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落花生”

8岁以前,我是粉红色的花朵,在父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

8-17岁,我是随水漂流的荷叶,在辗转的急流中无处容身。

17-25岁,我是土里的铁,一心想着发光发热。

25-38岁,我是山顶的石头,雷霆狂风,内外煎熬,幸运的是没有被吹成粉末。

38岁以后,我心在天外,人生种种都已经历,恍如一梦。

种种坎坷,但我终究不失本心,可以无愧地说一句:“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1周年纪念全家福,后排为许燕吉和哥哥。许地山是民国著名学者、作家,有《落花生》《春桃》《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等著作。

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1周年纪念全家福,后排为许燕吉和哥哥。许地山是民国著名学者、作家,有《落花生》《春桃》《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等著作。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计较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意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捉出一个,“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爸爸爱旅游,到农村去也能招来一帮村童,把带来的食品分给他们,和他们交谈说笑,还和他们一块儿做游戏。有一次,爸爸带回家来一个流浪儿,是个男孩儿,比我大一点儿。袁妈给他洗干净,换上哥哥的衣服,爸爸把他送到收养孤儿的学校去了。那所学校爸爸也带我去过,孩子很多,都穿着蓝色制服。他们看见爸爸,也是欢呼着围了上来,可见爸爸是他们的老熟朋友了。爸爸到新界青山的寺庙里度暑假写文章,我们也去住过几天,发现小和尚们也喜欢我爸爸,到时候就来送水,送羊奶,扫地,抹桌子。完事了,爸爸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顶小的小和尚还没有我大。他们带了我和哥哥满寺院玩儿,还教我们唱“南无阿弥呀陀佛”。

寒假暑假,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多,他教哥哥下棋,跟哥哥讲时事。至于愚顽不通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

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你怎么啦?”“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像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树要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呀,咧着嘴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一晚上,我还是不住地摸肩膀。

1938年,和父亲出游,后面是弗朗士

1938年,和父亲出游,后面是弗朗士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会乐器,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位音乐人,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作有纪律。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就教我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也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想着,一个人黑天半夜带着大刀,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不敢过去,总之,怪可怕的,就记住了。其实大相径庭。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爱大自然,爱到野外去,有时也带上我,可我惯会耍赖,蹲在地上说走不动了,知道爸爸会来驮我。我骑在他肩上,看得远又不出力,得意之至。爸爸怕我摔下来,还一直抓住我的腿驮到目的地。有时我们也去游泳。爸爸认为香港水域不太卫生,他不下水,只晒晒太阳,妈妈带我们去游。在山上、树林或海滩,爸爸都能给我们讲些知识。比如,他告诉过我,大石头上的白藓长了上千年了,有的树分公母两性,海滩上被浪冲刷剩下的贝壳顶叫醋龟,放在醋里它会冒气泡而“行动”。我和哥哥总是要找拾几个拿回去“实验”。爸爸虽是搞文史的,但对自然科学也挺有兴趣,他的书房里有好些自然科学的书。我常去翻看那些插图,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胎儿在母体内是头朝下的,有些虫子会长得和树叶一样,等等。

爸爸喜欢摄影,这是他自拍的,还摆了搞怪的姿势

爸爸喜欢摄影,这是他自拍的,还摆了搞怪的姿势

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搀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

记得只有一位,爸爸没帮助他。那是个中年男子,穿的西服,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气,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了。我趴在窗户上,看那人没趣地走了。爸爸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

爸爸和他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但总把我“拒之门外”。我听得见,看不到,很生气。我知道,爸爸有时还带他的学生们出游,从不带我,大概是怕我又赖地不走,让学生背。

爸爸爱说笑话,随时随地能找到笑料,也会拿妈妈和我们俩来调侃,但对婆婆,绝不因她的出身而不尊她为长辈。对袁妈、刘妈也很客气有礼,就是提出批评,也只是说以后不要如何如何了。

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叫刘妈给我找了件长袖衫子穿上,还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我逗笑了。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

内容选自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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