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然诞辰105周年：新中国第一代出版家中的佼佼者

【编者按】

今年是编辑出版家金灿然诞辰105周年。金灿然原名金心声，1913年3月11日生于山东省鱼台县，1972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4 月到达延安，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夏至1958年初，金灿然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单位工作，历任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图书期刊副司（局）长、出版局局长等职。期间曾主编《人民日报》副刊《图书评论》。1958年中华书局改组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学者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金灿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今日为金灿然逝世46周年忌日，中华书局特地举办了“纪念金灿然诞辰105周年暨《金灿然》出版座谈会”。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一书作者、中华书局副编审齐浣心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后附《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中“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的部分。

金灿然

今年是金灿然先生诞辰105周年，今天又是金灿然先生辞世46周年的忌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能够和大家一起纪念、缅怀金灿然先生，我心里有诸多感触。

60年前，金灿然先生入主中华书局，同时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任职期间，他努力丰富出版理念，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发展壮大古籍出版队伍，并与诸多古籍专家身体力行，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整理出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大批古籍图书，在他的带领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风生水起，枯燥的编辑工作充满了诗意，创造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这样一群人，是高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攀登者，他们，把攀登当成一种日常与习惯，孜孜矻矻前行，即便在不能攀登的日子里，他们也心怀对登顶的憧憬与执着。尽管途中有磕绊，有无奈，有痛苦，但他们依然坚韧不拔、矢志不移，最终完成了抵达。金灿然是这群攀登者的领路人，他在中华书局同仁的心目中，是一位令人尊敬，值得怀念，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总经理、总编辑，他对中华书局、对出版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我在《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有着深切体会。

座谈会现场

《中国出版家·金灿然》的写作，给了我向金灿然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学习金灿然等老一辈领导、老一辈专家，勤勉敬业、一丝不苟的务实精神，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钻研精神，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坦诚精神……这也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目标明确，登山不观景，不分心不放弃，沿着金灿然等人走过的古籍整理出版之路奋勇前行，实现自己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尽一份力的梦想。

2016年，人民出版社把写作出版家金灿然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同时我也倍感荣幸，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初稿，今日得以出版。写作《中国出版家·金灿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匮乏，无法完整讲述一个事件让我数度感到无路可走，但想到金灿然先生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我还是选择了坚持，对每一丝线索都穷追不舍、力图穷尽。做成一件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如果在困难面前逃避了，最终将一事无成，实践告诉我，只有勇于坚持，才能最后战胜困难。这个道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金灿然先生的作为中有了进一步深切体悟。这是做事的道理，也是做人的道理，我将永远铭记在心。现在我想说的是，《中国出版家·金灿然》努力写的是金灿然，更是努力刻画那个时代的一批专家；努力写的是中华书局，更是努力勾描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概况；写作者是我，更是对金灿然、对中华书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着拳拳之心的一群人。

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写给金灿然先生商讨古文献专业的信函

《中国出版家·金灿然》的写作，有笔力不逮之恨，有遗珠之憾，更有疏漏之愧，还要请各位领导、专家海涵，并提出批评指正。也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讲出自己记忆中的故事，为进一步研究金灿然、中华书局局史，乃至中国出版史，提供更多资料，编撰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正如柳斌杰主编讲过的：“向我国优秀的出版前辈、革命出版家致敬。希望通过弘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和职业精神，为当代新闻出版树立行业标杆，同时丰富出版史研究。”我一定不辜负各位领导、前辈、专家及诸位同仁的期望，以金灿然的精神不断激励自己，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继续对古籍专家予以关注。

《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书摘：整理点校“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约有4700万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明代崇祯帝4000多年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保存了大量史实、资料，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样一部“国史”，却因为没有标点、断句，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使用起来有一定困难。因此，整理点校“二十四史”这一浩大工程，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8年6月，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这年7月，毛泽东对组织标点“前四史”做出专门指示，由吴晗、范文澜组织开展标点工作。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相关专家和出版社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金灿然作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等一同参会。这是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召开的首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为随后长达20余年的整理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在会上也进行了研究，决定由中华书局制订规划方案，着手组织人力开展工作。10月6日，范文澜、吴晗专门致函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他们在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金灿然先生应邀为北大古文献专业讲课的排课单

金灿然回到中华书局将工作布置下去，按照会议要求组织制定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把校点“二十四史”工作列为中华书局的重点项目。当时参与制订计划的专家有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人。“前四史”的整理点校者随即落实下来，《史记》由顾颉刚点校，贺次君参与标点；《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傅东华整理加工、撰写校勘记；《后汉书》由宋云彬点校，孙毓棠审定；《三国志》由陈乃乾点校。“前四史”的整理者虽然落实下来，但四部史书的总字数近700万字，同时要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全部点校工作，并与读者见面，确实时间很紧，工作量巨大。中华书局承担着与点校者、审定者之间的协调工作，还要对完成的点校稿进行编辑加工，作为单位的一把手，金灿然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11月6日下午，金灿然召集顾颉刚、聂崇岐、贺次君、叶圣陶、王伯祥等专家，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决定由宋云彬参照顾颉刚标点本过录重点。此后，金灿然与宋云彬关于《史记》的点校问题，以交谈、开会、写信等多种方式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次年5月，宋云彬完成了1.6万字的《史记》点校说明，金灿然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宋云彬改写后在日记中记录：“较前所写者有条理得多，自视甚满意”，“赵守俨语余，金灿然对《史记》出版说明甚满意”。实际上，参与到《史记》整理工作中的，除了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还有聂崇岐。“二十四史修订办”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修订本《史记》出版之际撰写文章提及：“《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非常复杂，由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 金灿然与这几位专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跟进点校的进度，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就这样，中华书局、整理者、责编全力以赴，集多人之力，《史记》最终在1959年9月出版，成为中华书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出版后，《史记》受到热烈欢迎，并很快多次重印。

《三国志》随后在1959年12月整理出版，但《汉书》和《后汉书》的整理点校工作则进展较慢。为此，金灿然十分焦急，但这种情况不是他靠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他当时能做到的就是及时联系整理者，为整理者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派出中华书局有经验的编辑，与各史整理者保持密切联系。像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承担的项目较多，金灿然就派人专程到武汉和济南，与两所高校的专家进行联系，向前推动进度。金灿然关心着整理工作的进展，要求中华书局内部工作情况简报及时刊载各史书稿的进行情况。1961年4月的中华书局简报记载，“《汉书》大部分已付型，年内可以出版。《后汉书》一部分在排校中，全稿定在6月份发厂。《晋书》在加工中，6月份可开始发厂。其余各史整理稿没有到手。”

金灿然先生出差途中发回的布置工作的函件，据与会专家回忆，就是在此次参加孔子学术研讨会时，金先生结识了后来成为杰出学者的庞朴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金灿然对“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从版本的选择、校勘成果的吸收、体例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将文字稿《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小结》发给承担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和机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华书局还决定在古代史编辑组成立“二十四史”工作小组，以集中编辑力量承担这一重要任务，也能更方便地配合、协调承担“二十四史”的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的工作。随着“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开展，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开始陆续出现，金灿然将这些情况，与“二十四史”的整理进度一并写入报告，于1962年8月向齐燕铭和周扬二位主管领导进行了汇报。金灿然在报告中没有回避“二十四史”整理点校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当时已出版《史记》、《三国志》和《汉书》；《后汉书》和《晋书》正在编辑部校对、加工；《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齐书》、《周书》、《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明史》等十三史已着手开始校点，但仍有《宋书》、《魏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六史还没有启动。金灿然对这个进度显然不满意，他在报告中总结了进度慢的原因，主要是承担“二十四史”整理点校工作的专家，同时还要承担着所在单位的日常工作，而整理者通常是高等院校的教授、专家，所以常受到高校教学、科研任务的影响，整理工作需要给教学、科研工作“让路”。当时各高等院校也在发展起步阶段，都在编写本校高等教材，这与整理“二十四史”的任务也存在着矛盾。综合考虑这些现实的情况，金灿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在这份报告中首次提出：希望把校点各史的负责人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让这些整理点校者能够摆脱其他工作，集中时间和精力专门从事整理点校“二十四史”工作。

金灿然先生写给翦伯赞先生的函稿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看了金灿然的报告之后，非常重视，他同意金灿然提出的借调有关专家到北京集中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的方案，并专门批示，编写高等学校参考教材的工作，如果与“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在时间和人力上冲突，参考教材可以让路。为了落实一些具体细节，中宣部的吴寄寒与包之静、教育部的胡沙，与金灿然随后又召开了一次碰头会，专门商量如何协调编写教材与整理“二十四史”的问题，胡沙代表教育部表示，会大力支持整理“二十四史”工作，并将尽可能协助调集校点人员来北京。金灿然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在大的方案和具体细节都落实后，开始商调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以及山西教育学院的王永兴等人。中华书局要与这些专家所在单位协调调动，为他们安排在北京的住处、办公室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后，这些专家先后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开始集中力量整理点校“二十四史”。当时教育部对这项点校整理工程的支持力度很大，提出担任项目较多的高校，可以为老专家加调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一方面可以加快整理工作，同时也可以锻炼、培养年轻人。在多方的支持、配合下，成就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传奇。工作虽然紧张，但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

《中国出版家·金灿然》

金灿然同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之间的联系更多，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时而登门拜访，因此齐燕铭对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非常了解，也特别支持，与金灿然一起解决了很多困难。齐燕铭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到中华书局，与编辑、专家学者座谈，有问题就在会上及时解决。对一些专家的调动，齐燕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在1966年被迫中断，金灿然克服各种困难抽调到北京的专家都被遣送回原单位，曾经热闹的翠微路2号院，瞬间冷清下来。而金灿然自从1963年患上脑部肿瘤，先后做过两次手术后，此时记忆力、表达力都受到严重影响，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1967年5月12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上午九时开会，念标点‘二十四史’的人员的分配，我被分到北朝组。……这很好，二十四史可以很快搞起来。”可以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经深入金灿然的心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二十四史”整理本的出版。

在各方的协调、支持下，“二十四史”整理点校工作历时20余载，先后有近200人参与到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中，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点校整理，点校本“二十四史”与世人见面。这部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新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是第一部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理本，同时也是海内外通行的现代标准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遗憾的是，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金灿然没有看到其全部出齐。

刘起釪先生就调入中华书局写给金灿然先生的致谢函件

关于“二十四史”的题签，大多数读者都不会特别注意，但有心人和有收藏经验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全部书名的题写都是由郭沫若一人完成的。郭沫若对古代文化颇感兴趣，也颇有研究，古籍小组成立后，他和金灿然之间的交往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每年都会有书信往来，金灿然也时常会请郭沫若为一些重要古籍项目把关。1959年9月，中华书局拟出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明编校的《太平经合校》，金灿然就此事专门写信给郭沫若，希望郭沫若能够对书稿进行审读，并提出具体意见。收到信之后，郭沫若非常重视，仔细审读了《太平经合校》的前言和“著录考”及部分经文，随后给金灿然写了一封回信：“……觉得他（王明）是用了工夫的。这书和太平道有关，能印出来，大有用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还对此信做了介绍。由此可见，当时郭沫若与金灿然在学术方面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到“前四史”准备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时，书名题签由谁题写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金灿然想到郭沫若的书法功底深厚、爽劲洒脱，非常适合为“二十四史”题签，便让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俞筱尧与郭沫若的秘书联系询问，郭沫若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立即题写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前四史的书签。之后，金灿然考虑到其他二十史陆续推出的时间可能跨度较大，即便都由郭沫若题写，也会因其年龄等因素影响字的风格，为了保证“二十四史”题签的一致性，金灿然便请郭沫若将其余二十史的书名全部题写出来，留待完成点校工作出版时使用。金灿然与郭沫若因“二十四史”而产生的交集，也成就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