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如何战胜“喷发”的抽水马桶

选址之痛：海潮之下，污秽之上

2018年高居全美最宜居大城市榜首的西雅图，在1880年代，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葩”城市。

那时的西雅图，不仅与波音、微软、星巴克，以及亚马逊的显赫声名相去甚远，而且跟《西雅图无眠夜》的浪漫气质也毫不相干。这座刚刚兴起于木材采伐、运输和加工的城市，常年受到一个奇怪问题的反复困扰：市区富裕木材商家中的抽水马桶，每天都会规律地“喷发”两次，力道足以将出恭的主人掀翻在地，高度甚至可达数米，并且终年不辍，令人苦不堪言。

西雅图由此成为一座可以“未睹其容，先闻其味”的城市。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人们只要通过嗅觉，就能在1-2英里之外，感知这座城市的“脉动”，尤其是在太平洋的海潮达到高潮位之后。

海潮，正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1880年代末，家中安装了抽水马桶的西雅图居民，手头会常备西雅图埃利奥特湾（Elliott Bay）的海潮时刻表。他们每天必须对照海潮时刻表，来决定自己如厕的时间，以避免在海潮涨至高潮位时使用马桶，否则将惨遭污水的“洗礼”。

1880年代西雅图的抽水马桶（Crapper），是托马斯·克拉普（Thomas Crapper）改良并引入的，被称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发明。这一刚刚市场化不久的精巧设备，本是西雅图的富裕木材商，用来替代室外旱厕的奢侈品，却不幸因埃利奥特湾海潮的倒灌，成为他们家中定时喷发的间歇泉。

不仅如此，西雅图的街道，每天也会受到海潮的反复冲刷。海潮来的非常规律，在达到高潮位后，就会在处于海平面下的街道上泛滥，不仅会把街头旱厕的污物一并卷入，而且还有可能将过街的居民溺毙。

而问题的种子，早在西雅图选址之时就已埋下。1851年11月5日，西雅图的开创者亚瑟·丹尼（Author A. Denny）受西雅图广袤森林和安全深水港址的吸引，率领一批白人拓荒者——“丹尼团（Denny Party）”，由波特兰出发，来到埃利奥特湾东部海岸安营扎寨。

亚瑟·丹尼将西雅图的城址，选定在当今的拓荒者广场（Pioneer Square）附近，这里是西雅图的“第一个街区”。然而，拓荒者广场及其周边的土地，大多位于埃利奥特湾高潮位线以下的潮滩之上，而这正是造成西雅图抽水马桶喷发的直接原因。

亚瑟·丹尼的决策，不幸让西雅图成为一个“与海潮共舞” 的城市。而面对城市选址失误带来的苦果，西雅图只能借助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后，才得以解脱。

西雅图第一张城市平面图（1855年）。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选址之重：非浴火，不重生

1889年6月6日下午2点39分，西雅图木匠乔纳森·爱德华·巴克（Jonathan Edward Back）失手打翻并碰巧引燃了橱柜店里熬胶的器皿，火势借助城市的木质人行道、失效的圆木给水管道，以及笨拙的消防志愿者，迅速将市中心31个街区付之一炬。

大火之后，西雅图市长罗伯特·莫兰（Robert Moran）和600名商人，立即决定开始西雅图的重建，并就重建做出了两个重要战略决策：

第一，重建的新建筑规范规定，建筑材料必须使用砖、石材或钢材，而不得使用木材，以避免将来类似灾难的发生。

第二，重建计划要求将市中心的地面标高，平均提高15英尺（约4.6m），最高处提高33英尺（约10m）。即重建的街道，应当比原街道高出一至二层，以解决海潮倒灌的问题，同时建立能够与抽水马桶结合的现代排水系统。

其中，提升市中心地面标高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城市首先在街道两侧，沿原人行道的边缘，加筑两道梯形混凝土挡土墙（retaining wall），作为隔墙。隔墙与街道两侧建筑之间形成“小巷”，可阻挡海潮对建筑的侵袭；隔墙之间则是宽阔的“大路”。

其次，利用水力采矿技术（hydraulic mining technology），对市中心潮滩周边陡峭的自然山体，进行一系列高压水力的切削和冲洗，之后将产生的土石方填入隔墙之间，从而把街道标高提升到计划高度，形成新的街道路面。

1910年西雅图用水力采矿技术切削丹尼山

这个方案可谓一石三鸟：其一，抬高街道，可解决抽水马桶倒灌，以及市中心被海潮淹没的问题；其二，可以利用隔墙之间的空间，敷设包括排水系统在内的现代市政管网；其三，可以削减市中心周边地区陡峭山体的坡度，改变市区的地形，使其有更多平坦的用地。

不过，这显然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浩大工程，对于市中心急需房屋的商户来说，实在是远水难解近渴。时间紧迫，城市的决策者为安抚商户的情绪，允许他们在过火的废墟和遗留的建筑上，即刻开始重建，条件是要求他们在二层建筑上当街开门。

这是因为执行地面标高提升计划后，二层地面将成为城市未来的一层地面，而大火前的一层建筑，则将成为地下室。商户们的对策，是在重建中将一层建筑简单装饰，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填埋；二层则进行重点装饰。这样的双层街区一直并存至1907年。

在商户重建的过程中，城市逐步完成了沿街建筑间的填高计划。但不幸的是，城市在街道上修筑挡土墙并完成填方后，就已经将资金用尽，而二层的人行道，则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建设。

此时，填高后的路面与新建的二层建筑，只能通过建筑入口的砖拱联系。另外，街道虽已填高，但人行道还在一层的地面，人们在街上行走犹如置身于深深的峡谷之中，这给过街的居民和牲畜造成极大的不便。有报道记述当时居民过街的情形：

“有一阵子你要想过街，得从（一层）建筑的正门出来，步入人行道的阳光之下，而后与一堵高耸的挡土墙不期而遇，那上面坐落着新的街道。你需要走到街角，爬上一段梯子，过街，而后爬下另一段梯子--有些梯子竟高达35英尺（约10m）。”

实际上，在城市建设二层人行道之前，西雅图的居民和牲畜过街，很容易从高耸的路面坠落。据记载，有17位醉汉因此丧命。下面这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情形。

讽刺西雅图街道抬升工程的漫画

政府历尽艰辛，最终完成了二层人行道的建设，将填高后的路面与两侧建筑的二楼相连，并通过二层人行道上镶嵌的玻璃棱镜，为一层提供照明。

二层人行道上镶嵌玻璃棱镜，为一层提供照明

二层人行道一建成，业主们随即将商店搬到二层，原来的一层则成为西雅图的地下城（Seattle Underground），火灾中幸存建筑的业主，这时有部分仍在地下城营业，也有居民在地下的人行道上行走。

西雅图街道提升工程示意。张昱清绘

1907年，政府出于对瘟疫的担忧，开始了对地下城的声讨。地下城由此逐步衰败，直至关闭，期间一度成为仓库、流浪汉聚集地和犯罪分子的温床。1973年的美剧《花街恶魔》（The Night Strangler ）对西雅图的地下城有精彩的描述。1965年，地下城部分开放，成为西雅图的一个旅游景点。

1906-1907年，西雅图市中心街道提升计划实施过程中，Spring街交叉口的坡度调整

拓荒者广场和史密斯塔（Smith Tower）的“奇怪”街景。1914年落成的史密斯塔高148米，曾经是美国纽约以西最高的建筑。它旁边的建筑因为街道抬升后坡度的改变，角度显得有些怪异。作者摄于2007年。

西雅图是幸运的。这座羽翼未丰的城市，意外地因大火，获得了解决海潮倒灌问题的机会。这场大火由此被称为“伟大的西雅图大火（Great Seattle Fire ）”，以及西雅图历史上最美妙的事件。

然而，西雅图又是不幸的，城市为修正选址的失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直接焚毁的31个街区、废弃的地下城、巨大的填挖方工程，以及那17条醉汉的生命。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城市规划的失误，会对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造成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和困难。

西雅图这段诙谐而惨痛的历史，说明新城选址对城市而言，兹事体大，绝不是可以付之轻松一笑的。在重要性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新城的选址犹如胚胎的基因。它有两个基本的特性：

其一，它携带胚胎的全部遗传密码，不仅掌控其孕育、生长、衰老的过程，也会左右其后天的生命健康；其二，重大的基因缺陷不仅难以修正，而且会导致特定的遗传疾病，医术精湛的大夫对此往往也会束手无策。

同理，新城的选址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城市生长、成熟和衰败的轨迹，以及城市建设与开发的成本。如果身陷重大的选址失误，新城就有可能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方面，持续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与代价。此时，即便我们呼天求救，恐怕也难以一施援手。

选址之律：高毋近阜，下毋近水

西雅图浴火重生的规划建设史，让我们知道新城选址的极端重要性。因是之故，新城选址，一直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阶段基础的必修课。教科书《城市规划原理》的开篇，就记述了中国战国时期的管子，关于城市选址的经典原则。

《管子·度地篇》认为，新城选址的原则，应当是“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一看似简单的原则，是中国古人从最基本的地形地貌，以及工程地质条件出发，考虑新城选址的金科玉律，意味着新城开发成本的极大节约，以及城市安全的基本保障。

当然，对于管子的选址原则，也许有人会争论说，意大利威尼斯人就将威尼斯城，选址在离海岸4公里威尼斯泻湖浅滩的沙丘上，而且这座风情万种的水城，还在日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我们首先需要清楚，威尼斯城的选址是当年来自罗马的难民，为躲避日耳曼蛮族的攻击，迫不得已选定在离岸潮滩上的。

其次，这一选址还是为城市日后的发展，埋下了相当的隐患。例如，1966年11月4日，大潮涌入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水深逾1.2米，五千多人无家可归，不少艺术作品被毁。当年，水淹高达一百次。至今，威尼斯城仍在不断地付出巨大的成本，与海平面的上升和城市的沉降对抗。

选址之悟：抽水马桶与城市规划

如果1851年的亚瑟·丹尼知道新城选址的厉害关系，一定会避免低地选址城市的弊端，不让西雅图的居民，饱受抽水马桶喷发和被海潮溺毙之苦。

他的经验告诉我们，新城选址既是城市规划这一古老行业的“小问题”，也是涉及天量公共投资、城市安全和公众幸福的大问题。一旦出现差错，代价极大。就新城选址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说，管子的那一句话，或许就能为新城开发，节省数以千亿计的资金，

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在诸多方面，都有着远远超越亚瑟·丹尼的优势和便利条件，至少知道在新城选址时，应把洪水淹没线，作为选址的基本约束条件。在技术手段上，他们已经成为用AI、无人驾驶、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现代工程技术手段，武装到牙齿的“钢铁侠”。

最为重要的是，“钢铁侠”们大都亲历了近几十年，中国史诗般的新城扩张，其规模、数量和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他们主导或参与过的新城选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足以傲视全球的同行。

正因为如此，面对如此大量的样本和经验，中国的规划学界，有理由站在古人智慧的肩膀上，心怀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敬畏，将新城选址，作为既基础又重要的课题加以总结和研究。

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写到：“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意思是很多事儿会反复地发生。但对于城市选址，我们则希望西雅图抽水马桶的故事，最好成为城市规划行业新城选址失败个案的绝响。

（作者系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联合发起人，北京大学未来城市实验室（深圳）研究员，北京大学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深圳）主任。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原文题目为《抽水马桶与城市规划：一个低地选址城市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