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母亲的葬礼

严歌苓:母亲的葬礼

2019年07月24日 18:54:11
来源:凤凰网文化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作家严歌苓

失落的版图

文| 严歌苓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

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过程时,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最终总要醒的,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陷。但是没有这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扛起、背起)我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浑身没三两力气。有时我会跟她叫嚷:“妈妈,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真够‘孝顺’的!”她仍是不理会,只是像个坦克一般闯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予妈妈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于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篇幅。

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力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理,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个死亡。我在穿过肿瘤科的长走廊时,话都排好在了舌尖上。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一声:“女儿!”

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把真实瞒着她,其实不是为她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虚假的安宁气氛。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瞠目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

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烧灼,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块儿承受这份真实的,却发现我也禁不住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谱,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