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警惕经济灾难的叙事？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灾难的阴魂不散，人们对经济危机有着普遍恐慌。经济增长似乎是现代社会不容置疑的信条，但经济增长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经济增长与经济灾难二元对立所构成的大叙事中，又隐藏着哪些陷阱？最近，在aeon网站上，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拉普利和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历史实验室主任杰里米·阿德尔曼，就我们所信赖的经济增长常识阐发了不同的见解，提醒我们关注这种大叙事之下隐藏着的陷阱。

经济增长能使我们物质财富丰裕，还能为政府提供强大的绩效合法性，更是民族国家富强叙事的必要过程。不管放任的自由主义跟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歧有多深，它们的共识似乎都包括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增长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信仰的大叙述，即使它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们视增长放缓为一种问题，经济停滞是一场灾难，经济衰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而经济灾难则成了这种“拜增长教”的对立项。在这种二元对立所构成的意识形态下，我们很容易沦陷于某些陷阱里。

经济危机导致大面积失业，造成恐慌。

我们之所以相信经济增长，跟进步的观念也有所关联。自启蒙以来，历史进步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普遍愿意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物质条件会更丰裕，社会会更自由平等，我们能实现启蒙所追求的价值和尘世的幸福。原本物质财富增长只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手段，现在却早已经成了目的本身。因为不管是就业问题、债务问题、人口问题还是国际关系问题，要想整个社会正常运转下去，就需要符合资本运转的逻辑，经济得不断地增长。经济增长成了不可撼动的社会共识，似乎只要实现经济财富的持续增长，很多社会问题自然能迎刃而解，恰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大选时的著名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

但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收入上的平等吗？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发现，在人类的资本主义时期，除了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普遍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增长一定会导致社会自由吗？“历史终结论”在当下备受质疑也许反证了这一点。经济增长一定能解决某些文化上的冲突吗？或者一定能造就更加环保、宜居的环境吗？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经济增长就能解答的。那么，在经济增长的大叙事中，又隐藏着哪些陷阱呢？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中被救济的儿童。

慈善资本主义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约翰·拉普利在aeon上的文章，回顾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在18世纪，欧洲打破了数千年的停滞，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放弃哲学反思，致力于制定不同版本的经济发展路线图。

发展路线图主要有两类，一类强调环境、制度、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如何决定我们的经济发展，它们普遍强调政府的作用；另一类则更关注市场，政府的任务是为有出色的个人和企业扫清障碍，而不是干预。之后这两类路线斗争此消彼长。在19世纪，自由市场被证明更擅长于生产而不是分配财富，因此在20世纪初期，共产主义越来越有吸引力。在二战后，苏联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他者，也是为了和苏联竞争，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祭出了偏重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和德国模式，世界银行和很多私人慈善机构在那时也应运而生。在第三世界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成为了当时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圣经，他的“起飞理论”也侧重于国家集中资源，来刺激私人经济活动，然后一步步进行升级产业。

但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放缓，为了保证经济继续增长，各国政府开始放弃以国家为主导的做法，并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拉普利认为，这是20世纪末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指标倒退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为了走出海湾战争的经济泥潭，以克林顿和布莱尔为首的领导人，试图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自由主义相结合，造就了慈善资本主义。然而拉普利认为，私人的慈善活动不过使得社会越来越依赖富豪：每一个亿万富翁捐赠财产做慈善的背后，就有数十个人利用他们的财富来支持这种减少国家干预的制度。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大选中喊出“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口号。

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成了这些最新学说的大型试验场，它采取了“休克疗法”。许多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代替了以前国家执行的职能部门。而中国则采取了更复杂的混合动力。事实告诉我们，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并没有使它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中国则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这种所谓慈善资本主义也没有解决西方社会愈加不平等的问题，反而使得民粹主义崛起，以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来反对这些建制精英。

拉普利认为，慈善没法彻底解决社会问题，这只能证明富人在市场上的胜出，而让人们忽视他们成功背后的很多原因。慈善只是一个老套的道德故事——一个英雄，通过一些伟大的事业成就了自己，然后再来拯救我们摆脱危机。经济学总给我们提供某种生活方式的道德叙述，而慈善资本主义的说服力未能通过考验。

我们为什么要警惕经济灾难的叙述？

经济灾难可以用来形容事实，但是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危机话语，其背后预设的二元对立可能使我们走向某种危险的境地。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历史实验室主任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在aeo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我们要警惕经济灾难的叙事。他从历史的脉络梳理了人类危机大叙事的摆动。在启蒙运动时，我们的大叙事是充满着希望的，但同时也孕育着危机的阴影。在19世纪，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与不断预言危机的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左翼作斗争，他们中有些人圆了过来：危机也是某种机遇。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就有“创造性破坏”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和毁灭性是同源的，而创新恰恰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他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危机所毁灭，而是会被自己的成功所“毁灭”。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

阿尔伯特·赫希曼也是一位这样的人物，他认为不平衡是新思想的来源。在1981年，他区分了两种危机：一种令社会解体，另一种让社会成员找到出路，叫“综合性危机”，人们会团结起来找新的前进道路。阿德尔曼认为，见证过一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熊彼得和赫希曼有一种独特的写作立场。20世纪前期的黑暗激起人们的一种希望：我们要平复危机，人们要去管理好经济，避免周期性毁灭。

而二战的胜利者们，在资本利益的推动下，带着这种吸取了教训、相信未来尽在掌控之中的自信和乐观，大举向第三世界鼓吹现代化和全球化。即便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时，他们仍将这种危机视为机遇，或符合赫希曼所说的“综合性危机”，我们依旧能摆脱旧制度的制约，化危为机。它的根基是如此牢固，我们依旧要推进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宏大叙事没有了对手，成了独角戏。达沃斯精英们主导的世界，推崇市场的纯粹性、富有远见的企业家的解放力量，世界似乎是平的，似乎只此一途，别无他法。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降临，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乐观变成了烦躁。托马斯•皮凯蒂将不平等和低增长的弊端摆上了台面，而且皮凯蒂颠覆性地认为，1930年到1975年的高增长率乃是异常现象，我们应当看到低增长、经济停滞和不平等在人类历史上司空见惯。我们要解释的反而是为什么战后能有那么高增长。历史学家亚当·托泽则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整个世界债台高筑，经济权力更加集中，经济精英们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

在皮凯蒂那里，经济灾难、不平等和经济停滞乃是历史的默认常态。而在托泽那里，危机根本不是进步的契机，因为建制派拒绝从自己一手造成的危机当中吸取教训。而在这个时候，停留在过去，笃信经济的常态本应该快速发展，而我们正处于经济灾难状态中的末日叙事的受益者，莫过于民粹主义者了。他们简单地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经济灾难归咎于全球化，将失业归咎于气候协定，他们将经济增长和经济灾难所附带的简单二元对立发挥到极致，也让世界走向危险边缘。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经济灾难叙事的原因。

（编译资料来源于约翰·拉普利（John Rapley）的“Economics as a moral tale”，原载于https://aeon.co/essays/development-as-a-chapter-in-the-moral-tale-of-economics，以及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的“Why we need to be wary of narratives of economic catastrophe”，原载于https://aeon.co/ideas/why-we-need-to-be-wary-of-narratives-of-economic-catastrophe）

作者：徐悦东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