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单读 20》的日子里

公开信（Republic of letters）是单读的开放栏目，我们欢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作者，在这里向彼此写信，分享他们最近的生活、关心的议题，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

今天的第十九封信，是单读编辑刘婧给理想国纪实馆主编罗丹妮《谁来记录我们乏善可陈的生活》的回信。在等待《单读20》的日子里，唯有在严肃的交流里闪现的点滴希望，能够消解焦虑、沮丧和煎熬，它们是我们对自我的确认、对价值的肯定。

公开信栏目欢迎更多朋友参与进来，你们也可以用照片、视频等其他语言来回应，来信发送至 wuqi@owspace.com。

回信人：刘婧

单读编辑

亲爱的丹妮，

谢谢你给我写信。我感觉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能大段地说话了。年后回京以来，我被困在一种日渐加重的失语感中无法挣脱，这种感觉慢慢恶化成对活着本身的丧失兴趣。

你说人到一定阶段就没有表达的愿望了，但现在对我来说，是表达的意愿被扼制的窒息和无力。所以，你不知道我的那句“谢谢”里，包含了多少的感情。谢谢你跟我说话，并愿意听我说话。大多数时候，精神困境比物质匮乏更容易被忽视、更难以被表述。

上次聊天，我打鸡血般的反应，主要是因为不想让你继续为我担忧，以及打消你对于撤掉文章的顾虑。事实上，第二天早上，走在园区那条通向书店的漫长道路上，我一如既往地对睁眼面对这了无生趣的生活感到沮丧。

具体的原因，我心里很清楚。作为《单读》的编辑，我被这一辑迟迟出不来的现实消磨得心神惨淡；作为本辑三篇文章的作者，我痛苦地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原来我精心掩饰、小心打磨的那一点点的公共表达，仍然符合不了那些微妙的标准。你是了解我的，对于我这样没有生活、将工作视为全部生命意义的人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全方位的溃败。

而更深层的原因，与我跟你聊到的“来单读的初心”有关系。

做出撤稿决定的那天，我坐在电脑前，企图按照要求删改稿件时，一股胸闷感袭来，我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写它们。一年多以前，在给吴琦的那封求职邮件里，我将《单读》描述为“给予有温度的社会话题有距离但不疏离的关注”。从最开始，我对它的期待就不仅是一本“文学杂志”，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是它最安全的身份/功能标签。我对它心生亲近是自《单读 16：新北京人》开始的，那段时间由于各种突发事件，《单读》以发表工友文学作品的方式，参与发声，实现在场。可能打那时起，我就明白《单读》在文学、故事和艺术的外衣之下，所真正应该承载的内核。

这个内核才是我的初心。

对于呈现这一内核的方式，在实验了各种媒体形态之后，我认为单读能给予我最自由的创作空间，契合我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当然，也能最大限度地让我发挥所长。

▲在《脱轨的年轻人，脱轨的青春》中，一名刚刚踏出北大校门的年轻人住进河北福山口村，默默做起收垃圾的工作。

其实，你说的话没有错，刨去那些事件，我笔下的故事还是可以成立的，人物也不一定会完全崩塌。唯一的问题是，我说服不了我自己。对于那三篇文章而言，何为外衣，何为内核？倘若舍内核而取外衣，我就无法不陷入巨大的自我拷问：为了出版它们，我是不是把初心抛弃了？我是否在滥用某种特权，去占用杂志宝贵的版面？这样的疑虑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折磨。

丹妮，我知道你太厚爱我了——你总是对年轻人珍爱有加，鼓励、爱护甚至陪伴年轻写作者们的成长，这是一条劳心费力（往往还不讨好）的路，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了不起的编辑——所以，你会尽全力地挽回我的文章，因为只有你真正明白它们对我的意义。而这样的一次失败，将会又一次倾覆我曾持有的对整个写作和出版环境的幼稚、乐观的误判。

这一幻灭会引发我怎样的应激反应？我不知道。那种随时准备弃阵地逃跑的咸鱼心态，很多时候让我自己不寒而栗。这就说到我起初做年轻人系列的缘由了：我想在这些同龄人那里分享共同的困惑，寻找可能的出路。

好笑的是，直到写完三个年轻人，直到这三个故事的发表面临重重阻碍，隔着长长的时间重新观看它们，我才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不得不感叹布罗茨基的智慧，他说一个写作者迟早会发现，“他的笔完成的东西远远多于他的灵魂”。整个采访、筛选素材、写作的过程，渐渐把我的初始动机稀释了，我无意识地将焦点放在了他们共同谈及的片段，也是我同样关心的事件：传统媒体的衰落、皮村、大火……也即我说的“以我为代表的某一类年轻人的集体记忆”。

回忆这三位年轻人的讲述，我发现他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会不自觉地强调自己这段不长的人生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标志性/决定性事件”，它们或者是私人性的，但绝大多数竟然是公共性的。

这样看来，其实从选择采访对象开始，我就是带着属于自己的、强烈的价值偏向的。说到这里，我可以开始回应你的核心问题：到底什么是值得书写的？

▲在《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还在唱歌》中，经济状况堪忧的年轻的摇滚乐队主唱，在开了一个名为“暂停”的酒馆后，生活好转不少。

先从你对于“决定性事件”的怀疑说起。这种怀疑是明智的，“决定性，可能不存在，它被更长久、更隐蔽地隐含在一个人的成长脉络里”。那我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这些事件？

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是同等重要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受了不同的专业教育，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却用类似的表述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这种相似的背后，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也是你问我的：这些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我们总在缅怀八十年代的激情，包括今年“五四”百年的纪念潮，尽管人对于 good old time 那些加了滤镜的回忆是可疑的，但它的诱惑如此之大，让人无法抗拒。反观当下的年轻人，怎么都如此丧气满满、未老先衰？

丹妮你知道，我从不掩饰对自己的失望和不满，也不会给同代人洗白，但我竟然在这一次的采访和写作中，收获了另一种观看视角。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毫无疑问生长在一个扭曲的环境里，在消费主义和现代科技的双面夹击下，人文主义已经衰落到连讨论其衰落都显得多余。

因此，当我听到年轻人中仅剩的这点公共关怀和表达时——尽管它们呈现出一副破碎、矛盾、失调、躲闪，甚至畸形的姿态——我仍无法抗拒地将之标记高光。就像你舍不得拿掉我的文章一样，我也舍不得把它们删除。它们还能在我们的心里留存多久，能否真正带来改变的可能？我给不出乐观的评判，但此刻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什么值得书写？这不能是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共同的底线”并不能真正建立，公共讨论的空间无法有效形成，“值得写”的标准变得异常碎片化、个体化、差异化。此刻，我对于值得写的判断是只属于我自己的，其中包括了我的成长经历、我的价值观、我的根本动机，以及，我的写作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再看如今国内“非虚构”所呈现的奇异状态，它与我们特殊的环境密切相关，在“十万+”和“安全”的双重压迫下，我重新去理解写作者们对“故事”的顶礼膜拜——是为了攀登写作技艺的高峰，还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大众传播效果，又或者是因为，故事，尤其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是降低风险的最佳护体？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忘记自己以看清他人”，这种理想的状态实现起来很难。就我的观察而言，从自己（兴趣、智识、成就感……）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个如今还声称自己写点东西的人，唯一能把握住的那一点点确信。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有人对“非虚构”这个概念的质疑，他们认为，人的创作必定掺杂有意无意的主观成分。当然，这种主观是否一定就是虚构，这是另一个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论。

▲在《流动的青年，流向哪里》中，一名来自农村家庭的辍学青年，在前往全国十几个城市打工后，最终进入北京，加入皮村文学小组。

一个愈发凸显的事实是，新闻写作本应有的公共性与政治关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然而，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我都没有资格对此妄加指责。这是如今的这代公共写作者所独有的困境吗？打破困境的方式潜伏在哪里？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断言。

你在信里仔细梳理了一些你认为“值得写”的选题，从公共价值层面我是绝对认同的，它们的当下性、迫切性和有效性。实际上，我既没有经历过扎实的写作训练，也未能建立起足够坚定的自我认知，我总是在飘忽、彷徨、徘徊，又软弱、逃避、自欺，如果没有你不断地突然出现，问我“最近是不是有点低迷”“做做这些好不好”“换个思路看看吧”，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哪里做鸵鸟了。

“青春的壳”，我给年轻人系列文章起了这个标题，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我惯常的讽刺（姿态？），“青春”这层外壳不论被涂抹成什么华丽的样子，都经不起敲打；另一层倒是某种期待，对自己也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挣破这层矫饰的、温室般的外壳，或许还能有新的可能。

这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可以更勇敢一点、更决绝一点？还没有真正逼迫自己，怎么有资格说放弃？况且，即使是在我认识的同龄人中，仍有坚守做真正的新闻、做困难的公益的朋友啊。

丹妮，在那些最沮丧的时刻，我会问自己愿不愿意回到大学时期。那时候，我已经打算好这辈子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学研究者，从虚构故事里获得取之不尽的满足和愉悦。但是每一次，我给自己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不愿意回到过去，我愿意我就是现在的自己：痛苦、拧巴、自我折磨、对一切不满意，比完全的怯懦要勇敢一点点。

刘婧

2019.5.9

*注：

年轻人系列已在单读公众号发表至三篇，这三篇文章原计划收录于《单读 2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