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德威大爱《围城》 称文学基本问题是虚构性

2012年03月04日 10:5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王德威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如果中国正在崛起的话，应该不能再谈革命了，现在应该想礼乐的问题，我们需要把粗糙的东西变得光润，把热闹的喧哗的东西变得有审美意识一些”

王德威

1954年生于台湾，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代表作包括《被压抑的现代性》、《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等。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美国波士顿

在美国读《围城》，太好看了

哈佛大学东亚系所在的两层暗红色楼房并不显眼，是门口的两座石狮子让它与周围建筑区别开来。从王德威的办公室出门向右走几步就是燕京图书馆，“这里查资料很方便。”1986年他刚到哈佛任助理教授时，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面。

1990年，受夏志清邀请，王德威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5年后重返哈佛。当哈佛找到他的时候，他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当然，在百老汇边上住了这么久，也希望换一个安静点儿的地方。”他回到了波士顿。

在哈佛广场的燕京饭店吃饭的时候，生于台湾的王德威说他的话里带有东北口音。“比如不说把灯关了，而是说，闭了。”他父母都是东北人，1949年后去了台湾。

“他们没想到离开家就回不去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留在大陆，受了很多迫害，因为家庭背景，连小学都上不了。台湾也有白色恐怖，但台湾没有株连到这个程度。”这样的背景，让王德威在做学术时，会考虑同一时间节点上，华人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方说，1956年，王德威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大陆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一年，金庸在香港开始《书剑恩仇录》的写作。金庸所在的是左派报纸《新晚报》，《新晚报》在一个资本主义殖民社会里，为了延续左翼思想，需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所以复活了鸳鸯蝴蝶派里重要的门类--武侠小说。于是找了一个开明的左翼年轻记者查良镛来写，没想到开启了华人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我们通常不会想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战僵局的企图有关的。”

1956年，夏济安在台湾办《文学杂志》。白先勇、李欧梵这批人开始被启发。而《文学杂志》继承的是朱光潜为代表的京派现代主义。“这根命脉很微妙地被一群到台湾的知识分子所延续。”

由于台湾的戒严，王德威在台大外文系上学的时候，许多东西都看不了。台大对面的小书摊上，有各种各样的盗版书。“那些老板都很能干的，来自三山五岳，有一次，有位老板就告诉我说，这本书你应该看。我看了封面，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上面写着：边城。”

当时王德威并不知道沈从文是谁。“我们的成长不是看鲁迅茅盾起来的，所以对‘五四’的认识是徐志摩加朱自清而已。因为他们在1949年之前都死了，所以老师教起来特别安全。没读过鲁迅，原因是鲁迅当然是坏分子。沈从文也没听过，原因是他1949年之后没跑出来。”

直到1970年代留学美国之后，王德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才得以补全。他对到美国之后看《围城》时的感受记得非常清楚。“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书。”那天是感恩节，下着大雪，同屋要关灯睡觉，他就抱着书在会客室看。“太好看了，一夜还是两夜就全部看完。”

金庸他也是在美国读的。“金庸的书在台湾是禁书，因为他是左派。我在美国看了很多金庸，看到当时的英国文学什么课拿到一个烂分数，都忘掉了。”

知识分子的两种立场

1980年代对于王德威的学术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986年，他回到美国，正是寻根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他在哈佛招待的第一个客人是阿城，之后有刘心武、戴厚英、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等。王德威觉得自己得力于那个时代，有种文学爆炸的感觉。而且他本身就有台湾文学的背景，这让他很早便放宽了自己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