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中国的命运如何被气候一次次所左右？
黄河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 它发源于戈壁沙漠南边的昆仑山脉，流经一些深邃的峡谷，穿过鄂尔多斯沙漠，然后进入一个从辽阔平原开凿出来的庞大汇水盆地。 由于不规律的季风雨和严重大旱，7000多年来，86.5万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域一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气候变化的力量，又一次决定了中世纪中国社会的命运。
01/ 看季风脸色的北方农民
在中国北方，季风和推动季风的诸多力量，左右了中世纪温暖期几百年间的气候。 中世纪温暖期的气候记录大多来自替代性记录，文献记录则涵盖长久岁月。 中国气候学家利用这类文献，加上替代性记录，已拟出中国华东的冬季气温曲线，显示公元950年至1300年间的气温高于长期平均值。 中世纪温暖期在此时确实存在，但在这400年间，一如此前和此后，影响东亚气候的最大因素，乃是太平洋暖池所孕育的季风。
东亚季风与南方涛动、厄尔尼诺、反厄尔尼诺现象关系密切。 早自公元1870年起，中国北方气象站的观测结果，就已证明厄尔尼诺活动和大面积干旱有关。 东亚季风来到长江中下游就停住，未再往上。 六七月间，该地区降下大雨，中国北方却形成严重干旱。
当南方涛动摆动，气温较低而干燥的反厄尔尼诺现象笼罩太平洋，亚热带高压不再阻挡季风北移，中国北方夏季降雨，中国南方夏季则往往有广大地区发生水灾，同时又出现干燥天气。 与ENSO现象有关的季风，造成殊若天壤的气候变化，因而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商朝晚期），有长达3000余年，实质上南北差异很大。 在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繁荣富庶令人吃惊； 在中国北方，贫困不堪而仅足温饱的农民，则与难以捉摸的降雨搏斗。
中国人口有45%住在长江以北各省，那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因年而异，差距可能多达30%。 黄河流域年降雨量500毫米，其中70%下在5~9月的炎热夏季。 冬季严寒、干燥、雪花纷飞，使中国北方农民的处境更为艰难。 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农民都是在6月收割小麦，9月收割谷子与高粱。 如果捉摸不定的春雨没下，小麦就歉收； 夏季季风雨若没来，整年都没有收成。 关键月份是6月，而6月降雨不足的概率很高。 降雨不定和气候极端，使黄河流域即使在好年，对耕种谷类作物的农民来说也不敢大意。
02/ 饥荒导致盛唐衰落
公元850年，在唐朝皇廷内，一身华丽的蒙古可汗，带领长长一队北方游牧民，骑马走在通往皇宫的夯土路上，几名神情严肃的唐朝官员陪伴在可汗身旁。 这些官员先在边界会晤了来访使节，然后陪同他们进京。
带着厚重货物的游牧民下马，有人前来卸下、安置货物，唐朝官员则在此时教导他们晋见皇帝应有的规矩。 晋见那天，可汗带着主要亲信，在唐朝官员陪同下进入皇宫。 他们按照礼仪跪见皇帝，以示自己顺服于天朝上国。 动作力求标准。 来访使节获准与陛下短暂交谈，献上兽皮、马与猎鹰给皇上，皇上则回赐予丰厚的赠礼。 谒见很快就结束。 蒙古来使接下来三到五天获准与唐朝商人做买卖。
受天命统领天下的中国皇帝，树立了昌明吏治、承平社会的典范，吸引外邦人前来“归化”。
根据湖泊沉积物样本和冰芯的记录，公元9世纪时不规律的干燥期笼罩东亚，当时中国正值唐朝。 这个绵延将近300年的王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 唐朝立都长安，建立帝国，通过陆路与海路和印度、东南亚维持贸易。 横跨欧亚的丝路，交通非常热络。 长安是当时世上最国际化的大城之一，有数千名外国人居住其中。 克什米尔、尼泊尔、越南、日本、韩国向唐朝称臣纳贡，欧洲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尊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 唐朝皇帝主政近300年间，对宗教抱持宽容政策，在这期间，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同时印刷术问世，文学、艺术灿烂辉煌。
10世纪末期，地方藩镇连连作乱，大大削弱中央威权。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但导致唐朝崩溃的最有利因素，可能是寒冷、干燥气候和带来较少夏季降雨的强劲冬季季风。 如果拿后来的历史做参考，作物歉收和饥荒助长了社会动乱和叛乱。
公元900年后，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时期。 野心家一个接一个崛起掌权，旋即又被推翻，朝代更替之快，叫人目不暇接。 以当时群雄割据的局面，政局再怎么样好，大概都谈不上稳定。 但如果气候学上的序列可信，当时的中国北方还苦于异常干燥的气候和久久未退的严重干旱。 作物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想必使定居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间已然不稳的边界更趋险峻。
唐朝从未拥有边界明确的北疆，只有分散各处的要塞、屯田区及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边疆县份（现今的长城建于公元1449年后的明朝期间）。 唐人深信纵深防御，而以远离边界之省份的强大军队，作为此一防御手段的后盾。 他们也与边疆地区的部落民族谈定复杂的协定，让部落领袖保有独立自主权，但封予他们唐朝的头衔和官阶。 数百年间，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区隔定居农民和游牧民组成的生态分界。 但边疆地区也是个多元地区，农民与游牧民和平共处，各自保有文化与种族的特色。 唐朝衰微时，农民与游牧民仍可自由进出边疆地区，只是掌控者换成了军事领袖。
气温较高那几百年间的干旱，这些干旱不是连续不断，而是周期性降临，也许会为北方边疆所在的黄河流域，带来危险的震撼效应。 漫长干旱期之后，一旦继之以突然的多雨年，洪水大概会淹没干旱的农田和失修的灌溉设施。 中世纪温暖期那几百年间，这个降雨变动极大的地区，气候极不稳定，甚至可能比世上其他地区都不稳定。 旱涝的诡谲多变，想必影响了政治及战争领域，因为不管统治者是谁、交战军队谁胜谁负，农民和游牧民都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都受气候所摆布。
03/ 北方契丹的兴起
中世纪气候的变动剧烈，也影响了定居民族和欧亚大草原东部游牧民族间复杂的关系。 这些部落民族中，势力最强的是契丹，他们是游牧民族和骑马民族，在大草原上生活已有悠久历史。 一如其他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大草原的降雨多寡，以及沙漠的消长变动。 干旱期时，他们南侵水源较充足、定居生活较常见的地区。 公元840年后，随着唐朝势力于较干燥期时衰弱，契丹人击败邻近部落，接着将注意力转向南方的强大国家。 起先契丹人只是短暂入侵定居文明区，大肆洗劫一番即撤兵北返。 大草原上的干旱，对这些南侵行动有多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得而知，但根据几百年来的游牧民族历史研判，历来重大的入侵行动，有许多明显是发生于牧草不足的干旱年。
唐朝势力的瓦解和边疆地带军阀彼此对抗加剧，给了契丹人建立统一政权的机会。 公元906年至907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登基为大汗，随后契丹人开始四处征讨，不到20年就征服了蒙古和满洲的诸游牧部族。
契丹王国是个很有组织的王国，设置州县供来自边界地区的汉人居住，国内有多种产业和定居农耕区，采取并行组织以包容汉人和游牧民的生活方式。 随着农民、牧人越来越互相依赖，游牧生活方式开始改变，而在气候变幻莫测的时期，农牧互赖无疑是管用的生存保障。
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26年去世，947年契丹人改国号为辽。 1115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建立金朝。 公元1125年辽王朝为金人所灭。 中原华北西部，则有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 中国北方陷入交相征伐的动乱时期。 但在这些政治、军事活动与纷然继起的统治者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严酷的经济现实，即定居社会的农业，收成只够自身食用。 根据金朝文献，金国每年生产谷子和米约9000万石（1石约合59.4公斤），其中1/10充当土地税缴交官府。 人平均谷物消耗量一年约6石，因此降雨充足的年份，谷物收成刚好只够喂饱全国人口。 但年收成只能满足消费，没有剩余，就没有存粮以备干旱之需。
即使在雨水丰沛年，农业生产都未必高枕无忧，因此中世纪温暖期的干旱期，想必严重冲击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情势。 当时的史料未对干旱等天灾多加着墨，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当时封建统治者眼中，广大农民是不识字、默默无闻的小卒，他们的心声不值一顾。 但夏季季风捉摸不定，使中国北方不得不从南方输入稻米。 南粮北运的需求，已行之数百年。 陆路运送缓慢且不可靠，因此最合理的谷物运送方式是走水路。 海运不可靠且危险，因为有海盗和暴风雨； 在内陆开凿运河，连接长江与黄河，虽然成本高昂，却最为理想。
开凿运河，早在公元前486年（东周）就开始了。 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朝皇帝，将先前开凿的几段运河串联成一气，将长江下游的富饶农业区和都城洛阳连接在一块。 他们以人工渠道连接天然河道和湖泊，最终建成起自今天北京、终点到达杭州的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是世上最长的人工水道。 10世纪时，大运河体系拥有闸门、补水湖与支渠。 在15世纪至16世纪大运河巅峰时期（明朝），运河体系全长超过2500公里，途经24道闸门和约60座桥，一年输送谷物约40万吨。
本文摘自
书名：《气候改变世界》 作者: （美）布莱恩·费根
译者: 黃中憲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 2019-7-1
责编：临溪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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