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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由中华书局、海宁市档案馆共同承办的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在宋云彬先生的故乡浙江海宁举行。

被誉为“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的宋云彬先生一生致力古籍事业，其后人秉承先志，拍卖宋先生旧藏书画，设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旨在表彰古籍整理从业者。

宋云彬

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共有三部作品获奖，分获奖金10万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张涌泉 主编、审订，中华书局）、《肇域志》（谭其骧 王文楚 朱惠荣 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太白全集校注》（郁贤皓 校注，凤凰出版社）。

同时，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颁给了《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王京州 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奖金2万元。

在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宣读的颁奖词中，对《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价值进行了总结：这部书“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敦煌经部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上，类聚了所有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校订工作严谨认真，不但纠正了写卷本身的传抄之讹以及后人的录校之误，同时校订工作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代表了当前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本书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校录精确、查阅方便的敦煌经部文献整理本，是名副其实的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在获奖感言中讲到：“这部书排版难度很大。我曾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部书堪称是‘世界上造字最多的书稿（仅《王一》一篇，造字就达6736个，加上约有五分之一的造字需要返工，该篇实际造字约在八千个左右）’，‘排版之难可登吉尼斯’。”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借这个机会，张涌泉还向中华书局表达了敬意：“一部优秀的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不但需要好作者，也需要有好编辑，需要慧眼识珠的出版家。《敦煌文献合集》编撰计划刚提出来时，我联系了很多出版社，但到处碰壁。最后还是中华书局的编辑看中了，提前跟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可以放心地做下去。《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正式编撰之初，编辑就提前介入，在我们提交样稿的基础上，我们一起商定了完善的体例，包括整理的方式，底本参校本的择取原则，用字的繁简，甚至包括版式、字号、字体等等细节问题，都已经事先商量设计好了，从而保证了全书体例的严密和完善。”

在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执行总主编杨牧之宣读的颁奖词中，对《肇域志》的整理价值做了高度评价：“《肇域志》世无刻本，钞本较多，整理难度极大。整理者在详细比对存世各钞本后，以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钞本字迹工整、保存完好、忠实原貌之钞本为整理底本，非常恰当。整理本校勘精详，采用全式标点，施加专名线，甫一出版，即得到学界广泛肯定。该书在顾炎武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清代学术研究等领域均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王文楚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文楚讲述了《肇域志》整理的全过程：“一九八二年三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根据组长李一氓先生指示，决定《肇域志》列为整理出版的重点书之一。成立《肇域志》整理小组，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先生任组长，参加整理点校的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吴杰、我，云南大学历史系朱惠荣等。决定以上海图书馆藏《肇域志》为底本（简称沪本），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本（简称滇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本（简称川本）为参校本，上海、昆明二地分工承担整理点校工作。”

“此后，整理点校工作历经艰难曲折。复旦发现沪本是清人汪士铎假借顾炎武名义，对原著据己意作了分类改编，随宜定目，又将顾氏手稿的眉批、旁注随意插入正文，失去了顾氏手稿原貌，而云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基本保持顾氏手稿原貌，但四川藏本漫漶残缺过甚，决定改用云南本为底本。”

“谭先生原请吴杰先生为全书整理点校作覆校定稿，吴杰先生于八四年二月自愿退出点校组，由我接任吴杰先生之职，负责复旦方面点校稿共二十五册覆校定稿，并负责撰写出版点校凡例，而该书前言由谭先生撰写。云南朱惠荣先生负责昆明共十五册的覆校定稿。”

“本书原定由中华书局出版，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提议，转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革前吴杰先生点校沪本《肇域志》，原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革后，未成而告终）。”

“一九九二年八月，其骧先生与世长逝，由我代写《肇域志》序言。九四年，昆明朱惠荣先生来函，由于教学、科研繁忙，无暇顾及，退回原允承担的广东二册，无可奈何，增加了我的负担。此后，我将审定稿陆续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等三位编辑分工审稿，我自此年起，每年寒暑假中（因史地所有工作）先后四次，每次一月余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班，与蒋维崧先生共同再次每册审定，包括昆明整理点校的各册。”

郁贤皓先生致力于李白文献研究多年。《李太白全集校注》是他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竭泽而渔”地搜集资料，以极为认真审慎的态度，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李白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并进行校勘、注释、评笺，从而为学术界提供一种全新李白诗文校注本，堪称二十世纪李白研究的最新总结。这个总结建立在版本、考据、义理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之上，基础扎实，继往开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李白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颁奖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李白学会名誉会长郁贤皓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来到颁奖现场，由《李太白全集校注》责任编辑，凤凰出版社副编审李相东代为宣读获奖感言：“我把李白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我反思解放后的李白研究，多局限于诗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对李白的生平事迹和交游缺乏认真深入的稽考，未能做到知人论世。于是我决定从考证李白生平事迹及其交游入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点和难点。从1978年1月起我在全国各杂志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考证李白生平事迹和交游、作品辨伪的文章，1982年结集成《李白丛考》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丛书’之第一种出版后，得到学术界许多前辈和朋友们的赞扬和鼓励。不久，与张启超合著的《谪仙诗豪李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祖国丛书》之一出版（后由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繁体字台湾版）。对李白的生平事迹、诗文作品、著作版本研究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进而对李白的作品展开理论探讨和综合研究。1983年，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我用三年时间，编注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之一的《李白选集》。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三卷本），这也是我李白研究成果的汇聚与集成。”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一十年代，我先后出版过五种《李白集》选本。众多友人和弟子鼓励我，应该出版一种能够表达自己完整见解的李白全集校注，从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全部展示出来，于是我集中精力，将李白的全部作品进行校勘、辨伪、注释、考证、评笺，终于完成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李太白全集校注》。前后算起来，花了近四十年时间。”

“本书所收诗文力求都是真正的李白作品。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为今存最早刻本，收诗文最多，故本书以它为底本。但其中也有伪作，凡经前贤和今人考辨可断定为伪作的，本书一律删却，仅存其目，将它们列入存目诗文。对集外失收的、考定为确为李白作品的，将它们列入集外诗文。经过一番去伪存真，从而使《李太白全集校注》更接近于真实的李白全集。本书在大部分诗文的最后加有按语，叙说自己对这首诗文的理解，供读者参考。李白诗歌研究中最难的是编年。有确实根据可以正确编年的大约一半左右，许多诗歌无法编年，有的只能大概推测其写作年代。我们只能等待今后有更多的、新的墓志等地下文物出土来加以考证，并期待将来可以编出更加完善的李白集的校注本。”

《七十二家集》是明人张燮编纂的，他是继梅鼎祚、焦竑等人之后，明代复古文学史上又一位搜集整理古代集部文献的杰出人物。《七十二家集》对先唐作家别集广搜博采，并对每一集作家作一题辞，体现了张燮的文学史观念。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锷宣读的颁奖词中，讲述了王京州教授的《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的价值所在：“全面搜集《七十二家集》的版本，辨别足本、残本的年代，选择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七十二家集》为底本，以台北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藏《群玉楼集》为校本。广征博引，为各篇题辞做了详赡的笺注；比较张燮与张溥二家题辞旨趣之异同，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发掘了张燮题辞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创获甚丰。”

《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

王京州在获奖感言中讲到：“《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是我第二次从事古籍深度整理的尝试，也是我出版的第三本学术著作。当时的我对这本书充满自信，自信什么呢？自信张燮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完美呈现，自信这六十篇题辞的价值终究会得以彰显。但另外一个信念又告诉我，古籍整理是默默无闻的事业，所以我从未设想会荣获如此高规格的奖项。此时此刻，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此次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编辑奖和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分别颁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顾莉丹，奖金分别为10万元和2万元。

周绚隆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先后编辑出版了《汪琬全集校笺》、《陈子龙全集》、《侯方域全集校笺》、《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等二十余部重量级古籍整理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古工委常务副主任、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理事宫晓卫宣读的颁奖词中还讲到：“他带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制定了以集部文献为主，侧重元明清三代的出版方向；同时提出古籍‘深度整理’的思路，通过与学术界共同努力，快速推出了一批优质的古籍整理类图书，形成了集中有力的产品线，出版界赞为‘异军突起，特色鲜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中国的古籍出版史上，曾经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1954年，《水浒》的整理和出版，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古籍的开始。它曾经的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也出版过大量古籍，涉及文史哲三个领域。如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等，都是人文社最早影印的。我所做的工作，跟建社之初的前辈们相比，其实差得很远；跟出版界的同行相比，也有很多不足。所以最初听到获奖的消息，我既感到意外，也很惶恐”，周绚隆在获奖感言中如是说。

周绚隆

周绚隆还特别补充道：“宋云彬古籍奖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不需要本人填表申请，也无需走关系活动的奖项，它让评审过程神圣而严肃，也让获奖人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尊严。”

2011年，顾莉丹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同年7月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六编辑室工作。她参与责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荣获第三届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二十七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和第十三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责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荣获第三十二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责编的“古汉字字形表系列五种” 荣获第三十三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第十五届上海图书奖二等奖；责编的《唐兰全集》荣获第十九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特等奖。

顾莉丹

在获奖感言中，顾莉丹讲到，“我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好的时代。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小众的学科。近几十年，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突破，学科成果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受国家重视，从冷门绝学”概念的提出，到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从国家社科项目中出土文献类数量的增多，到古籍整理项目中出土文献类占比的加大；从首届宋云彬获奖图书《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到第二届获奖图书《敦煌文献经部合集》……这些出土文献不再高冷，不再陌生，而是逐渐被大众所了解，被其他学科所引用，从而促进学科间的相互交流和深入发展。我想我也是借了出土文献的优势，才获得了这个奖。”

在颁奖仪式上，本届评委代表、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赵生群教授谈到了古籍整理的现状，他认为现在社会发展，青年学生的选择增多，而需要大量投入的古籍整理工作，吸引力的强度不如以前。“但这项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需要动力才能从事，而最高层次的动力，就是要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另外，他还讲到要具备责任心：“古籍整理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太深，整理、研究、编辑工作中经常遇到问题，‘恶补’是常态，遇到问题不能放过，要多动脑筋，多加钻研。同时，一部好书是作者和编辑合作的成果，宋奖正是联系作者和编辑的一个媒介。”

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审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在致辞中提到古籍整理奖的评审是最难的，评委不能仅仅借助经验和感觉进行判断。

“关于评审标准，古籍本身意义的大小是首位的；其次，是初次整理还是再整理，版本是否复杂；第三，体例、细节是否合适，也要考虑。至于评选过程，第一不要考虑任何学术外因素；第二要严格执行程序，不可推翻重来；第三是各出版社要回避本社图书。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要对得起宋云彬和他的家人。这次评选，代表了四部中的三部，代表了出土和传世文献，代表了多家古籍出版社的工作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