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敬现场，龙应台说：“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给了你空间，让你有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其实年纪越大，梦想越小。如果我今年是22岁，刚刚大学毕业，你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大概会说，我有个非常大的、如何让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梦。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其实梦越来越小。这并不是因为对人生越来越悲观，而是，我所亲历的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这一段人类的大历史，有一些比较大的梦，你看着它一个一个被实现。

二十多岁的我，生活在一个非常闭塞、非常贫困，思想上非常苍白，个人的思想自由非常被压抑的台湾社会中，那时最大的梦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西方的自由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巨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过去这五十年，可以看到，那些大的梦，有些是局部的实现了。当然，实现的同时，另外一套难题又衍生出来，那是另话。

你问我现在最大的梦是什么？我会说我的梦很小。我会说再过两天是月圆，我特别想到花园去看最圆最黄最漂亮的月亮。接下来，下一本书写完了，会有两个月的空档，我梦想的是如何可以找到两三个最喜欢的朋友，到最特别的地方去旅行。或者是说，我知道明年暑假孩子会到台大来当交换生，我现在就开始想那个学期我要怎么样享受他在我身边的时间。你看都是小小的个人的梦。可是老实说，这是因为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你空间，让你有那种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您后来去美国，可以说是想去找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路径，可是真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台湾的现实跟那里完全不一样，您想要的不一定能要得到。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有没有一点迷茫？

龙应台：不太有迷茫，因为天真。

我跟我台北的精英朋友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我在南部的渔村长大，当我同龄的台北少年们已经在偷偷地读鲁迅、读禁书的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鲁迅这个人。在南部乡下长大的意思就是，我比台北的朋友们懂得少、知道得少。知道得少意味着，198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写《野火集》，大声地抗议这个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前面有很多呐喊的人都碰到如何悲惨的命运。因为我是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所以写《野火集》的那个时候，我比一般我的同侪们要来得更天真。所以反而觉得，这些梦全部都是可以成真的，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样想就没有那种迷茫，也没有那种愤世疾俗，就是天真地觉得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周末：您寻访过很多老兵，我想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梦。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些他们的梦吗？

龙应台：我为了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访了很多老兵。老兵有很多种，跟我父亲一样的1949年的这些老兵们，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诉说如何艰苦、贫穷的时候都可以讲得很清楚，在诉说如何打仗、战败、被围困、忍受饥饿的时候都可以很坚强，但是在讲到离家之前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的时候，每个人都崩溃了。这给我的印象当然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有一个老人家的梦，我觉得最特别。他是台东的原住民，17岁的时候糊里糊涂以为要去读书，结果发现变成国军了，糊里糊涂到了高雄港，一看一条大船在那，就被押着上了船。这艘船就直接被送到山东的战场去打共产党。打了没多久，他被俘虏，又变成解放军了，一直到1990年代，才获准回家。60年的人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像磁带倒带，你希望倒到哪一点？他说希望时光一直倒回到17岁那年，“他们跟我说行军半天就回家，结果走着走着到了海港，看到一艘大船”，他希望时光倒退到他走在上船的绳梯上的那一刻，不是让他上船，而是让他倒退走下船回家。这是他的梦，也是一个破碎的梦。这让人很伤感，当一个国之大梦破碎的时候，有太多太多人民自己的小梦也是被肢解破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