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体面的读书人这样对待他们的爱书，真让我们汗颜

书是有生命的——关于这一点，直到上大学读书才意识到。

第一位俄罗斯老师，是一个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姑娘。现在回想起来，她有股子上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知识青年的嬉皮劲儿，略近于北京话的“飒”，宽松的白T在合身牛仔裤的腰间随意系个结，潇洒而漂亮。某次在她的公寓见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诗集，第一次见到布面精装、铜版纸、全彩色印刷的诗集，图片、排版和诗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书本身已然是一件艺术品。不禁问道，你们的图书，都是这样的郑重么？她甩甩栗色的卷发，郑重地答曰：书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不是么？一本好书，为什么不让它更有尊严，活得更久呢？

在当时盗版书横行、正版书也不怎么讲究“体面”的环境下，这个观点足够新鲜，并且竟然来自咱们想当然以为“潦倒了”的邻邦。现在想来，更令人思考的是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这不也正是对“文化”的态度吗？

我们的文化中，不用说天一阁、过云楼等等“书香门第”对书籍的珍视，老百姓可是都知道“敬惜字纸”的；孔乙己虽然是“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却时时以“读书人”自傲。甚至，娱乐至上的小S都会恭恭敬敬地称蔡康永为“读书人”，这里面不带任何的“娱乐”成分。

但不知从何时起，“读书人”的面目竟然模糊起来了；“学历”和“读书人”早已不再能够画等号，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真正的读书人却是越来越少；与此相应的是，书店里各种功利性质的图书越来越多，用来撑门面、动辄过万的豪华书也越来越多，但“读书人”爱扎堆儿去的地方，却在逐渐消失。甚至于，对好书的宝爱会被视为一种迂腐：那种因为一本好书的感召，大家争往书店抢购的景象难得一见了。

所以，前些日子在上海图书馆的“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大展现场的最深体会就是：这是一场“读书人”的专享盛筵。甚至窃以为，“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几个字，远远不能涵盖这场盛筵的意义。当然，仅仅就“装潢”二字来看，此展已经是非常专业了，精心地从“护帙”“饰观”两个方向，让观众直观了解到册页装、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中国传统书籍的装池方式。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清翁同龢重装本

百余件展品中有三十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余则是二级文物。在上海图书馆并不算大的展厅空间里，挤满了来看展的观众，和其他展有所不同，似乎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并不仅仅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同时，上图的专家们几乎全体出动担任讲解员，在每一件国宝周围，都会看到一个耐心解说的专家被人群簇拥，解说者和听众都沉浸在一种喜悦中——想想上世纪英语角或新诗会的场景。这场面，您有多久、多久没见过了呢？

那么，是什么样的书，有资格受到如此拥戴呢？

看展览的图片，似乎很多书籍“貌不惊人”，仅仅就“装潢艺术”而言，或许有的展品“颜值”算不得艳惊四座，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同时是金石、古籍、历史、文学、书画种种学问的“集大成”，就不难理解此次展览规格之高了。

有多高呢？以展品中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一件为例，经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重装的《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前几天，这套书的一种在嘉德秋拍中拍出了3852.5万元。

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

薛尚功何许人也？从古至今，著名的“金石学家”扳着指头也数得过来，如果说最有名的算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那么第二有名的就得算南宋的薛尚功了。

而黄丕烈则是藏书界的大人物，被称作“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他爱书到了什么程度呢？每到除夕之夜，他必定祭拜他的藏书。今人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甚至会觉得是不是矫情了点，但此举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风雅”，其中更有一种对智识、文化的尊崇，用他自己的话说，书籍是一种精神命脉的维系。在任何一种反智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尊崇都是极为珍贵的。试想《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八百多年来，历经怎样的战火、焚书（赵明诚托付给李清照的金石资料便均毁于战争流离中），今天拍出的这个数字，算高吗？

所以，黄丕烈称之为“稀世之宝”。

讲到金石学，另一件重量级文物不可不说，那就是晚清重臣、金石大家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里面收录了他毕生的心血——一千一百多器金文拓片汇编，但生前并未出版，这部珍品是经过其孙吴湖帆之手重装的，对金石学感兴趣的人而言，能看到这件原物就好比书法家看到兰亭序一般。吴湖帆为了整理祖父的这些成果花了大心思：首先他订制了特大的格子纸作为内页，亲笔题写卷首、目录，并对其中的内容修订、补缺，对原本拓片、墨迹进行了极为精心的裁割、拼接，延请吴昌硕、吴稚晖等各路名人题签，经他重新装裱的书已经俨然是一件精美艺术品，全书三函十二卷，均采用六眼线装，使用藏青色的绢作为书衣，并用泥金题写书名；而此书的函套采取了蓝布四合套的样式，贴蛋青洒金书签，配色雅致非常，各种细节充分体现了一个嗜书如命者的精益求精。

《愙斋集古录》

同样的精益求精也体现在黄丕烈的另一件“作品”，宋版书《重雕足本鉴诫录》之上。为何将其称为黄丕烈的“作品”呢？这本宋版书原为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装池，由于是孤本，再加上黄以重金购置（在他的题跋中留下了一笔细账，算了一下此书每页值四钱六分银子），故极为重视，本来这本书已经经过项元汴的一番修复补救，但黄丕烈认为明朝的纸配不上这本书，故而用自己收藏的珍贵的宋纸重新装池，用宋代藏经纸来做书衣，并几乎挖去了项元汴的一切痕迹。但更有趣的是，这本书后来经光绪皇帝的“帝师”、晚清重臣翁同龢收藏，看到黄丕烈的精心算计，翁老先生不禁题诗一首：标题截字真成陋，计叶论钱亦太酸。传于后生增一笑，海涛声里几回看。

《重雕足本鉴诫录》

晚清另一堪称“书痴”的政府要员要数龚心钊了。此翁在光绪年间曾任驻英、法等国大使，并曾任驻加拿大总领事。但他作为合肥望族，并不在乎名利：毕竟连三国古战场“逍遥津”，都只不过是他们家的后花园而已。此次展出了他的重量级藏品《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俗称“天价九成宫”。怎样个天价呢？其实不多，也就是如今上海滩的一栋带花园的别墅吧。

《进瓜记》《江流记》线装，內府装池本

欧阳询《九成宫》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作为如此饱满、清晰、能完美体现宋代原始面貌的拓本，恐怕大多数书法爱好者都无缘一见；而龚心钊为这本书所作的修复，更增加了它的价值。

这本宝贝被龚心钊用一张从伦敦带回的精美鹿皮精心包裹，鹿皮内侧钤印大小印章数枚，颇有“中西合璧”的意味。最令人称道的是，龚心钊在修复中秉持了“修旧如旧”的精神，原书封面是宋代缂丝，他只在磨损的书角用同样的缂丝稍作修复，原书旧装的宋纸一律保留，然后用同样的宋纸加固，看似未动，实际上处处做了硬功夫的修缮，比所谓豪华装修不知高出多少倍。这，才是真正的所谓“高级审美”，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抵达了的。通过龚心钊留下的批注，我们可以感知他读书细心到了什么程度，例如，他甚至注意到，由于此碑在陕西麟游县野外，那个地方常有些骆驼上去蹭痒，工匠拓碑的时候，由于并没有拓干净，连驼脂就一起拓下来，把拓的跟后面的背纸粘在一起了。龚心钊将此一一标注。值得一提的是，龚心钊还特意留下了装裱工王仪堂的名字，不知是不是他多年出洋所受的影响。若匠人都能真正得到如此重视，也许今天就不用那么费劲地宣扬“工匠精神”了。

更神奇的是，龚心钊有收藏各种古纸的爱好；这本书里就夹着一张他题写的“晋朝茧纸”。但由于展出条件所限，这本书只能安静地躺在展柜里，无法翻开，故而“晋纸”不得一见；然而当天遇到一名远道而来的参观者，说自己就是为了这张晋纸来的，也算花絮一件也。

《妙法莲华经》卷轴装，旧装、民国龚心钊重装本。

展品中的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海内孤本《郁孤台法帖》，也出自龚心钊的收藏。这件珍品因为收藏了“宋四家”，尤其是苏东坡的一些难得一见的笔迹而著名。策展方还从中选取“月夜”和“听琴”几个大字做成了文创产品。

宋聂子述辑刻宋拓本《郁孤台法帖》

展品中的那套明内府旧装《三国志》，也出自龚心钊的“装修”。他用来裱背加固的，是乾隆内府大库使用的“高丽笺”。

当然展品中不止一件《九成宫》，另一件也大有来头。

吴湖帆的镇宅之宝——《四欧宝笈》，收录了欧阳询的四件极为珍贵的碑帖：南宋本《九成宫》，北宋晚期《皇甫诞碑》，北宋本《虞恭公碑》以及“四欧”之冠，宋本《化度寺碑》。收齐这四种宝贝，毫不夸张地说，恐怕得千年一遇的机会，而吴湖帆竟同时得了，难怪他会用“四欧堂”命名自己的书斋，定制高级楠木书匣，也算是供起来了；这还不算，他不仅与夫人潘静淑用金粉联合题跋，还为此作画四幅，均为吴湖帆所擅长的青绿山水，此次一并展出，更令我们领略到中国传统“读书人”诗书画印样样俱精的功力。

《四欧宝笈》

这种个人风格突出的才子藏书仅仅用“图文并茂”无法涵盖，更是有“一片闲情”，书画之外的“格调”，才是“读书人”所看重的。例如展品之一，经吴湖帆装池的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马湘兰流传下来的唯一手迹，这是她写给江南才子王稚登的书信，书匣上题有“鱼腹缄情”，吴湖帆外甥、著名画师朱梅村专门为马湘兰画了画像。假如我们略微了解这个扎扎实实的爱情故事本身（并非戏曲里的才子佳人那种），莞尔之余，恐怕要感叹，真实的爱情大抵如此吧。

文| 黑择明

本文刊载于2018年12月07日星期五《北京青年报》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