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诗人在扬州：对话与互译能应对不同文化处境

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施蒂格在船头与岸上本地诗歌社团唱和联诗。

巧克力

他死了，为了变成在你面前的一条巧克力。

他希望你也能吞食他死亡的焦虑。

无限地。希望恐惧与解救融化在你嘴里。

他的甜肚肠，他调制的苦弯弯。

他让你给他松绑，把你自己亮在合适的光线下。

善良之外。仁慈与宽恕之外。

你们二人无言地触碰，以喑哑礼品的语言。

被你打烂和食用的，打烂并食用你。

你的口水，一张空嘴的秘密感觉是他的。

你的手指在抽屉里寻找他。但不是相反。

你必须保持饥饿，这样神才能依旧给予。

而你的神曾经给予过的东西，他不断取走。

阿莱什·施蒂格 文 杨小滨 译

四月扬州，一年一度的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活动如期举行。来自斯洛文尼亚、美国、苏格兰、牙买加等地的诗人与中国诗人管管、陈东东、臧棣、王小妮、宋琳等人相聚扬州，修禊雅集、唱和诗词、互译与对话。

虹桥修禊由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任职扬州推官期间发起，曾在即席创作与唱和时留下“绿杨城郭是扬州”的佳句，《桃花扇》的作者、著名剧作家孔尚任也曾发起过虹桥修禊，参与者籍属八省。三百多年后，这一古老东方的歌诗传统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被重新拾起，碰擦出了奇妙的诗意火花。

复兴的传统

4月2日下午，两条载满中外诗人的小舟徜徉在湖面上，与隐藏在两岸繁花茂林间的本地诗歌社团彼此唱和联诗。岸边传来学生和诗歌爱好者们曼妙的吟诵声。一曲吟毕，诗友们高喊“请臧棣对诗”、“请陈东东对诗”，呼声最高的诗人站到船头迎战。台湾诗人管管是小船上最热情的参与者之一，他带着山东口音的朗诵“乱跑的蜜蜂是春天的鼻子”充满谣曲式的节奏感，不时还哼唱两段自己发明的古曲，引得岸上呼声一片。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施蒂格看到《扬州晚报》组成的诗歌社团时惊讶不已，他说，“难以想象一家报纸会有这么多喜欢诗歌的人组成社团朗诵，中国对诗歌的巨大热情令人震动。”

在本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诗人唐晓渡看来，当代诗歌如何与大众文化结合是他们着重探寻的。“修禊仪式在源头上就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方式，不管是初时的全民参与，还是后来演变成文人雅士的专属，都与诗歌相通。同时，诗歌只有转化成生活方式，才能体现出它介入当下的力量。”本次活动除了曲水流觞的群众联诗活动，还建立起诗歌与其他艺术的跨界，艺术家杨佴旻发起行为艺术《脸》项目，将21位中外诗人的脸制成面具分发，一时间“扬州满地是诗人”的传统以另一种当代的方式上演。

所有参加活动的中国诗人还被要求完成一首次韵和诗，而外国诗人则需翻译。清代诗人汪沆在《红桥秋禊词》中为瘦西湖命名，“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尽管这首诗在当代诗人眼中并非上乘之作，但唱和翻译并将最后三个词押在“瘦西湖”也非易事。本次活动的另一发起人、诗人杨炼说，“这对当代诗歌是一次技术挑战。当代中文诗有许多幼稚、生疏、不成熟的地方，而古诗的美学、音乐性和形式感恰恰能够促进当代诗的自觉性。如果当代诗人没有能力在古典形式上表现诗歌的话，那么当代本身也是可疑的。”

杨炼希望虹桥修禊能够重新建立扬州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扬州是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精品，文学、历史、艺术、音乐、园林、美食任举一项都不得了，我希望诗歌节能让扬州重获辉煌，创造一个未来的可能性。譬如鹿特丹诗歌节去年是44届了，这意味着至少两代人是和诗歌节一起长大的，每年一到6月他们就知道这些怪兽又要来了。而今年扬州算是第三年，设想40年后，每到4月份，大家就会想今年是哪个诗人来。这就是传统的建立。”

真正的碰撞

虹桥修禊在第三日开始了相对封闭的中外诗人深度交流，这是诗人们真正盼望的环节。杨炼认为，尽管中国诗人通过阅读、翻译、写作已经与外国诗人发生了交流，但真正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才能“创造出对于当代世界真正处境是什么，诗人的应对是什么，这样一种到位的感觉”。而对外国诗人来说，“在20世纪初，庞德关于印象派的介绍对整个西方产生了十分深刻的震撼和影响，因此西方诗人对当代的中文诗人充满了好奇和了解的渴望。他们飞这么老远过来，就是想要贴近地嗅到中国文化诗歌活着的味道。”4月3日上午，名为“诗·历史·当代性”的论坛在瘦西湖畔召开。

此次参加活动的诗人拥有真正差异化的背景。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面临东欧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他又偏爱哲学；牙买加诗人夸梅·道斯出生加纳，在诗中不断反思非洲与加勒比海对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女诗人之一C.D.莱特用诗歌介入现实，形而上的语言与具体的场景结合精当；而她的丈夫福瑞斯特·甘德则对庞德情有独钟；台湾诗人管管出生于青岛，背井离乡的伤痛经历在他的诗歌中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同样漂泊的诗人王小妮则在30年前从中国的东北到了最南端深圳，究竟何为故乡是当下中国人面临的新处境。而这些问题都在诗人们的写作中被提出和回答。

杨炼认为，世界各国的人们会面对许多共通的处境。“我与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一会面，立刻就能感到我们之间的共通性，一种文化内部处境上的复杂性。中国是文化的现代转型，而阿拉伯是更严酷的伊斯兰文化转型。外在的困境则是被外部世界简单化和歧义化，一谈阿拉伯就是民族宗教政治问题。”甘德说，这就是为什么对话与互译如此重要，“能够推动不同文化间深度对话，来应对文化的不同处境。”

尽管讨论被分为三组自由发挥，但中外诗人们的议题总是不约而同回到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历史、语言、困境上来。C.D.莱特提出，大多数西方诗人都是在过去几十年间集中地被介绍到中国，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一夜之间涌入中国，缺乏应有的谱系和延续性。而在西方语境中，大部分人接受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直到最近才有一些现当代诗歌，但大部分是朦胧诗。甘德同样提出了这一问题，但他认为有趣的是，中国新诗最初是受到了西方诗歌的触动，而在20世纪初，爱默生、庞德等西方诗人同样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杨炼认为，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充满了曲折、复杂、艰难的经验，这一古老语言在寻找方向时，不仅吸收了中国本身的思想资源，也吸收了全世界的思想资源。而如今，中国又以经济的方式为全球化提供新的有机部分。

苏格兰诗人约翰·伯恩赛德问，历史在写作中处于什么位置，究竟是谁的历史？在陈东东看来，当下有很多呼声希望诗歌能够来做见证，记录历史事件甚至介入当下，“尽管我们有杜甫诗史的传统，但诗歌写作应该放下历史的负担，为历史的书写提供一个诗性的方向。”夸梅认为，历史并非实实在在的客观物摆在那里，它并非诗歌书写的对象，而是“与诗歌联系起来的部分”，“并不是说诗人要遗忘或丢掉历史，而是如何通过艺术来为历史的伤痛疗伤”。

英国诗人菲欧娜·桑普森认为，英国诗歌的困境在于诗歌生存的氧气令人感到窒息。“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要让语言愚蠢化，用迪士尼的形象来塑造商业社会人们的需求，这让我很痛苦。”而当代中文诗歌的独特困境，杨炼认为是字与词的分层。“中国的字从古代流传下来，而词40%以上都是西方概念翻译过来的，绝大多数是日本人翻的。我们要在当代语言里重新寻找自己的审美感觉，建立新诗的层次感。”台湾诗人管管对语言有个形象的比喻。“中国语言有季节性的变化，冬天叶子掉光了，而春天又会重新发芽。语言太成熟了反而变成化石了，而诗的语言可以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