料和技术流通有莫大关系。

邹伯奇

民间工匠有能力模仿制造西式铜制仪器的例子，还可见于广州博物馆藏的一副据说是清末制造的混球仪上。在这件藏品上，刻有“顺德蔡真步堂最白氏造”等字样。这家店铺为何会制作和为谁制作这样的仪器，其精确程度如何，则一时难以考究。我们可以猜测的是，这种名称的店号，很可能主要生产的是堪舆用的罗盘和其他与天文地理有关的器具。

一般而论的“近代史”以在海上作战的鸦片战争始，鸦片战争又自广州始，但有趣的是，近代史研究似乎少有顾及海洋的世界，也较少注意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地方社会，已经出现了那些具有“近代性”意义的变化。于是关于“西学东渐”的讨论，由明末清初在宫廷发挥影响力的耶稣会教士（这甚至因为“时段”不同，不为某些治近代史者所关心），一跃而至晚清的洋务运动、幼童留学、甲午战争、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甚至有些论者还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落后封闭，是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将中国国门“打开”才有迈入“近代”之可能。这样的思路，忽略了民间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延续与创新，忽略了许多无心插柳的技术模仿为后来刻意追求西学或新学所奠定的基础。研究者也因而漠视了许多存在于史家划定为中国“近代”史时段中的“前近代”之物——如上述的帆船与日晷 ——故而对这不足百年的“近代”史，缺乏多层次的理解。愚以为，我们在治近代史时，不妨把自己研究的场景可能出现之“物”亦考虑在内，那么，“近代”作为“时间”就好像“空间”一样，不过是许多人和物曾经穿越过的川流，而不是把前后关系截断得清清楚楚的水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