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作者伊藤诗织：被性侵后，夺回失控的人生

“我可能要一直与这件事战斗下去。就像原本自己是掌握着方向盘，但事情发生之后，方向盘被夺走了，我想努力夺回到对它的控制。于是，我开始尝试长跑，从三公里到五公里再到十公里，我在找回对自己的控制,”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伊藤诗织身着乳白色的无袖连衣裙，深棕色的短发显出几分干练,向记者叙说着自己遭遇性侵后四年来的生活状态。

人生的轨迹有时候给人一种荒诞的精巧感，一环扣着一环，当意外与不幸发生，往后的时光就像是一列脱轨的列车，踉跄前行。

四年前，伊藤诗织在美国的大学修习新闻和摄影专业，成为一名记者是她的目标。由于留学生活费用上的困窘，伊藤诗织课外在酒吧打工赚取学费，此间认识了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回到日本后，伊藤诗织先后在路透社日本分社、亚洲总社短期实习、工作过。为了寻求正式的新闻记者岗位，伊藤诗织尝试向山口敬之发送了一份求职邮件，询问东京广播电视台华盛顿分局是否还有工作机会。很快，山口敬之发来回复，表示欢迎来实习，正式职位也可一边实习一边等待留用，并约定于2015年4月3日晚间在一家寿司店见面谈论工作事宜。这一晚伊藤诗织遭到了山口敬之的性侵。

在寿司店，酒量还不错的伊藤诗织在喝完第二合酒（合：日本酒的传统剂量单位，一合约为180毫升）后，感到身体难受起身前往洗手间，一进洗手间立刻晕的天旋地转，跌坐在马桶盖上，之后便不省人事。待睁开眼，伊藤诗织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间陌生酒店的房间，身体被山口敬之压倒并感到剧痛。伊藤诗织斥责山口敬之停下来，但无效。事后，山口敬之哄劝伊藤诗织“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啊，你合格啦”。

逃离酒店回到自己的寓所，出于嫌恶心情，伊藤诗织将衣物统统扔进洗衣机清洗，并淋浴冲洗，而未能留下物证。噩梦般的事件后，山口敬之再未就工作签证一事联系伊藤诗织。

在朋友的陪伴鼓励下，伊藤诗织终于鼓足勇气向警方报案，本以为总算站在了起跑线上，却没想到面对的是山口敬之的否认、取证难、警方不作为等局面。山口敬之反驳道：“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你自己主动喝到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我只能把你带回住处……”、“像你这样的漂亮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

在最初的媒体报道中，伊藤诗织是个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而她慢慢觉得在讲述故事时，作为真实的、有名字的、有面孔的人登场，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变得越少越好，我不愿任何人再体验这份痛苦”，抱着这样的想法，伊藤诗织决定自己站到台前，出版了纪实作品《黑箱》，记录了这起性侵案件的全过程。

如今，伊藤诗织逐渐回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状态，去非洲制作纪录片，撰写稿件，聚焦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如果将这四年的时间布剪掉，她貌似正沿着之前的轨道前行着。而事实是，伊藤诗织再也回不去原先的轨道，她不得不选择直面自己的不幸，并与之共存。

“与我而言，我的幸存依靠的是直面现实。”7月16日，伊藤诗织来到中国，与中国读者共同分享，并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黑箱》书封

“黑箱”

《黑箱》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一名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的原话：“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这种情况称作‘黑箱’。”伊藤诗织在向大众打开这个私密空间的时候，也触碰到了司法系统与日本社会内部的“黑箱”。

更多痛苦的记忆形成于事发后的数月，形成于试图打破“黑”箱的过程中。

事发后，当伊藤诗织确认了自己是在完全失去意识的过程中被强奸的事实时，她决定走进警察局报案，此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五天。而日本警方一再劝说诗织放弃报案，首先案发地点是私密空间，收集证据十分困难；其次，对方是日本新闻界有权有势的人物，今后恐怕无法在日本新闻界立足。

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两个月后，日本警方根据收集的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然而在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叫停。在此之前，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此案。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展开长达一年多的新一轮调查，但结果依然是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

司法系统的“黑箱”给了伊藤诗织闷头一棍。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了复议申告书，并在此次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了这一决定。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对此案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性侵带给被害人的伤害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还有外界的舆论压力。伊藤诗织公开身份后，网络上的谩骂与攻击纷至沓来，“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情，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这个女人是疯子，全是妄想，不过是为了攻击安倍政权的伎俩罢了。”而她家的楼下常常出现监视她的黑色车辆，家中的角落被装了监听器。

伊藤诗织没有想到，在《黑箱》出版之后，她收到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表达的是对她的愤恨。“这封邮件来自一位女性，她写到她多么恨我所做的事情，作为一名日本女性她对我公开这些感到羞耻，尽管这一切都是真的，” 伊藤诗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日本政府议员对伊藤诗织事件的评价

在BBC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中，一位日本政府女性官员评价伊藤诗织事件：“她作为一名女性有很明显的问题，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忆了……”

“也有很多支持，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爱知县的包裹，里面是厚厚一沓卡片，上面写满了对我的鼓励。”不同国家、地区的反应有很大差别，BBC的纪录片播放后，收到了许多来自男性的支持消息，他们的身份有的是父亲，有的是警察，” 伊藤诗织说。

日本社会在性文化方面同样潜藏着“黑箱”。日本有着极发达的色情产业，在便利店的货架上可以轻易获取色情杂志，而红灯区提供着各式性服务，动漫动画中的软色情信息业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对于女性受侵害的事实却讳莫如深。

这在伊藤诗织看来，日本性文化的背后是女性的失声。“我不认为日本的性文化是开放的，它更多呈现出来的是男性视角下的性文化，在色情电影中，甚至有‘强奸’这一主题，”伊藤诗织说，“女性避开讨论‘性’是根植在我们的社会中的，对于日本女性来说，我们背负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期待。社会环境、性教育缺失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对东亚社会的女性产生着比较大的影响。”

“No means No”

在检察审查会对该案做出不予起诉的判定后，伊藤诗织将案件转为民事诉讼。 “就在上周法院，召开了一场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上，山口敬之也出席了。”诗织说，“这是我自事件发生之后再一次与他会面，过程十分艰难，目前还在等待结果。但另一方面，民事诉讼会更加公开透明，也可以参加听证会，双方都会出席，会更容易得到一些文件和信息。”

案件的诉讼漫长而艰辛，而另一些改善女性权益的变化正在日本社会进行。

“这一事件之后，日本开始着手修订强奸法，为期三年，截止到2020年。”伊藤诗织介绍，“同时还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在推动法律的改革，此外也有媒体的力量，有关强奸的话题能够在媒体上更公开地报道出来，以供大家讨论。”

在国会会议上，安倍晋三在面对有关这一事件的质询时，承诺未来会在所有地区至少都建立一家强奸应急援助中心。

而伊藤诗织认为要改变日本社会对强奸的刻板印象，对于“合意”、“自愿”等词汇的解释应该更加清晰化。

诗织还记得发生性侵的那天晚上，她竟无法从日语中找出一个明确的、强有力的表示拒绝的词汇。“如果我用日语叫他停下来，这听上去更像是在取悦他。所以我选择用英语咒骂他”。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判定这同意与否的问题都做出了改革。以瑞典为例，先前判定同意与否说“不”就行，现在的话要说“同意”才可以判定。“在日本的文化中，讨厌也可以被理解为喜欢，在这种文化下如何去纠正这种认知是一个问题。”伊藤诗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日本男性会觉得你说‘不’的时候有时候意味着可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需要改变。我说不就是不，我说可以才能可以。”

“幸存者”

“我不喜欢受害者的称呼，更喜欢幸存者。也希望有不幸经历的人都能幸存下来。”伊藤诗织反复强调，“要坚信这件事不是你的错，当被侵害之后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都保护了你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对于伊藤诗织而言，她的幸存依靠的是直面现实。事情发生之后，身边的人总是会对她说就让这件事过去吧。然而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伊藤诗织自己知道，这件事是不会轻易过去，所以对她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相信真相。“但客观地来说，日本的司法系统并不完善，我不会要求其他人像我一样必须公开站出来反对。”

与此同时，伊藤诗织也遭受着批评与质疑，有人觉得她将日本羞耻的事情抖露出来是不爱国。面对这些，诗织回应：“正因为我关心我的家人、朋友，才决意要公开，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让大家去讨论，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件好事。我肯定会收到一些不好的评论，包括一些人身攻击，但我仍旧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下去。”

“真正生存下来是把日子过下去，我非常幸运的是有很好的朋友一直在支持我，在事件发生之后我处于一个十分颓丧的状态，我的朋友会看着我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伊藤诗织记得：“我其实一直后悔没有反抗好，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警局。但后来我有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一位女士告诉我，我在事发之后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很好。这是我收获的最好的一句话。我也想告诉其他幸存者。”

而除幸存者外，伊藤诗织的另一重身份是自由记者，她的工作是向大众讲述故事。事件发生后，诗织的职业生涯在日本遭到了较大的阻力，而后她决定前往英国工作。“尽管有时候觉得很糟糕，但至少能够出去。”

这几年里，除了记者的工作外，伊藤诗织出版了纪实作品《黑箱》、织奔波于埃塞尔比亚、韩国、美国等地拍摄不同主题的纪录片。2018年，诗织制作的有关日本孤独死问题的纪录片获得了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纪录片银奖。最近，她在非洲拍摄有关女性割礼的纪录片。“世界上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对女性普遍有一种期待，要求女性应该是怎样的，我感到我和她们是存在一种联结的，这些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这是一个全球性普遍发生的事情，” 伊藤诗织说起这几年的经历有感。

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提起反诉，要求其赔偿1亿3千万日元，并在全国媒体上进行道歉，以补偿他的损失。面对山口的反击，伊藤诗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山口敬之有在媒体上回应这件事，但我并不认为那些是新闻，它们是人身攻击。”

她说：“我始终相信故事的力量，相信新闻，相信真相。”

或许某种程度上，伊藤诗织触碰到了四年前的理想与轨道，她正努力夺回原本失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