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爱情？还是要革命？｜单读

要爱情？还是要革命？随着德国戏剧《夜半鼓声》的落幕，这个二选一的难题摆在了观众面前。《夜半鼓声》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早期的代表作，经青年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平重新演绎，将一百年前对爱情和革命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了解这部经典戏剧的台前幕后，单读编辑部潜入了排演现场，拍摄了参演这场戏剧的工作人员，并采访了导演卢平。

我想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两个世界

单读：在这部剧中，前三幕的舞台布景和1922 年首演的布景非常相似，为什么会想这样布置？

卢平：事实上这两个布景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布景，里面藏了不少小小的改动。我们的舞台设计师本来可以直接根据首演的图片重建布景，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在一个非常小的舞台上重建了那个布景，然后拍下了照片，把它们印刷到在实际演出时会用到的比例，再把这些道具摆到舞台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不是最原始的样子，而是我们处理原始舞台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这出戏所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地沿袭了过去的舞台设计，沿袭了它的历史风格，但我们同时也做了改动。

当我们在德国慕尼黑室内剧场演出，那是100 年前布莱希特首演的剧场，我们的演员在同样的舞台上演着一部同样的剧，就像100 年前的演员做的那样。当你观看这部剧时，你会发现这个剧的第一幕是非常完整的。在那一幕里，我们的演员戴着耳机，耳机里放着的是首演的录音，他们听着录音的台词，唇形同步地念出那些台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僵硬，毫无感情。但在第二幕，这样的表演不复存在，语言变得自由，不再是专属于个人的东西。尔后，这部剧变得越来越分裂，甚至在最后一幕，舞台上所有的装置都消失了，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

这是一出有关两个世界的表演。一个世界发生在客厅，它和家庭有关，演员仅仅是在讲述角色定义的语言，另一个世界则发生在街头，它和集体有关，演员阐述的是一种自由的语言。在这部剧中，我用仿古的舞台设计，建立起人们和20 世纪的联系。但是随着剧情的变化，剧本里的角色也会相应改变，当他走向世界的另外一个方向，他就需要不同的舞台设置。比如霓虹灯的使用，对我来说就是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我也想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两个世界。

单读：除了舞台设计上的创新，您还做了什么改动？

卢平：在这部戏中，我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音乐。第一部分，我们用的是古典乐，这和1922 年演出时的音乐非常相似，提醒着大家“现在是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了！”，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气氛。在第二部分，在那个酒吧里，我们走近了现代，在一种卡拉OK 的表达风格下，我们运用了自60 年代兴起的当代音乐，拉近和我们当代生活的距离。在往后的部分，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这是我们作曲家原创的音乐，它非常浪漫，代表着未来的原声。就像这部剧的舞台设计、表演风格，所有故事都是从过去开始的，我们首先倒退到1922 年，缓慢地进入到现在的时空，再到未来去。从第四幕开始就是关于未来的故事，你可以看见演员们穿着塑料质地的服装，他们穿着塑料的衣服，塑料的鞋子，我们在舞台上配上霓虹灯、迷雾，这些都是我对未来世界的塑造。

在这部戏里，演员永远没有成为一个角色

单读：很多人知道布莱希特是因为他的“间离效果”，您怎么理解它？

卢平：“间离效果”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在这个理论下，演员只是演员，是角色的画像，但不是角色本身。事实上在这部戏里，演员永远没有成为一个角色，这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表演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当你在看好莱坞电影时，如果这个演员被赋予了某种角色，他就会是某种角色。如果这个角色是强壮的，他就是强壮的；如果这个角色是肥胖的，他就是肥胖的。但是布莱希特厌恶这种表达，他试图告诉观众，你只是在观看一个戏剧，舞台上的角色都不是真的，他们只是演员。

就像在1922 年慕尼黑室内剧场，布莱希特在观众席中摆放着“可别太动情了”的贴纸，今天我们也在剧场里贴了三种语言形式的“可别太动情了”的贴纸，这也是“间离效果”的一个体现。这不是这部剧想要你做的事情，你不应该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爱情故事，它是有一定公共性价值的。为什么说它是有“间离效果”的呢？因为这不是能让你坐在电视机前放松的戏剧，你的头脑需要一直保持“在线”。“间离”的理念对我而言也很重要，我也认为演员只是负责表演角色，他们并不是角色本身，他们仍然是他们自己。当我不在排演布莱希特的戏剧时，我仍然也会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情。在这部剧中，布莱特运用了他的技巧，我运用了我的技巧，我相信演员们也运用了他们的技巧去完成这个表演。

单读：作为一名专业的剧作家，布莱希特有着非常丰富的个人经历，他参加过很多场政治运动，甚至流亡各国。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卢平：在他二十岁出头写的剧本中，像《巴力》（Baal）、《夜半鼓声》（Drums In the Night）、《在城市丛林》（In the Jungle of Cities）这类的早期剧作中,他所表达的主旨不是政治，而是人民。后来他被迫流亡到各个国家，伴随着流亡的经历，在创作上他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色彩，并试图指向特定的一种政治理念。

但在他早期的剧作中，他以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人们对于政治理念的选择。尤其是《夜半鼓声》，这部剧的原名是《斯巴达克斯》（Spartakus），以1919 年在德国发生的的左翼运动“斯巴达克斯起义”为背景。在这部剧中，主人公克拉格勒从战争前线回到故土，他参加过革命，是当时一个代表性人物，当他的妻子表示愿意回到他的身边，想重新和他在一起时，他选择留在她的身边，彻底地放弃革命，回归家庭。虽然这部剧令布莱希特获了奖，但在往后的创作里，他都表现出对这部剧本的不满意，因为主人公在最后放弃了革命，回到了“床”（最终幕主题名）上。

要爱情？还是要革命？

单读：很多人认为这部剧的主题是“要爱情，还是要革命”，您同意吗？

卢平：我同意，但它不仅仅围绕着爱情或革命。一方面，它无疑是一个和爱相关的故事，它谈论爱、家庭、父亲、母亲、女儿、丈夫，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人，它的故事也总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场所，比如客厅、酒吧。另一方面，这部剧从第一幕起就涉及到革命的话题，这不是一个围绕家庭的设定，而是在形成一种关于集体的认知。在这个认知体系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不再只是一个社会角色。所以我认为这部剧不仅是在探讨爱或革命，而是意在描写两个不同的世界。

单读：这听起来像是人们对于不同世界的选择。如果您是剧中的人物，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卢平：我不知道要如何选择。我给这部剧设定了两个结局，究其原因就是我无法做出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去做重要的决定，而且是每天都要去做重要的决定。比如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导演，我来北京演出，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公共性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这是我仅有的暑假，我可以选择和我的女朋友、我的狗、我的家人呆在家里。这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你选择爱还是革命的时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你选择私人的时间，还是公众的时间；是追求自我的幸福，还是追求一种让更多的人都快乐的价值观。

就像在“周五护未来” （FridaysForFuture）的行动上，人们上街声诉要注意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希望我们不要在下一代面前毁掉这个世界。我们总有一天会老，但是我们的小孩会长大，他们仍然很年轻，不会想要一个被毁掉的世界。我的很多朋友都有小孩，在那一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小孩去抗议，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一起。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走上街头。尤其是在德国，在欧洲，人们经常会在二者之间做选择，离开客厅，用游行的方式去大声表达他们的需求，去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我们真的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100 年后我们希望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许这样想我们就会真的去做一些改变。

单读：您认为100 年后世界会怎么样？

卢平：我认为世界会破裂。尤其是当涉及到气候、环境、自然的问题时，我们会注意到现在再考虑这些问题都太晚了。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科学家都说我们应该去做出一些改变了，如果他们是对的，那我觉得我们的确应该去做些事情了，现在改变的路径非常缓慢。我感觉100 年后人们不会再团结起来，而是变得更加分裂。这也会让我思考是什么团结起人们，又是什么分裂了他们。我想如果全世界的人们都去思考100 年后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将会变得团结。但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很多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无法去思考明天的事情，他们必须想办法过好今天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困境。所以我知道让人们依靠同一个信念团结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值得去尝试的事情。

单读：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选择布莱希特的这部剧是想探讨“我们愿意牺牲多少人的幸福，去换取改变世界的可能”，对此您有答案了吗？

卢平：没有，我仍然在探索中。事实上，这个探索的过程也令每一次的演出变得有趣。因为这部剧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是克拉格勒仍然在革命中，一个结局是克拉格勒离开了革命。当我们在德国演出的时候，观众总是选择让克拉格勒回归家庭，他们说“不，回去和你的妻子一起！”，他们不想让他继续在战争里。但当我们去其他地方演出，我们又会看到人们对结局不同的偏好。比如今年年初我们在台北演出，人们反而都想要那个革命的结局，他们说“这个人应该继续战斗，而不是和他的女孩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结局，不同国家的人们会有不一样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我仍然在寻找这个答案，也非常好奇这里的观众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