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廖伟棠：写作如何成为我的职业，我在今时今日如何看待它 | 书房

在当下，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责任就是继续发声，不要沉默。如果连发声都做不到，那你起码要坚持一种，“不说”。

廖伟棠被香港媒体称为“001 号诗人”。

1997 年，香港新移民政策出台，港人内地所生子女获准赴港。在得到批准的申请者中，廖伟棠是001 号，其弟弟、妹妹分别是002 号和003 号。

当时的廖伟棠已经22 岁，在珠海一家电视台工作。从七八岁申请赴港算起，廖伟棠已经排队了十余年。在这期间，有着香港父亲和内地母亲的廖伟棠都生活在广东，很难同父亲相聚。因为间隔时间太久，收到批准通知时，廖伟棠已经忘记自己曾申请排队。

对于廖伟棠来说，1997 年是一个转折点。在珠海时的稳定生活被打破，移居香港后的现实因素纷沓而至。面对家里的经济压力，本来打算在香港短住的廖伟棠辞去珠海的工作，留在了香港，而外界对他“香港作家”身份的解读，也都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

初到香港时，廖伟棠在当地一家书店做店长，但很快他便辞职，尝试给香港的报纸投稿。1998 年起，他开始在《明报》和《新报》上发表书评和艺术评论，给香港几家报纸的文艺版面轮流写稿。再后来，他开始发表诗、小说和散文，做翻译和摄影师。

廖伟棠把自己早期的多重身份视为“被逼无奈”：“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必须要做这么多东西才能生存。”

17 岁起，为了经济独立，还在广东的廖伟棠开始给杂志投稿，参加文学比赛，来到香港后，他陆续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时报文学奖和联合报文学奖。依靠纸刊稿费，他没有再回去上班，成为职业写作者。他四处旅行，用文字和影像来记录自己的迁徙。

如今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在纸媒剧烈萎缩的当下，廖伟棠的名字转而频繁出现在了新媒体平台。他为许多内地的新媒体撰稿，写评论和专栏。他每天看一部电影，每周读两本书，之后写下的许多评论，会由内地新媒体发表。

新媒体时代的廖伟棠也因社交媒体而被注意。在微博上，廖伟棠观点尖锐，数次引起争议。廖伟棠曾说，香港作家的身份好像是个原罪，一谈论什么，马上就会有人说你是香港人。他因此很少再写时评，写了更多相对安全的书评、影评和乐评。

但即便如今，公共知识分子在普通人认知里“已经成为笑话一样的存在”，他依然认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每个人的责任，也依然在微博上继续发声。“在港台相对而言发言的自由度大一些。”廖伟棠曾说，“既然享受自由，就更应该为自由付出多一些的东西，能做多少做多少，直到做不了为止。”

廖伟棠把自己定义为没有故乡的人。香港不是他的家，也没有任何地方是他的家。移居香港前，他已经在出生地新兴、少年时代的珠海和求学地广州三城居住，2001 年，他又前往北京，在北京停留了五年。他频繁地在中国和欧美旅行，并不断遇到同类。“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属于迁徙的一代。”他在游记集《衣锦夜行》中写道，“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中国对城乡流动的限制放宽、大学逐渐扩招，年轻人借着升学、工作的名义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流动，而对于其中我等‘波希米亚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借口。”

廖伟棠把自己称为“文化流浪汉”。他曾写道，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他不愿意被称为香港作家，更希望自己被视作用汉语写作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文学、香港草根文化和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参与，多少让他对香港的认同不断增多。

2018 年，廖伟棠离开香港，赴台湾一所高校任驻校作家，开始在台湾旅居。

7 月31 日，离开香港前夕，廖伟棠写下《賦別之一：失明症漫遊》，兰桂坊、天后、九龙塘、荃湾这些香港地名，都在诗中重现。从1997 年成为001 号来港者算起，已经过去近二十一年。

七年前，廖伟棠有了儿子，两年前，廖伟棠有了女儿。他时常谈论孩子，平日的时间，也往往会被孩子占据。他早早起床，准备早饭，送孩子上学。傍晚，他接回孩子，等到孩子入睡后，工作到深夜。

二十几岁时，廖伟棠背着电吉他赴港，在巴黎过着“穷一点的海明威过的生活”。如今他几乎不再离开家。留给摄影的时间锐减，写评论的比重因此上升。他也开始在家录制线上课程，讲中国和海外的诗歌。

以下是《好奇心日报》对廖伟棠的采访内容。

△ 廖伟棠摄影作品

如果连发声都做不到，那你起码要坚持“不说” 

Q：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影响了写作？

大概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当时读了鲁迅的《野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一本日本散文诗选，叫《黄金幻想》。原来，头脑好像一直被蒙蔽了。这三本书让我开始反思中国人的周遭环境，以及长期以来洗脑一样的灌输。

具体影响我创作的，一个是1989 年，一个是1997 年。1997 年，我移居到香港。原来在珠海时，过着一种相对象牙塔的生活，只是单纯的阅读和写作。但在香港，你无可避免地会接触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城市。这对写作有很大改变。都市文化和底层生活都进入视野，诗里就多了很多现实主义的因素。

Q：1997 年刚到香港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刚到香港时，本来有机会到香港的电视台，延续我原来在珠海时的工作。但有次逛书店时，突然觉得没必要再去电视台工作。我本身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传播媒介。

当时正好看到书店在招人，就去应聘了。书店老板娘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一个京剧票友。她问我喜不喜欢看书，我说我不但喜欢看书，而且已经写了一本书。她看了我的书，立刻就录用我做店长了。

我还记得她问我，你对这个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就想知道工作人员买书能打多少折。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折扣，我觉得挺好。去书店工作，有一半的原因就是为了看书和便宜买书。

Q：后来如何成为了职业创作者？

我在书店就工作了一两年，一年多后就辞职了。当时我觉得，我可以试着以一个撰稿人的方式来生活。本来工资也不高，靠稿费也能够赚到同样的钱，那何必再每天去上班。

1998 年，我开始尝试给香港几家大报纸投稿，主要是《明报》和《新报》。主要是写书评，还有艺术评论。这两家报纸，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发你的东西，所以我就轮流写。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当时，香港的文艺版面还是相当多的。

到了1999 年，我写了很多小说。小说稿费比较多，当时发表的地方也比较多。那时我每个月靠稿费就能赚来大概一万港币左右。对于一个单身的、20 出头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够了。我也没有更多别的消费。大概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了专业写作。

Q：你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拍照、画画、做翻译。对你来说，这样不同的身份有何不同，又如何相互影响？

其实一开始，这些不同的身份是被逼无奈。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必须要做这么多东西才能生存。后来觉得也挺好的。这像是把自己的脑子分成很多块，板块之间会互相碰撞。

而且这样的话，写诗时就也没有后顾之忧。写诗基本是没有稿费可言的。写评论给我赚取了生活的费用，另一方面，我觉得写评论对诗人非常重要。你可以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去整理自己的阅读和生活体验。

Q：你曾说过苏珊·桑塔格“是一个标杆一样的人”。你认为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有些被污名化了，成为了笑话一样的存在。现在我们都不敢自称公共知识分子了，或者说，我们不敢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必需。但我认为，每一个写作者，甚至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好都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你的公民责任。

在当下，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责任就是继续发声，不要沉默。如果连发声都做不到，那你起码要坚持一种，“不说”。不说谎，不说谄媚的话，不粉饰太平。能够做到这点，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Q：在很多媒体上，都可以看到你的文章。如今媒体剧烈萎缩，你在哪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辨别自己的读者群体？

读者群体这点，我真的都没有怎么多想。我一直写我自己想写的评论，写我自己有感而发的东西。这家媒体觉得不适合，我就发给另一家媒体。每天我几乎都会写一两千字。每看一本书、每看一部电影，我也都会或多或少写一些评论，拿去发表。基本都还能有发表的空间，所以我也从来不去忧虑这个。

关键在于，你得把你的文字写好。说得通俗一点，你交出来的活是好的，自然就会有所谓的市场。

Q：数十年来，你的写作有什么变化？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写了将近三十年的诗了。如果让我选择，在我所有从事的东西中，我可以抛弃一切，但绝对不会抛弃写诗。这就像我的一个天职，我也有责任把诗写好。诗歌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我必须要回馈。我读了很多好诗，也必须要写出很多好诗。

而写作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受里尔克这类诗人的影响，进行冥想性的写作，转变为更多的现实主义写作。十多年前，我就写过很多批判现实的诗。

现在慢慢沉下来思考，就会觉得，写诗和作为人类个体的我，是互相作用的。写作时，不一定是我在塑造诗，而是诗在塑造我。我通过写诗来探寻灵魂，看看它能够通向哪里。这时你就会觉得，诗歌的成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它像是把自己扔到闪电之中，或者是回旋着的巨浪里。它让你去碰撞，也考验着你自己，看你能不能从中穿越。对我来说，这是写作的最大意义。

Q：跟以往相比，现在的写作者是否面对着更多的困难或者干扰？

我觉得最大的干扰就是手机。我手机的桌面上写着，别看我，看书。这是我手写的几个字。

但这真的很难做到。你的心思会不断转向那里，人与人也被网络硬性绑在一起了。你必须去关心别人。对于小说家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它其实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些都能砍掉一半，我们能看很多书，写很多东西。

我觉得人生那么短暂，能够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要非常的珍惜

Q：你写了很多和旅行有关的诗歌与文章，也曾说过，自己起码用了20 年的时间到处行走。有哪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经历？旅行如何影响创作？

旅行的经历，大多数都写到了游记《衣锦夜行》里。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有几次旅行。一个是第一次去巴黎，在巴黎度过了一个冬天。后来我专门出了一本书，叫《巴黎无题剧照》。一个是在意大利居住的半年。另外，我曾三次去西藏，尤其去了藏南一带。去西藏是为了探寻仓央嘉措诗歌里意象的来源，这对重新翻译仓央嘉措有很大帮助。这些经历后来结集成了一本书，叫《寻找仓央嘉措》。

我通常都是带着书去旅行。我不是冒险家，也不追求雄壮的美景。我希望在旅行中接触到另一种文明。旅行其实也是对另一种文明的探索，它在现实的脚步上进行，又同时在文本上、在纸上进行。我在哪里都可以写作，但最喜欢的就是在交通工具上写作，尤其是火车和飞机。好像一飞离这个大地，就会有灵感。当然，平时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我随时随地打开电脑都能够写东西。

Q：可以聊聊在巴黎居住的那段时间吗？

我是2004 年冬天去的巴黎，2005 年春天就离开了。一开始，我租了一个留学生的阁楼。他回国了，就把他的小阁楼租给了我。后来，我又住在一个好朋友的公寓里。三个留学法国的女生，一起合租在这间公寓，我就跟她们住在一起。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波西米亚。那段日子就蛮像100 年前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穷一点的海明威过的生活。

在巴黎时，每天一大早就出去闲逛，中午吃一根法棍，喝一瓶牛奶，然后就去逛画廊、博物馆，尤其会去逛墓园。法国墓园的文学气息很浓。你可以找一个你很喜欢的人的墓地。他可能是个作家，可能是个艺术家。你可以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进行一种旁人不能知的交流。你们的交流可能会以诗的形式留存，也可能不需要以文字的形式留存。这就像是跨时空的神交。

Q：在所有居住、旅行过的城市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书店？在香港有常去的书店吗？

我现在已经不住在香港了，未来的两年，我想我都会生活在台湾。目前我在台湾的一所艺术类大学当驻校作家，教导写作方面的课程。在香港和台湾时，我最常去的地方其实就是书店。香港我最常去的是库布里克书店，台湾是唐山书店和旧香居书店。旧香居是一个旧书店。

每去一个地方，首先就是去书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去希腊的圣托里尼岛时，看到两个英国人在岛上开的一家小小书店。里面的诗非常多，过半都是诗和文学作品，两个店主对诗也如数家珍。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好像，你去了一个天涯海角的地方，却发现那里有一个你的故乡。

Q：你曾提到，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过一种更稳定的生活。

七年前有了儿子，两年前有了女儿。有了孩子后，生活被迫变得很稳定，你必须顺应孩子的时间来生活，也不能离开家太久。有时我出去走一走，或者去参加一些朋友们的活动，离开的时间一般都不会超过四五天，真的就是两三天就回来了。

两个孩子不舍得我，我也不舍得他们。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共处的时光只属于我和他们。我觉得人生那么短暂，能够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要非常珍惜。

Q：现在会如何安排一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钟就起床，给小孩准备早餐，八点送他们上学。回来后喝个咖啡，然后就开始读书写作。下午四点钟，接小的回家，六点钟去接大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完全是围着他们转，跟他们玩、跟他们看书、跟他们一起做功课，伺候他们各种事情。直到十点他们都睡了，我才能又开始自己的工作。十点以后，我会看书或者看个电影，开始写东西，做一些录音课程。我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左右，每天的睡眠时间也就五到六个小时。

现在还算年轻，四十出头，可以坚持得了。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来说，这样的运转其实都蛮高负荷，但我有时也就是苦中作乐，觉得这是对自己的锻炼。

Q：在你的诗歌里，经常出现一些乐队和音乐人的名字，比如Tom Waits、Joy Division 和地下丝绒。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影响非常大。刚开始写作时，我自己也弹吉他、组乐队，那时音乐主要是影响写作节奏。我早期的诗里，都有鲜明的音乐节奏，和摇滚的叛逆。但后来，听的音乐从摇滚转向爵士和民谣，那时就会从音乐里感受到自由。爵士的自由和即兴，民谣的坦荡和从容，对中期的写作影响很大。

从爵士乐里还学到了更复杂的写作结构。相对于摇滚，爵士乐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写作结构，它可以像B-Box 一样，围绕几个分部、几段旋律展开，不断进行变奏，不同的乐器，也像是作品里不同的声音。这是爵士乐比摇滚和民谣都更繁复的地方，也是对写作技巧的启示。

Q：最近常听的音乐有哪些？

写作时喜欢听爵士乐。就像刚才说的，爵士乐能让思绪保持在流动的状态。过去一年里反复听的是森田童子的音乐，她是日本的民谣歌手。去年春天她去世时，我写了诗和文章纪念她。她的音乐很凄厉，带着70 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烙印。森田童子的声音非常孤寂，出离于世间。所以听她的歌时，常有对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的悼念感，同时又有对虚无的认证。

Q：除了音乐人，你的诗歌里也有许多作家的名字，比如莫迪亚诺、塞林格和里尔克。有哪些对你比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

阅读对写作的影响极大，我的阅读量也很庞杂。你举到的那几位，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莫迪亚诺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小说家。对我来说，他的小说已经不只是文学上的意义。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还没有到大师级的水平，但他的小说还是让我非常迷恋。我总觉得，自己记忆中的某些东西在被他挖掘。赛林格也有这种意味。不只觉得他是文学大师，同时也觉得他是一个朋友。

诗人的话，埃兹拉·庞德，里尔克。现在还活着的诗人中，美国的加里·斯奈德。这些都是对我很重要的诗人和作家。

Q：那最近在看哪些书？

最近刚刚读完了法国图像小说家弗雷德·帕雅克的三卷巨著，《本雅明和他的时代》。非常棒。他自己画的画，配上自己写的文字。文字是介乎于散文、传记和评论之间的一种文体，很典型的法国现代文体。最难得的是那种疼痛感。那是一个现代人面对过去100 年欧洲的变迁、世界文明的变迁和自己成长经历的疼痛，写得极其好。

Q：你曾写过，你都不知道你遭遇的什么东西会成为你的营养，但是你可以做的是打开自己，永远保持开放性。你写漫画，写《星球大战》，也翻译过漫画。对流行文化的关注，让不少年轻读者在你的文章中找到共鸣。流行文化如何影响你的创作？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漫画，还自己画过好几个漫画作品。甚至，为了读原版漫画，我还自学过日语。后来我看的漫画越来越杂。除了日本漫画，还会看很多实验性的欧美漫画，包括我现在翻译的《这里》。这一本也是很前卫的漫画。

我是比较关注漫画、摇滚乐这样的流行文化。在流行文化作品里，我都是在寻找它们不流行的因素。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平行宇宙。

Q：今年还有什么计划？

今年打算完成一首跟台湾有关的长诗，还要趁我现在在台湾，再走一走台湾，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偏僻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翻译的计划，打算在今年内把科恩的遗作诗集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