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我不敢看星星 人类像蚂蚁一样爬了几十年就死了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是非曲直，尽管目前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倘若人们对她的了解和关注仅限这点噱头，无疑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对话李银河，用“拉家常”的访问方式，为您呈现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李银河。

吴怀尧对话李银河

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吴怀尧：李老师，你家的狗看上去挺凶的，它不会咬人吧？

李银河：(笑)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吴怀尧：见面之前我浏览了你的博客，你在网上挺活跃的，平时日常作息怎么样？规律吗？

李银河：我现在生活很规律，一般不熬夜。早上起来后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月季花都是我种的。吃的东西也很新鲜，刚搬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院子里种菜，西红柿、茄子、韭菜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菜。

吴怀尧：在浏览你的博客文章时，我注意到某些网友留言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此你怎样看？

李银河：我真替他们难过。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做法(发表各种观点)都挺支持的。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也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吴怀尧：你很少站出来反驳或者激辩某些观点，是因为不屑一顾还是基于其他考虑吗？

李银河：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吴怀尧：针对你的言论的批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与心情？

李银河：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吴怀尧：现在很多人的快乐来自对物质的拥有，你对于物质要求高吗？

李银河：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我自己从来不买名牌，衣服都是四五十块钱的，比我们家保姆穿的还便宜——她一条裤子都二百元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

吴怀尧：1952年你出生在北京，小时候家庭环境怎么样？童年快乐吗？

李银河：我父亲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都是知识青年，他们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我兄妹4人，我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我的童年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我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我自己都能排名靠前。

吴怀尧：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李银河：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为了让我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

吴怀尧：十七八岁是花样年华，你那个年龄段在做什么呢？

李银河：我十七八岁是1969年，我作为知青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偶然的机会知道内蒙古那边正在招人，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古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

吴怀尧：你在内蒙古待了几年？去了之后情况如何？李银河：一去就是3年。内蒙古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我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初见王小波，长得不好看，也不热情。

吴怀尧：1974年算是你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你被推荐到山西大学。

李银河：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吴怀尧：后来怎么认识王小波呢？李银河：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北京，我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1977年，我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

吴怀尧：第一次见王小波，第一感怎么样？李银河：(笑)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吴怀尧：你大学毕业后状态怎么样？李银河：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我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我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吴怀尧：我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你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你？你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李银河：聊了没多久他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

吴怀尧：恋爱是年轻人的事情，但家里人往往会发表指导性意见，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李银河：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我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我就说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我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吴怀尧：我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我也很好奇在生活中，他是什么样的人？缺点是什么？

李银河：(缺点)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省得他饿死。

吴怀尧：当王小波成为现象后，有一拨人在文风上刻意模仿他，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晚上不敢看星星，人就像小蚂蚁一样。

吴怀尧：1982年你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1988年从美国回来后，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你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这个专业？

李银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问题我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吴怀尧：你算女权主义者吗？怎么看女权主义者？

李银河：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现在，“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实在是一种歪曲。

吴怀尧：你的一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理论创新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银河：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吴怀尧：在你内心深处，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李银河：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

吴怀尧：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李银河：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吴怀尧：你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定居，为什么选择留下？

李银河：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吴怀尧：我发现在你的文章中“生命”这个词出现较多，现在是不是对此感触很深？

李银河：生命都是很偶然的东西，人类在宇宙中也是很偶然的。我愿意用幽灵岛来比喻：生命就是幽灵岛，它在大海上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其意义并不比一座山或者一棵树大。有一阵我晚上都不敢多看星星，因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咱们这个地球不就是这群星星中的一颗嘛，人就像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几十年就死掉了，无影无踪，就跟没存在过一样。这些东西想多了，非常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