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笑：如果有一天成为主流摇滚明星，我会以此为耻

“我属于老一辈里面年轻一点的，比年轻的又老一点。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一部分中国摇滚乐的起落。我一直不认为90 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那只是一个阶段，起到一个嫁接的作用。我不是否认崔健那代人的成就，只是真正黄金的时期还没到来。真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中国人看待摇滚乐不再带有好奇、偏见或者不理解的心态，而是人们血液里就有摇滚乐。”（图：谢天笑与冷血动物“呼笑而至”将于11 月7 日在上海大舞台、11 月14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迎来最重要的两场演出）

粗暴、野蛮的摇滚老炮谢天笑，这一次要把50人编制的交响乐团搬到自己躁动的摇滚舞台上。

“这并不是特别新颖的玩法。很多乐队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有这种想法，只不过我没想到来得那么快。”谢天笑斜靠在一张蓝色塑料椅里，黑色紧身裤包裹着一双细腿，披肩长发与胡渣显出一点颓废。他刚从野孩子乐队20 周年音乐会的彩排场上下来，工人体育馆的后台休息室里，仍能听到其他乐队试音的巨大音响，这让他想问题时常常走神。

十几天后，谢天笑与冷血动物“呼笑而至”巡回演唱会将登上同一舞台。继深圳、南京两站之后，他们将于11 月7 日在上海大舞台、11 月14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迎来最重要的两场演出。

今年没有新专辑问世的谢天笑，想在两场演唱会上玩出些花样。最初他想邀请国外大牌乐队，“尼尔·杨（Neil Young）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都考虑过，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成行。”在摇滚乐里融入古筝的他，也想过跟民乐团合作一场另类摇滚现场，但一试之下，民乐团的大齐奏没有层次与和声，最终想到了交响乐。

跟交响乐团合作的摇滚乐队并非罕见。1999 年，Metallica 就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过《S&M》音乐会，2000 年蝎子乐队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过“Moment of Glory”，2010 年崔健也跟北京交响乐团在工体玩过一场交响加摇滚的实验。

很少听古典音乐的谢天笑，用管弦乐的编制重编了几首歌后，听了听小样，顿时信心十足，“有些歌加上交响乐之后，气质都变了，更加夸张地渲染了情绪。演出一开场就是一大段交响乐和古筝，我们打破交响乐的常规玩法，加了一些即兴。相信这两场演出一定是特别完美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意外。”

被称为“现场之王”的谢天笑，把舞台视为与灵魂有关的神圣之地。早在上世纪90 年代末，他就和冷血动物乐队一起，钻进一场场Live House 打磨现场技术。他们就像年轻时代的披头士在德国汉堡地下酒吧里那样，领着每场几百块钱的低廉演出费，在狭小拥挤但又血脉贲张的Live House 里嚎叫过一个个黑夜。他今天的地位，是从漫长暗夜的地下一路唱上来的。

“远方的天空总是那么的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在10 月24 日晚上那场野孩子乐队20周年音乐会上，谢天笑作为嘉宾登场，唱了这首野孩子改编的《生活在地下》。早年在地下酒吧，他和野孩子乐队一起唱过这首歌，2004 年主唱小索去世，野孩子解散，谢天笑依然在不同的地方唱起《生活在地下》。那是一代民谣歌手、摇滚乐队的共同记忆。

2013 年3 月，在地下滚打了十几年的谢天笑，第一次进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幻觉”演唱会，“本来还打算少赔点就成功了，结果挣钱了。”

今年开启全国15 场体育馆级别的巡演，前两站深圳、南京的票房都不错，谢天笑心里算是有了底。他很早就有野心，要把多年累积的现场经验在大舞台上玩出一场“真正的摇滚音乐会”，“我的演唱会绝对不是晚会式的。不是那种花哨的，很炫的。真正的摇滚现场，就是吉他、贝斯和鼓，简单但是讲究。演唱会要有想法、态度和观点，而不是让人看你有多土豪，花了多少钱。”

18 岁揣着四处借来的200 多块钱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时，谢天笑不会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那个背着吉他的反叛少年，在大雪纷飞的淄博火车站瞥见骑着自行车追出来的父亲，躲起来不见，待父亲背影走远，他义无反顾攀上火车。

“我父母，我姥姥，想都没想过，我这辈子真的再也没回去。”谢天笑说，“那时候没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一心想玩摇滚乐，没想过未来。”

童年时代，谢天笑曾坐着大卡车，跟姥爷一起走乡串寨唱京剧《钓金龟》。拉满服装道具的两辆卡车，每到一个村子就停下来，两辆并一块儿，搭上棚，就是京剧舞台。“那时候我就唱钓到金龟的小孩儿，张义。”只有10 岁的谢天笑不喜欢京剧，但喜欢跟姥爷到处巡演的生活，几天下来能拿到五块钱报酬，足够他得意洋洋地回家请小伙伴们逛公园喝汽水。

43 岁的谢天笑回想起过去在山东淄博的时光，感慨“像是前世一样遥远”。少年时，他经常被老师责骂，结交的都是街头混混。15 岁时因为窝藏犯了法的朋友，被警察判包庇罪，半年待在家里不能出门。他找朋友借了把吉他来玩，此后这位朋友也不见了踪迹，留在家里的吉他却意外解救了低迷浮躁的青春期。

“摇滚乐拯救了我，给了我一切。”谢天笑记得，前几年回老家，街头碰到少时伙伴，在监狱待了十几年，刚放出来。两人坐下来喝酒聊天，朋友说起狱友们都在听谢天笑的唱片，但没人肯相信他真的是这位摇滚音乐人的童年好友。

“如果当时没有那把吉他，如果不是玩音乐，我要么进监狱了，要么就是个黑社会。”谢天笑说，在那样的年代，“摇滚乐真的让我找到了最好的出口。”

B=《外滩画报》

X= 谢天笑

B ：你早就被媒体和乐迷誉为“中国摇滚乐新教父”，人们也这么称呼汪峰。今年你的巡演以“呼笑而至”为主题，汪峰则命名“峰暴来临”，都有着一辆摇滚列车俯冲而来的气势。被冠名“新教父”，你会在意吗？

X：没什么不高兴的，挺好的，这是别人对你的认可和称赞。虽然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称呼，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做，该做的还没开始。

B ：2001 年你去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曾有一个野心，想让中国摇滚乐影响美国，最后其实是挫败了？

X：我到美国发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摇滚乐。我们和美国乐队一起演出，特点太不明显了。我必须要强调中国的东西，如果中国文化元素在我的音乐里体现不出来，等于浪费了我的文化背景，去纽约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演出现场

B ：你回国后一直在寻找“一种代表中国的色彩”，最后把古筝与吉他编排到摇滚里面，玩出了《古筝雷鬼》。

X：其实这并不是我真正满意的作品，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还远远不够。到现在我还没拿出一张真正的唱片去跟西方抗衡。

我的新专辑明年这个时候会出来。我想做一张概念唱片，整张唱片就讲一个故事，演唱会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平克·弗洛伊德那样。我真的相信，如果把这样一张唱片做好了，一定是一张盖世的唱片。我有很多想法和动机，但需要时间慢慢打磨。

B ：会借鉴你小时候唱的京剧吗？

X：会。但我跟很多人说，我要借鉴京剧，人家都觉得一定很痛苦，很难听。我想做的是有律动、有循环的，京剧的音色、唱腔加进来一点点，味道就会特别强烈。

B ：你进入摇滚圈已经十几年，摇滚乐今天处于什么阶段？

X：我属于老一辈里面年轻一点的，比年轻的又老一点。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一部分中国摇滚乐的起落。我一直不认为90 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那只是一个阶段，起到一个嫁接的作用。我不是否认崔健那代人的成就，只是真正黄金的时期还没到来。真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中国人看待摇滚乐不再带有好奇、偏见或者不理解的心态，而是人们血液里就有摇滚乐。

我曾经去哥本哈根参加一个为期四天的音乐节，那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音乐节。你在街上听到的都是：“今天你去音乐节了吗？”“我明天去。”我一位丹麦好朋友跟我道歉，遗憾没能带他妈妈来见我，因为她正好去音乐节玩儿了。这才叫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B ：你以凌厉冷峻的演出风格被封“现场之王”，面对唱片和舞台现场的状态有什么不同？

X：唱片只是一种记录方式，一段时间里的音乐表达。现场演出是对摇滚乐队最大的考验，特别重要。我对演出有迷信的，舞台是神奇的地方，演出是神秘的事情，真的跟灵魂有关。

舞台上你必须打动自己，那个舞台上的人一定是你，而不是一种表演。以前我一年演五六十场，有时候我的演出状态也不是真的，演出太多，谁也不是机器，不可能每时每刻状态都那么好。但我尽可能地调整我的状态，把每一场都做好。我真正状态好的时候，演完以后很满足，会高兴好几天。演得不好，下来会开会，找原因，自己会很沮丧。

做好每一场演出，并不一定是你必须要认认真真。哪怕你是垮的，哪怕你快睡着了，只要舞台上那个人是真正的状态，我不会埋怨自己。我会埋怨自己的是，状态不好了还在假装，那是在骗自己。

被称为“现场之王”的谢天笑，把舞台视为与灵魂有关的神圣之地

B ：你心目中伟大的摇滚乐现场是什么样的？

X：我在国外看过很多现场，打动人的不一定是著名乐队。2001 年我去德克萨斯演出，去一间酒吧看演出，记得舞台上是三个人的乐队。那个吉他手跟我差不多年纪，特别酷，穿着格子衬衫，头上全是汗，他跳起来切吉他的时候，那种眼神，那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伟大。我不知道这支乐队叫什么，现场也没多少观众，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存在。伟大的现场跟名气没有关系。

B ：很多人都在回味你2000 年的《冷血动物》，简单又原始的三件乐器，开启的是狂暴迷幻的谢天笑式摇滚。但与2013 年的专辑《幻觉》相比起来，精细、从容，也冷静了许多。如果有人期盼你回到那个很躁的时期，还回得去吗？

X：冷血动物是很年轻时候的状态，那时有一种劲儿，但我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候，那种方式。我的音乐思路在变，审美在变，表达方式也在变，但音乐真正的内核没变。我只能接受现在的自己，这是我没法左右的。我只想顺其自然，享受音乐。

演出现场

B ：在创作上，你属于哪种类型的音乐人，平时你写歌是什么状态？

X：汪峰是勤奋的艺人，他可以每天早上起床先写歌，再做别的事儿。我不是那种到点了就能写歌的人，我不能按计划来写，只有按需要来写。音乐对我来说就是欲望。让我每天打卡上班一样写歌，那我做不到。我任何状态都能写歌，任何东西都能写成一首歌。平时有想法就录下来，有时候走着路也会拿手机录下来哼唱。

B ：你说过不想成为主流的摇滚明星？

X：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主流的摇滚明星，我会以此为耻，只有这件事会让我放下吉他。我内心有一个矛盾点。我反对商业的作品，反对那些假装玩摇滚的艺人。但我又不希望摇滚乐盲目地反对商业。

B ：摇滚要怎么跟商业取得和解？

X：首先你的作品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某种利益而创作。真正好的摇滚乐可以有很高级的商业模式去推广，让人听到。

90 年代末，摇滚乐差不多都快完蛋了，没人听摇滚，如果盲目反对商业，没饭吃还怎么玩音乐？我一直提醒年轻乐队，应该利用好商业，改变摇滚乐的环境，慢慢走下去。有些美国乐队反对商业，其实只是一种商业包装。西方的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他们的商业模式很健全，很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