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许纪霖雷颐谢泳孙郁等学者重新省视知识分子

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主办的“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学术论坛于12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顺利举行。论坛以“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为主题，多学科、多角度聚焦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研讨知识分子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更好的身份转型，如何更好发挥自身作用，如何推动中国文明的发展与创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师渠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荣誉院长李德顺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各学会代表、师生代表近100人参加论坛。

本次论坛为“坐标2018”系列论坛的第三场，主题为“重新省视知识分子”。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沈湘平教授在致辞中指出，201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戊戌维新变法”一百二十周年，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这些无不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自感处于历史的风口关捩之中，知识大爆炸，信息大超载，道术已为天下裂……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是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论坛分为两个半天，上午由《天津社会科学》主编赵景来编审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师渠教授作了《省视与自省》的大会发言，主要从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分子的概念、地位等方面发表看法。郑先生将知识分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中国阶段，这时的知识分子是一切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指导者，是公共领域的精神领袖。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走下了自以为是一切政治社会运动领导者的神坛，积极改造自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总的感觉是王者归来，有一种兴奋、解放的感觉。特别是现在的知识时代，知识分子更是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也正因为此，现在的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导致民众对知识分子观感不佳，知识界声誉下降。由此，郑先生提出当下知识分子既要做到省视与自省的统一，当老师也要当学生，要立足中国大地，更接地气。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荣誉院长李德顺先生做了《普通人正当事平常心》的发言。李教授提出，要倡导人民主体论，知识分子就是现在的人民。要走出过去把知识分子看作另类的思维。李教授提出用三句话分析知识分子：一是知识分子就是普通人，不是妖魔鬼怪神仙道士，知识分子就是人民，怎么对待知识分子就是怎么对待人民。二是知识分子要做正当事。知识分子的定义应着重在专业领域内，要在专业领域拿出对社会、对人民最负责任的真知灼见。三是知识分子要回归平常心。我们不要老用以前带有偏见的眼光把知识分子异类化，而是要回归一种平常心态。总之，知识分子就是一种普通人干着正当的事儿，大家要有平常心，不要鼓励、诱导或激发过去那种病态的歧视的思想倾向。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教授跟踪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四十年，和大家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早在2000年，许教授就提出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死亡了吗？对于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思想基础是否已经崩溃提出追问。今天重新省视知识分子问题，许教授认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就是网络时代的到来，是否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构成挑战。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是原来的知识分子吗？许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专家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再到专业的网络自由撰稿人，网络大V……从学院派的“知识太多、公共太少”转到现在的“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更是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分裂。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尤西林指出，当代的发展趋势就是知识分子从“身份标志”向以“活动机制”为标志转化，把传统知识分子承担的道义、良知、知识等变成一个平台。我们建立现代化就是要求各行各业的专业化。但是，专业化带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根本的看法。在当代社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表现出这种情况，一是更新周期空前加速缩短，特别是对知识的加工保存传播越来越人工智能化。对知识的占有已经超出来特定的学校的文凭系统，他可以被各种方式加以传播获得。如果我们还是以专家来确定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人工智能机器人就是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对知识进行分梳。我们应该看到，对于知识的占有不再是定义知识分子的标准，要从机制运行的角度看待知识分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主要谈了自己对刘文典、傅斯年、陈寅恪、梅贻琦四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岳先生指出，陈寅恪的意义不仅在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站得住、站得直，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时期，中国的教育形成了“喜马拉雅山和珠穆朗玛峰”，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就开始做知识分子研究，当时研究知识分子饱含着改造中国社会的苦心与期待。谢教授指出，我们今天知识分子面临的主要考验挑战是没有做到价值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今天我们重新省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要强调知识分子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考验。

下半场论坛由《中国文化报》周刊中心主任杨晓华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嘉映梳理了知识分子的西方渊源，分析了中西文化在知识分子概念上的不同传统，谈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的行为与品格，最后落在对独立品格的期望上。陈教授认为，知识分子是凭借理性讨论问题、从事一般的说理活动的人。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高力克作了题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的发言，分析了“新文化运动”三杰陈独秀、鲁迅、胡适的学谱系和思想立场上的蜕变，认为他们分别是革命型知识分子、批判型知识分子和建构型知识分子的代表。陈独秀的启蒙目标是通过青年动员舍旧取新，鲁迅的启蒙目标的改造国民性。胡适的启蒙目标则是中国文艺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探讨了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震荡困境，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转移、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化以及当前网络语境对知识分子新的社会功能提出的挑战。雷颐研究员提出，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到关怀社会者，再到知识分享者的角色变迁。

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荣剑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探讨了中国思想的演变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身份转变的问题。并把这四十年划分为三个年代，一是思想的年代，二是学问的年代，三是主义的年代，每个时代都不同的特点与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从文学研究发展的视角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中国知识界的变化，孙教授认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热对文学界的研究冲击非常大。八十年代中后期登场的康德主义对知识界的影响具有普遍性。而到八、九十年代，有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对知识界影响很大，即汪曾祺和王小波。改革开放进程中，关于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这一问题，汪曾祺的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另外一个是王小波。王小波辞去了北大、人大的教职，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例，但他也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九十年代后，知识分子的话题日益丰富了。也许多少年以后，人们会重新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曙光结合自身经验探讨了关于知识分子身份转化的问题，传统的知识分子将“道”，现代的知识分子论“学”，在不同的时代，道和学本身存在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推动知识分子不断求道问学，不断实现自身转换的重要动力。

最后，沈湘平教授作了总结发言，高度评价了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并分享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三点感受，一是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二是知识分子进入社会要有独特的方法路径，三是知识分子要有特别的悲悯情怀。并指出，对于每一名知识分子，无论水平高低，都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每个人立场有左右之分，学问有东西之争，但是首先要抱有讨论的真诚，真诚先于真理。

本场圆桌论坛是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今年举办的三场名家圆桌·“坐标2018”的收官之作，前两场圆桌论坛分别是“重新认识全球化”和“重新思考中国方位”，本次论坛为“坐标2018”系列论坛“重新三部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