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书风”：王羲之父子皆有自矜自夸处，然并不失名士风流

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那么何谓魏晋书风？魏晋书风之变又何以是承前启后的？在新出版的《魏晋书风》中，书法史学者刘涛认为，魏晋时期，楷书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地位，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而在这一时期，由于魏晋书家的张扬个性、潇洒才情，也形成了一股自矜自夸的风气。如王羲之“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王献之被谢安问到：“君书何如右军？”王献之回答：“故当胜”。等等，诸如此类自矜自夸的故事，也不失名士风流。

魏晋书风的转变

书法史上，书体的演进，带来正体字的转换，书风有过两次大变化。

第一次发生在汉朝，隶书取代小篆的正体地位，文字书写从“古文字”时代跨进“今文字”的隶书时代。

通行隶书的汉朝，隶书由古隶发展为八分隶书，速写体的草书建立规则形成了章草，这两种书体都在东汉中后期达到鼎盛。隶书时代，简约的小篆仍有一席之地，却是特殊场合露峥嵘。东汉后期，从隶书的俗写体衍生出行书和楷书，为下一个文字书写时代拉开序幕。

皇象《急就章》

赵孟頫临《急就章》

第二次书风之变在魏晋，楷书取代隶书的正体地位，进入楷书时代。魏晋两百年间，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这就是魏晋新书风。

魏晋书风之新，是新书体的兴起和流行。

楷书、行书是汉末出现的书体，魏晋时自是新书体，并且很快盛行起来。早期楷书、行书还带有结构平正之类的隶书遗意，经过魏晋几代书家的书写实践，尤其是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的加工整理，新书体成熟了，并在王羲之笔下形成“斜划紧结”的“今妍”面貌。

钟繇小楷《宣示表》

魏晋时期，草书仍是时兴的书体，但面貌发生了改观，先是从章草的俗写体演变为西晋卫瓘那样流便的“草稿”，而后王羲之完成了章草的革新，写出了笔势纵引的“今草”。

魏晋书风之新，也有技法之新。

张芝草书

楷书、行书和草书的书写技法，与篆书、隶书明显不同。经过王羲之的革新，这三种书体都形成了“今妍”的新面貌。形态的新面貌，自有相应的新技法。例如，用笔简易，一搨直下，俯仰向背，结字的欹侧，避就朝揖，等等。尤其是书写行书、草书，用笔连贯，映带牵连，笔势纵引，笔锋的正锋、侧锋、偏锋随着笔势自然转换，变化多端。新的技法，存有多种发挥的可能性，为书写者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魏晋书风之新，还有文字书写的载体之新。

王羲之小楷《乐毅论》

王羲之《十七帖》

新书体兴盛的魏晋时期，文字书写的载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宽幅的纸张取代了狭长的竹木简牍，进入写本时代。在柔软的纸上写字，运笔的摩擦感不同于竹木简牍，书写更加流利，便于充分发挥毛笔“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写功能。

纸张的幅面比简牍宽得多，可以连续书写十数行文字，也就便于书家发挥连属的笔势，不但使书家带来书写的新感觉，也为观赏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魏晋之后进入南北朝，分裂是这段历史的特征。然而，早在4世纪前期，南方是东晋，北方是十六国，已是裂土而治，南北书风也形成了分野：南方“今妍”，北方“古质”。

南北朝的一百七十年间，新书风的主流在南方。5世纪末，北朝看齐南朝文化，书法汇入江左相传的新书风。

王羲之《兰亭序》

魏晋时代，书家荟萃。当时书家推崇的书家，亦即书家中的书家，前有汉末的张芝、魏国的钟繇，后有东晋“二王”父子。从魏晋的角度看，杰出代表是钟繇和王羲之，人称“钟王”。但是，将楷、行、草书全面推向“今妍”之境的书家是王羲之。他是魏晋书风的受益者，也是新体书法的完成者、集大成者，人称“书圣”。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书法的著名符号。

魏晋书风在书法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也是划时代的一页。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

王献之《中秋帖》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书法家的自我夸耀，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大书家蔡邕那里。唐朝张怀瓘《书断·中·韦诞传》记载：“蔡邕自矜能书，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

《熹平石经》石碑

蔡邕是书家，也是学者，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擅长碑铭这种文体。东汉立碑颂德的风气极盛，许多名士的碑铭都是聘他撰文。蔡邕还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间，他和几位大臣联名上书，要求订正儒家经典，刻立石经碑，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经碑，共四十六通，立于洛阳太学，后人称为《熹平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书丹，当时“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百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及李贤注引《洛阳记》）。观石经，既可看到经典的正规文本，亦可摹写标准的隶书。《熹平石经》并非蔡邕一人书丹，他的书名大，以至于后人只说蔡邕书碑。

东汉草书家张芝与蔡邕是同时人，都生活在东汉中后期，也自矜能书。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针对任何人，而张芝则是针对当时另外两位草书家而发，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说：

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罗叔景、赵元嗣就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的罗晖、赵袭。他们也是一副自矜的派头，颇能惑众，引起张芝的反感，所以自称“下方罗、赵有余”，这样说，就有与人争胜的味道了。

张芝草书

汉魏时，士族名士间流行臧否人物的风气，他们的品评，重节操，论才性。文学之士陶染其间，则以己之所长贬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谓的“文人相轻”，就是概括这种现象。张芝轻视罗、赵，大概是书家之间“相轻”的先例。

张芝有一众弟子，其中韦诞（仲将）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书、草书，尤其擅长大字榜书，所谓“尤精题署”。洛阳、许、邺三都所建宫观，朝廷皆令韦诞题署。韦诞也是一位自矜能书的书家，声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劲（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的自矜自美，类似蔡邕，不针对别人。

西晋草书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种方式。他的草书，“传（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王僧虔《论书》）索靖称自己的草书“银钩虿尾”，很像为自己做书法广告。

王羲之小楷《黄庭经》

东晋时代，自矜而争胜的风气更盛。王羲之书法原不及小他数岁的庾翼，四十岁之后书名大盛的时候，连庾翼家的子弟也学王羲之，庾翼时任荆州刺史，出镇在外，知道后很不高兴，修书都下：“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谢安也很看重自己的书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时，王献之才十八岁，谢安曾经抄写嵇康的诗送给献之。后来献之渐有书名，为人所好，但是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显示自己的名士风度。东晋末年，桓玄权倾一时，喜好收藏“二王”父子书法，他自矜其书的方式是“自比右军”。

争胜的典型，当推羲献父子。王献之曾经作笺十许纸与简文帝，后题“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这是自美的例子。后来他连父亲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曾经问献之：“你的字与右军相比，你觉得何如？”他答道：“当然是我比他强。”谢安婉转反驳：“别人可不是这样认为。”子敬一步不让：“世人哪里能知道！”

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碑文与拓本对照图

王献之说自己胜过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时人很难认同。但5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献之的书名确实掩压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说的那样：“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唐朝书论家特别欣赏王献之的行草书，李嗣真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书品后》）北宋米芾喜好王献之书法，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书史》）。

王献之是与父亲争胜，王羲之争胜的对象则是汉晋书家顶礼膜拜的张芝和钟繇，他自夸的口气要比王献之大得多。《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王羲之）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

张芝以草书称圣。钟繇擅长铭石的隶书，抄写奏章的楷书，通尺牍的行书，“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王羲之每每说自己“抗行”钟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张芝，是承认自己后于张芝，但羲之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王羲之这样攀比“钟张”，看似分别相比，实是夸耀自己兼具两位书法巨子之长。羲之的争胜自夸之言，成为南朝人评说右军的依据，庾肩吾《书品》推崇右军“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魏晋书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无非是显示洒脱的名士做派，以高声价，只有著名书家才玩得起这样自信的游戏。到了南朝，竟然发生帝王与士族书家王僧虔“赌书”争第一的场面，就显得滑稽可笑了。

（本文节选自刘涛著《魏晋书风》，作者刘涛是书法家、书法史学者，《魏晋书风》是其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