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雀羚民国风俗广告：老上海的社会记忆与城市想象

老上海摩登女郎“谋杀”时间，借以歌咏化妆品牌令人青春永驻——这几天，老牌国货百雀羚的广告神作《一九三一》叫人“眼前一亮”。它在朋友圈铺天盖地被转发，而数百万阅读量未能转化为销售额的怪现状，又令公关广告人争论不休，惹得数个面红耳赤的“10万+”鱼贯而出。本文无意为此营销风波添柴加火，却想掰扯其中一个看似无可争议的疑题：《一九三一》究竟何以成为迷人的爆款？换句话说，这新奇又粗疏的商品广告，忽地引燃一众情绪而风行起来，背后必然依托着更为绵长的社会记忆与城市想象，或经由新晋意识形态的编织与整校。个中关涉的问题，不再纯然属于一支化妆品广告而已。

百雀羚广告《一九三一》中的女特工阿玲

百雀羚的地位，是谓“经典国货化妆品”。这意味着它不单是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而且还包裹在宏大的近代史叙事、身体的芳香记忆以及个人或集体的怀旧遥想之中。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早已被马克思所揭示，只是如今罕再有人郑重祭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做商品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三十年，商品似乎已如呼吸一般自然无辜且无以指责了。德国学者赫格（Wolfgang Haug）揭示商品美学之奥妙，强调“表象与商品本身同样重要，而前者甚至更为重要”。因此广告行业往往虚夸使用价值，通过对消费者进行再教育，好令他们对商品永远幻想不止。商品的营销，往往采取各式文化、文学、艺术和经济话语来垒砌它令人魅惑的海市蜃楼，以至于人们有时候难以准确地辨别出那正被出售的究竟是何物。如同那些公关专家所言，《一九三一》所推销的不仅是一款母亲节特别定制的“月光宝盒”，也在兜售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品牌形象。这实际上有赖于它所营造的可供反复消费的怀旧叙事，这种氛围令我们时代的历史怀想、城市魅惑、性别镜像以及无休无止的欲望得到长久的撩拨与抚摩。

《一九三一》的作者团队“局部气候调查组”创造了一种“博物学”兼“极简史”的营销广告，这有别于段子手广告人（诸如天才小熊猫、顾爷）那类脑洞清奇、以无厘头图文出奇制胜的策略。长图广告，犹如一枚彩蛋意外地摊开在眼前，不断向前铺展，它迎合着城市白领读者对于趣味知识的好奇，又完全服帖手机时代轻松愉悦的阅读传播方式。可是，广告《一九三一》的走红，并非全在形式上的新颖，它的一镜到底博得喝彩毕竟是借助了老上海怀旧的灵韵。这股潮流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长盛不衰，如今又借广告之壳高调还魂，病毒一般在都市年轻人的私人社交网络之中蔓延开来。

百雀羚广告《一九三一》中的女特工阿玲

老上海意象的怀旧改写：从九十年代的旧日重现，到当下的后现代拼贴

《一九三一》作为广告的“惊艳”，首先来自对老上海怀旧脉络集大成式的创意呈现。百雀羚创立于1931年，故事便以初创的时间点来命名。身着绿色旗袍的摩登女郎阿玲——一位神秘、优雅的女特工，是此一绿色系化妆品牌的人形化身。她清晨梳妆完毕，走出石库门洋楼，问候弄堂街坊，行经商铺与贩夫走卒。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全景风俗画，如同“清明上河图”一般徐徐展开。借着执行暗杀的悬念，这位谜样的城市漫游者——高挑而性感的摩登女郎，在线性的叙事时间里完成了一日的空间游移：“海派西餐”、四大百货公司、照相馆、电影院上映的《渔光曲》，中山装、旗袍等时尚文化。女郎的视线如同导游一般指引着游客（也是产品潜在的顾客），又将民国社会的知识科普牵引而出，比如工资之别、食品物价，以及“一夫一妻”婚姻法的制定情节。总之，借都市漫游者的空间记忆术，广告将“老上海”的摩登事物与细枝末节尽收眼底。

《一九三一》的广告长图，以消费形象的排布作为最基本的空间组构原则。这种物质呈现的手法，令人想到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的都市文化研究开山之作《上海摩登》。李欧梵参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未竞名著《拱廊街计划》，试图重绘民国上海的文化地图，以发掘被封尘的历史意象，让消费生活的辩证意义自身呈现。然而吊诡的是，在上世纪末中国大陆特殊的脉络之下，《上海摩登》类似的民国上海学术之作，某种意义上却变作了汹涌老上海怀旧潮的拜物教科书，阴错阳差被其拥趸解读和挪用为此研究本意反对的趣味。

百雀羚广告《一九三一》叙事长图（截选）

90年代大陆的上海怀旧热，首先是怀旧者凭借高涨的拜物热情，而对“老上海”长久以来的负面形象所展开的美化与锐意改写。李欧梵在其著作中已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在国内外都是一个贬义色彩浓郁的词语。《韦氏词典》的一个老版本，记载了彼时“东方巴黎”神秘而凶邪的情色形象：“在航向远东的船上，人们用‘东方妓女’的故事来蛊惑乘客。他们描述中国强盗，永不关门的夜总会和有售海洛因的旅馆……还没靠岸，女人们已在梦想神话般的商店，男人则早已把欧亚混血美人凝想了半小时。”上海是西方游客心坎里的传奇都市，“东方主义”目光下的怪异“他者”。在日本新感觉派领袖横光利一的作品《上海》之中，这座城市是黑暗、贫穷、肮脏的地下世界，犹如古怪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令人不适。在中国左翼作家及学者那里，民国上海更堪称“罪恶的渊薮”，是帝国主义“治外法权”辖制下荒淫而猖獗殖民地，是贫苦劳工饱受华洋有钱有势阶层剥削的不平等社会。与此同时，民国上海却也不无矛盾地呈现出迷人、华丽而强有力的现代性能量。中国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为之提供了一个精巧的意象：“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老上海怀旧，症候性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整体社会心态的时代性变迁。90年代以来，上海浦东大开发成一分水岭。上海这座在社会主义时期趋于沉寂的城市，开始急于打捞它昔日“东方巴黎”的意象——更重要的是其所隐喻的国际地位。民间、学界和政界，不约而同要回返老上海的延续性，要越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压抑与中断，好令其旧日荣光风华毫不减损地复现。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令人们流连忘返于张爱玲、王安忆、程乃珊等人的文学作品，不断咂摸回味老上海的万种风情以供模仿。另一方面，怀旧老上海更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欲望表征，是藉由怀旧而为新发展主义赋予合法性的说辞，某种意义上，也是由计划经济大踏步迈进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必然一步。然而，正如王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一书所警告的那样：并没有一条直线、绵延的发展将商品浪漫与九十年代的上海等同起来。这样空有皮相而无灵魂的城市怀旧，无意外是服务于此后新自由主义的突进与市场迷信的狂热。

《一九三一》延续了90年代上海怀旧热的商品逻辑，但又未止步于“旧日重现”的热忱，它大胆地（或说仅仅是“如实”而已）将新、老上海的混杂作为自然而然的趣味意象，做起戏古仿今的游戏。这显然对应了上海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现实：老上海的种种怀旧想象，早已被坐实为新地景中经不起考究的消费卖点。在《一九三一》的老上海商铺招牌或革命标语之中，简体字和繁体字十分滑稽地混作一谈：“國貨”误作“国货”，“手錶” 误作“手表”，“餐廳” 误作“餐聽”——多不胜数的谬误不知是出于附庸风雅的无知，又或者有意为之的顽皮？毕竟，《一九三一》是个标准的后现代意象拼贴——在1931年的上海街头，学生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革命口号，与之并行的却是2017年习总书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新年贺词。亦假亦真的广告海报与美女月份牌，连同照相馆里的蝙蝠侠，以及“妈宝”此类当代流行语的穿插，令《一九三一》的作者与读者在时代错位的戏耍中乐此不疲，同时享受怀恋往昔与拥抱当下的快感。即便在图中塞入今日上海人满为患的网红商店街（比如武康路）恐怕也毫不违和吧，毕竟那些当红铺头作为新发明的“传统”，如今已是老法租界最潮流的城市摩登。在错乱之物的混杂拼贴之中，人们仍以敏锐的消费直觉感知那些被称作“民国气质”的东西，并为之迷醉。无需在意差强人意的历史感，毕竟那些不伦不类的繁体错字招牌，早已在上海大举开张的怀旧铺头中无处不在——它的做作矫饰反而和盘托出了记忆自身的绝对诚实：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印痕，早已刻入你我的无意识而无从消磁。

三十年代上海的摩登女郎

从摩登妇女与“国货运动”，到当代肉身不朽的消费女性

广告《一九三一》的主角是民国上海的摩登女郎。若从近代史脉络本身来看，现代广告机制本身孕育着近代新女性的形象。路易斯•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指出，1910 至1930 年代，中国新女性的形象从国民革命的政治寓意，逐步让位于商业主义。某种意义上，广告中现代女性形象的兴起，促使摩登时尚和消费主义也成为一种国族现代性的象征。

彭丽君在《哈哈镜》一书中指出，20 世纪之初文化、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转变，将消费行为从一件日常琐事重构为一种时尚、愉悦、体面且男女皆宜的娱乐活动。这种新兴的城市生活催生了一批生活杂志，它们的共同属性是“美丽指南”：教导女性读者习得如何赋予自己一个“正确的”现代外表。1920 年代，一大批广告代理行出现了。报纸、杂志、月份牌、香烟卡片和广告牌中的大量女性图像，怂恿着女性身体认同，并创造出新的消费欲望。其中，月份牌作为大企业展示产品所最早使用的现代广告形式之一，成为此后老上海怀旧的关键符号。

近代的消费行为与爱国主义话语难分难解。民国上海的摩登妇女，往往被视为“国货运动”的主要承担者，以及国货的主要消费者。定义“国货”最初来自近代交锋“洋货”之时艰难竭蹶的创痛。帝国主义为转嫁本国危机而大举向国内倾销商品, 由于丧失关税自主权的保护，国内民族工业遭到沉重的打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导，“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货”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表现。作为国货大本营的上海，出现了大规模的声援，社会各个阶层如知识分子、学生、妇女、劳工均有参与，妇女的角色尤其被强调。1934年元旦前夕, 《申报》撰文道：“中国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生机，在挽回经济的劫运；而挽回经济的劫运的重要关键，我敢说是操在妇女界手里，尤其是都市的摩登妇女们！”王强的研究指出，社会舆论和国货厂商通过重塑“摩登”的含义, 力图扭转30 年代都市妇女流行的崇尚洋货的消费文化, 并借助于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道德化和政治化。尽管在民族工业生产与日俱衰的实际情形下，1934年上海发起的“妇女国货年”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创作于2017年的百雀羚广告之中，1931年的摩登女郎显然并非前述作为历史主体的上海新女性。阿玲的形象是来自当代的扮演者——图尾亮相的摄像机与机组人员表明了这一点。她不似月份牌女郎的珠圆玉润，而有一张时下流行的巴掌小脸。如同明眼人指出的那样，广告中大量的老上海男女是从近年民国影视剧（如《抓住彩虹的男人》《决战黎明》）的剧照移花接木得来，化用了刘诗诗、郑爽等偶像明星的形象。可见，老上海怀旧的新想象资源，很大程度上又仰赖近年来火爆的民国谍战偶像剧。这些以民国上海为背景、由小鲜肉/小花旦领衔的谍战爱情故事，在改写“启蒙与救亡”的旋律之时，某种意义上也架空了革命叙事与民族主义的具体历史内涵。

《一九三一》所喻指的是今日“新上海”道成肉身的新女性形象，所投射的也是属于当代女性的复杂欲望。阿玲既是石库门的小家碧玉，又是富于智慧的摩登女郎、性感而危险的职业特工——穿着开叉至大腿根的旗袍、别黑色手枪，接纳一切凝视也乐于自我凝视。她深得组织信任，但豁命执行的却非革命理想，而是“与时间作对”的大业——消灭当代女性对于衰老的恐惧，也将老上海之容颜从衰老的威胁之中拯救出来。作为国货品牌的拟人化身，乃至老上海意象的拟人化身，阿玲使人想起小说《长恨歌》的女主角。作家王安忆借王琦瑶一人身，讲述历史演进与人的不断衰老：“上海小姐”的身份在新旧社会之交便宣告消亡，弄堂女儿的身份又在都市更新的大潮下被“新上海”的淘金者所赐死。然而，某种意义上，《一九八三》以广告的名义要求创造一个永不衰老的王琦瑶，以时间静止的性别与城市寓言改写九十年代的怀旧叙事。事实上，唯有消融了历史意识，使之流失于迷人眼的广告景观，才拥有这种恒久不变的老上海。这种老上海，正是我们当下消费社会的完美镜像。

“与时间作对”，或走向“历史的终结”？

在当今，在跨地域生产、全世界代工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定义“国货”已成了难题。然而，作为“经典国货化妆品”的百雀羚，其自身变迁某种意义上具有共和国历史的见证意义。作为1930年代白手起家的民族轻工业，百雀羚如同期发迹的国货品牌一样，在洋货之中闯出一片天地；40年代成功经营而名声大噪，成为名媛如宋氏三姐妹、明星如阮玲玉所青睐的国产奢侈品；再至解放前，身居全国甚至东南亚各国的畅销榜。如今，百雀羚在上海滩的贵妇拥趸已是芳华作古，它自身所能召唤的记忆尚存的怀旧，则是来自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身为平价护肤品之时，物美价廉、朴实无华的真实生活气息。而这恰恰是广告《一九三一》所意图抹消的历史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如同其它民族工业一样，百雀羚伴随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而几经波折与创痛：从民族工业到公私合营，从国企改制到破产重组，最终作为民营企业，投入今天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广告《一九三一》之中，特工女郎令时间静止于老上海的商品浪漫，令女性永远避开衰老的成长魔咒，某种意义上也将一个国货品牌的变迁史停留在所谓“黄金时代”的想象。这种想象绕开了民族轻工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初创阶段，却将“国货”的意涵依附捆绑于老上海虚假而永恒的光晕之中，以此来召唤新一代的消费群体。

从上世纪90年代老上海还魂的民国风尚，到今日摩登女郎击败时间、停驻“黄金时代”的不老自信，此类怀旧叙事成为新时期高度症候性的城市寓言。它甚至不单是指上海，而属于整个中国城市现代性的发展畸恋。如今，全国各地、南腔北调与老上海沾边或不沾边的商品，但凡宣称自己“老”的资历，往往鬼迷心窍去挪用老上海月份牌女郎作为现成的符号——甚至无需进入自身的经验来检视和打捞“老”之样态。老上海摩登女郎作为新女性的形象，尽管勾连着30年代摩登、消费与国货运动的交缠关系，却又成为当下怀旧情调之中的残迹点缀，激发新的消费狂热。国货的怀旧营销往往借回溯历史而时远离历史，消费者的怀旧凭吊往往由昔日回望而阔别自己的经验与真实。“与时间作对”，要求脱离包括衰老在内的生命经验，拥抱没有记忆的怀旧以及无纵深的“全球”氛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终结”，在周而复始的生产、再生产、销售和消费之中，接近永恒的空洞同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