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读书的四种姿态——谨以此文献给世界读书日

通常有四种阅读的姿态，出现在读书人的生涯之中――行、立、坐、躺。

行是最为怪异的读书姿态。在我的记忆里，它仅仅出现在校园考试的前夕。我奔赴考场，却又忘掉了某些教科书的内容，只能临时抱佛脚，边走边看，重温那些冗长乏味的句子，以便能够混个高分。这一招数通常是非常有效的。奔走阅读增加了短期记忆，维系着我大学期间的“全优”记录。但这种短期记忆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在考试终结之后，那些僵硬的教条就遭到了彻底的遗忘。遗忘是我应对愚蠢教科书的最佳方式。

在70年～80年代交接时期，行走式阅读一度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志。电影和小说里都在大肆渲染知识分子如何苦心读书，钻研技术，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效力。他们一边行走一边阅读，然后撞上了电线杆或者美丽的女人，由此成就一段奇妙的姻缘。这是意识形态化的阅读，其间隐含着对于现代性的时间焦虑――对于“知识-科技”提速的极度渴望，以及对于知识（地位）于爱情之内在关联的重新指认。

立式阅读是行走式阅读的延展。在地铁里，到处都能看见上班族的阅读身影。一手拉着金属扶手，一手拿着当日的报纸或时尚杂志，这种场景已经成为地铁文化的日常风景，与报贩的叫卖、乞丐的跪求和乘客争抢座位的行为，汇聚成了地铁的基本图式。它属于白领和中等收入阶层，也属于青年亚文化、以及在大都市里寻求机遇的知识浪子。

地铁立式阅读的中西差别是耐人寻味的：中国男人多喜读报，女人则多读时尚杂志，西方男人亦多读报纸，而女人则多嗜读畅销小说；中国人读报之后会仔细收好带走，而西方人看完后常弃之于座位。当乘客在终点站全体下车之后，车厢里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唯有那些报纸在风中放肆地飞舞，构成了伦敦、纽约和悉尼地铁的共同场景。

地铁阅读者应当就是各种“早报”的主要对象。为这类读者设计的报纸，就应控制开面，例如把它限定在8开以内。《新京报》是这方面的范例，而已故的上海《东方早报》，却曾经因为追求大报风范，开面过大，始终不能成为地铁阅读者的主流报纸，与之同城的《青年报》和《上海晨报》，则由于开面合适而占尽便宜。这是蔑视和重视地铁站式阅读的必然后果。

若干年过去之后，人们手里的阅读介质，从书本和报章，变成了手机和电子书。今年春节期间，我拍了一组题为“纽约地铁上的人类学调查”照片，记录了地铁乘客们的阅读姿态，却在整理时惊讶地发现，那种以阅读纸媒为标记的西方公共阅读时代已经逝去，照片上出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手机客，在茫茫黑夜里，发亮的屏幕反射着他们各种颜色的瞳孔，仿佛是一场自恋式的镜像游戏。

坐式阅读无疑是阅读的主流。几乎所有人都喜欢采用这样一种姿势：一方面能够抗拒引力，节省阅读所消耗的体力，延展阅读的时间，一方面又能保持稳定性和注意力的聚焦，提高阅读的质量。坐姿的这种双重优势，正是它博得青睐的原因。

我是在坐式阅读中茁壮成长的。早在小学一年级，我就被教导应当如何挺直腰背，两手扶在书的下端，然后高声朗读。“正襟危坐”是规训教育的第一课，它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我与书本的礼仪关系。这是坐姿中最累的一种，却严密维系了书本的尊严。其间暗含着敬拜与屈从，并向我们昭示了教科书的至高无上的威权。它提供的知识永久正确，完全不容置疑。直到中学毕业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阅读骗局。

在正襟危坐的反面，沙发和躺椅出现了。它们不仅意味着身体的解放，也是思想获得自由的起点。身体松弛地斜倚在坐具上，被落地灯的金黄色光泽所环抱，把灵魂带入半明半昧的的世界。字词在书页或手机屏幕上闪烁和流动，仿佛高山流水。在沙发的近端，是一个精致的茶几，上面放着骨灰瓷的茶盏。乌龙茶的香气从瓷杯里袅袅上升，萦绕在灵魂与书籍对话的现场。

躺式阅读只是沙发阅读的延伸而已，只是坐具由沙发变成了卧床，显得更加柔软，符合大地的法则。有时我会面朝下俯卧着阅读，以便能更方便地吃西瓜和别的食物。这是口唇和精神的双重美宴。而更多的时候，躺在床上的阅读，只是睡眠前的放松体操。我在阅读中喜悦、深思和打哈欠，然后在浓烈的倦意中沉睡，手里攥着尚未完成的图书或手机。阅读把我引入了那些事后根本无法记取的梦乡。越过柔软的枕头，在那个虚拟的辽阔空间，我跟汉字或图像里的陌生世界，达成了秘密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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