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爱情?还是要革命?|单读

要爱情?还是要革命?|单读

2019年07月19日 09:03:10
来源:单读

要爱情?还是要革命?随着德国戏剧《夜半鼓声》的落幕,这个二选一的难题摆在了观众面前。《夜半鼓声》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早期的代表作,经青年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平重新演绎,将一百年前对爱情和革命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了解这部经典戏剧的台前幕后,单读编辑部潜入了排演现场,拍摄了参演这场戏剧的工作人员,并采访了导演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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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两个世界

单读:在这部剧中,前三幕的舞台布景和1922 年首演的布景非常相似,为什么会想这样布置?

卢平:事实上这两个布景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布景,里面藏了不少小小的改动。我们的舞台设计师本来可以直接根据首演的图片重建布景,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在一个非常小的舞台上重建了那个布景,然后拍下了照片,把它们印刷到在实际演出时会用到的比例,再把这些道具摆到舞台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不是最原始的样子,而是我们处理原始舞台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这出戏所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地沿袭了过去的舞台设计,沿袭了它的历史风格,但我们同时也做了改动。

当我们在德国慕尼黑室内剧场演出,那是100 年前布莱希特首演的剧场,我们的演员在同样的舞台上演着一部同样的剧,就像100 年前的演员做的那样。当你观看这部剧时,你会发现这个剧的第一幕是非常完整的。在那一幕里,我们的演员戴着耳机,耳机里放着的是首演的录音,他们听着录音的台词,唇形同步地念出那些台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僵硬,毫无感情。但在第二幕,这样的表演不复存在,语言变得自由,不再是专属于个人的东西。尔后,这部剧变得越来越分裂,甚至在最后一幕,舞台上所有的装置都消失了,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

这是一出有关两个世界的表演。一个世界发生在客厅,它和家庭有关,演员仅仅是在讲述角色定义的语言,另一个世界则发生在街头,它和集体有关,演员阐述的是一种自由的语言。在这部剧中,我用仿古的舞台设计,建立起人们和20 世纪的联系。但是随着剧情的变化,剧本里的角色也会相应改变,当他走向世界的另外一个方向,他就需要不同的舞台设置。比如霓虹灯的使用,对我来说就是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我也想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两个世界。

单读:除了舞台设计上的创新,您还做了什么改动?

卢平:在这部戏中,我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音乐。第一部分,我们用的是古典乐,这和1922 年演出时的音乐非常相似,提醒着大家“现在是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了!”,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气氛。在第二部分,在那个酒吧里,我们走近了现代,在一种卡拉OK 的表达风格下,我们运用了自60 年代兴起的当代音乐,拉近和我们当代生活的距离。在往后的部分,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这是我们作曲家原创的音乐,它非常浪漫,代表着未来的原声。就像这部剧的舞台设计、表演风格,所有故事都是从过去开始的,我们首先倒退到1922 年,缓慢地进入到现在的时空,再到未来去。从第四幕开始就是关于未来的故事,你可以看见演员们穿着塑料质地的服装,他们穿着塑料的衣服,塑料的鞋子,我们在舞台上配上霓虹灯、迷雾,这些都是我对未来世界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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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戏里,演员永远没有成为一个角色

单读:很多人知道布莱希特是因为他的“间离效果”,您怎么理解它?

卢平:“间离效果”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在这个理论下,演员只是演员,是角色的画像,但不是角色本身。事实上在这部戏里,演员永远没有成为一个角色,这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表演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当你在看好莱坞电影时,如果这个演员被赋予了某种角色,他就会是某种角色。如果这个角色是强壮的,他就是强壮的;如果这个角色是肥胖的,他就是肥胖的。但是布莱希特厌恶这种表达,他试图告诉观众,你只是在观看一个戏剧,舞台上的角色都不是真的,他们只是演员。

就像在1922 年慕尼黑室内剧场,布莱希特在观众席中摆放着“可别太动情了”的贴纸,今天我们也在剧场里贴了三种语言形式的“可别太动情了”的贴纸,这也是“间离效果”的一个体现。这不是这部剧想要你做的事情,你不应该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爱情故事,它是有一定公共性价值的。为什么说它是有“间离效果”的呢?因为这不是能让你坐在电视机前放松的戏剧,你的头脑需要一直保持“在线”。“间离”的理念对我而言也很重要,我也认为演员只是负责表演角色,他们并不是角色本身,他们仍然是他们自己。当我不在排演布莱希特的戏剧时,我仍然也会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情。在这部剧中,布莱特运用了他的技巧,我运用了我的技巧,我相信演员们也运用了他们的技巧去完成这个表演。

单读:作为一名专业的剧作家,布莱希特有着非常丰富的个人经历,他参加过很多场政治运动,甚至流亡各国。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卢平:在他二十岁出头写的剧本中,像《巴力》(Baal)、《夜半鼓声》(Drums In the Night)、《在城市丛林》(In the Jungle of Cities)这类的早期剧作中,他所表达的主旨不是政治,而是人民。后来他被迫流亡到各个国家,伴随着流亡的经历,在创作上他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色彩,并试图指向特定的一种政治理念。

但在他早期的剧作中,他以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人们对于政治理念的选择。尤其是《夜半鼓声》,这部剧的原名是《斯巴达克斯》(Spartakus),以1919 年在德国发生的的左翼运动“斯巴达克斯起义”为背景。在这部剧中,主人公克拉格勒从战争前线回到故土,他参加过革命,是当时一个代表性人物,当他的妻子表示愿意回到他的身边,想重新和他在一起时,他选择留在她的身边,彻底地放弃革命,回归家庭。虽然这部剧令布莱希特获了奖,但在往后的创作里,他都表现出对这部剧本的不满意,因为主人公在最后放弃了革命,回到了“床”(最终幕主题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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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爱情?还是要革命?

单读:很多人认为这部剧的主题是“要爱情,还是要革命”,您同意吗?

卢平:我同意,但它不仅仅围绕着爱情或革命。一方面,它无疑是一个和爱相关的故事,它谈论爱、家庭、父亲、母亲、女儿、丈夫,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人,它的故事也总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场所,比如客厅、酒吧。另一方面,这部剧从第一幕起就涉及到革命的话题,这不是一个围绕家庭的设定,而是在形成一种关于集体的认知。在这个认知体系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不再只是一个社会角色。所以我认为这部剧不仅是在探讨爱或革命,而是意在描写两个不同的世界。

单读:这听起来像是人们对于不同世界的选择。如果您是剧中的人物,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卢平:我不知道要如何选择。我给这部剧设定了两个结局,究其原因就是我无法做出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去做重要的决定,而且是每天都要去做重要的决定。比如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导演,我来北京演出,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公共性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这是我仅有的暑假,我可以选择和我的女朋友、我的狗、我的家人呆在家里。这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你选择爱还是革命的时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你选择私人的时间,还是公众的时间;是追求自我的幸福,还是追求一种让更多的人都快乐的价值观。

就像在“周五护未来” (FridaysForFuture)的行动上,人们上街声诉要注意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希望我们不要在下一代面前毁掉这个世界。我们总有一天会老,但是我们的小孩会长大,他们仍然很年轻,不会想要一个被毁掉的世界。我的很多朋友都有小孩,在那一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小孩去抗议,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一起。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走上街头。尤其是在德国,在欧洲,人们经常会在二者之间做选择,离开客厅,用游行的方式去大声表达他们的需求,去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我们真的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100 年后我们希望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许这样想我们就会真的去做一些改变。

单读:您认为100 年后世界会怎么样?

卢平:我认为世界会破裂。尤其是当涉及到气候、环境、自然的问题时,我们会注意到现在再考虑这些问题都太晚了。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科学家都说我们应该去做出一些改变了,如果他们是对的,那我觉得我们的确应该去做些事情了,现在改变的路径非常缓慢。我感觉100 年后人们不会再团结起来,而是变得更加分裂。这也会让我思考是什么团结起人们,又是什么分裂了他们。我想如果全世界的人们都去思考100 年后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将会变得团结。但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很多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无法去思考明天的事情,他们必须想办法过好今天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困境。所以我知道让人们依靠同一个信念团结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值得去尝试的事情。

单读: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选择布莱希特的这部剧是想探讨“我们愿意牺牲多少人的幸福,去换取改变世界的可能”,对此您有答案了吗?

卢平:没有,我仍然在探索中。事实上,这个探索的过程也令每一次的演出变得有趣。因为这部剧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是克拉格勒仍然在革命中,一个结局是克拉格勒离开了革命。当我们在德国演出的时候,观众总是选择让克拉格勒回归家庭,他们说“不,回去和你的妻子一起!”,他们不想让他继续在战争里。但当我们去其他地方演出,我们又会看到人们对结局不同的偏好。比如今年年初我们在台北演出,人们反而都想要那个革命的结局,他们说“这个人应该继续战斗,而不是和他的女孩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结局,不同国家的人们会有不一样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我仍然在寻找这个答案,也非常好奇这里的观众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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