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深处的妙悟：徐志摩与禅

作为一位风花雪月的“诗公子”，而且是以生平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吊足大众口味的浪漫人物，徐志摩似乎与佛教的什么“色”啊“空”啊沾不上边。然而，公众关注的往往是诗人的表面，世俗的种种评论也是围绕着表面现象评头品足，曾经那样真实存在过并具有深度内涵的诗人的真性情反而被遮蔽了起来，一如浮云般遮蔽了天空的皓月。不妨说，这也是一种世俗的“色空”现象，世人关注的是“色”，在世人有“色”眼睛的观照下，曾经那样深邃迷人的诗人的内心境界，被涂抹得失去了本真的空灵，被扭曲得失去了优雅的原型。-----幸好还有诗人的作品在。本文所致力揭示的，正是返本溯源，回到诗人真实心灵的载体-----诗文中去重访诗人真实的心灵历程。

抛开所有纷纭繁复的歧义和解释，关于佛教“色”“空”观念最流行的说法乃是：色即物质，色空即一切可见的物质现象均是幻觉。-------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色不误人人自误，如果人本身没有在色相面前的动心，所谓的由色悟空岂非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心灵逃遁？即使是在这种逃遁中能领悟到一种性灵升华的境界，又有何意义？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作为自然界有血有肉的一种高级生物，人之异于万物者正在于有“情”，正是这个“情”------通向人生终极存在的并非虚幻的唯一实在，构成了“色”与“空”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本体与中介。正是因为有情，人生才免于陷入终极意义上的虚幻，才不免“由色生情”，以致“传情入色”，古往今来人世间的一切男欢女爱、恨海情愁，以及文学作品中永恒演绎的爱情主题，也因此得到累世不歇的演出。然而人生境界有高有低，个人性情有清有浊，性情浅薄者耽溺于欲望的迷坑而不能自拔，性情超拔者却能在色的领悟中看透色的本质------所谓由色悟空。在性情上具有如此领悟能力的人往往是艺术的天才，他们总是能在色相的瞬间捕捉中由瞬间进入永恒，既能由色悟空又能因空观色，由此领悟到性灵升华后永恒的神秘与浩瀚。-----大概是因了色空观念的这层涵盖意蕴，当曹雪芹将卷首空空道人所呈现的歌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作为自己用心血灌溉的巨著《红楼梦》的哲学总纲，书中那位古今罕见的赤子------主人公贾宝玉的精神历程也被无形中作了相当具象的概括。而现代史上另外一个与贾宝玉具有相似性情和人生历程的难以言尽的人物------徐志摩，其心灵历程，其实同样可以作如是观。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释、道互补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信仰的一个基本格局。如果说儒家寻求的是现实中的安身立命，道家注重的是个体精神的自由，那么当汲取了道家思想精华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产生之后，更以一种注重追求内在心灵圆满的人生哲学，填补了儒道哲学的空隙。而作为个体心灵走向内在超越的一种途径，禅出于庄而不脱离于庄，彼此水乳交融，不分轩轾，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但道的“虚”和禅的“空”的范畴在“心识”和“心境”上有着共通的思维意识，而且道家的“虚静”和禅修过程中的“禅定”又有着共通的心灵体悟，这也正是印度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时被人们借用老庄玄学实施“格义”等手段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历史原因。由此“庄禅”并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普遍公认的现象。庄禅互融使传统士人在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蕴之外，别增了一种虚静淡泊、空灵自在、优游从容的禅宗精神。仅以文学为例，一批追求个体身心自由、弘扬自我个性的文学家的心灵和作品中均或多或少地留有庄禅人格精神的影子。禅的思想理论对传统士人的生活实践和审美取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代代传承的人格精神家族谱系。延伸到精神载体的艺术表达中，则体现为禅宗“空”的理论与幽远空灵意境的审美倾向的融合上。中国艺术受到禅宗“心”所感知的世间“万法”虚幻不实论的影响，融入进“空灵”、“空寂”的韵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宗白华）。禅宗的空灵思想和老庄的有无虚实的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中意境理论的源泉。特别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意境追求由“虚静”向“空灵”提升至美学追求的高度，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普遍追求一种情景交融、心物合一、虚实相印的意境，已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诗家禅心情，禅家诗心情。以生命的境相作为语言，通过唐代诗人的亲证，拓展了一个新的审美世界”（朱良志：《禅宗“新工具观”和唐代诗歌“境界”论》）：无论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对生命情调与宇宙意识的阐发，还是王维、孟浩然等经常在一种寥廓空寂中展开人与自然的对话，抑或是李白经常在“人生如梦”中展露超逸放旷的胸怀，以及其他文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流连，对山村野趣的忘我自适，莫不可以作如是观。正是禅宗以心观物的思维方式，时常使诗人们在感性世界中体悟到缘起性空、迁变流转、当体即空的人生宇宙之无常，看破缘生幻相，不为色相所染，从而在纷然杂乱的尘世中时时涤荡情意尘的蒙垢而寻获一种虚静澄澈、空明宁静的心境，也就使他们时常创造出一种类似水中月镜中花似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空灵蕴藉的意境。时人常谓诗人笔下有“性灵深处的妙悟”，实则是指内心与外境相激发后在诗歌创作中呈现的一种体现一定超越性心灵体验的含蓄蕴藉的境界。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自从严羽“以禅喻诗”，第一次把禅宗妙悟与诗的妙悟直接联系和趋同起来，以对诗歌美学本质的深刻认识重塑了诗学本体后，诗禅关系就深入到了诗歌审美最核心的层面。两者都重视心灵的直觉，都追求言外之意与清静幽远的境界，都是“性灵深处的妙悟”，诗歌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之境，也是禅家的“相中之色，水中之月”之境。禅诗，这一朵中国传统诗歌园圃中芬芳的奇葩，就此一路暗香缭绕，余音荡漾，中间经过有宋一代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无言之美追求的普遍风尚，惠及以“性灵”和“童心”为核心的晚明文学解放思潮，一路顺延，不但在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那里产生了回响，而且在中西思想合璧演绎的新文学运动浪潮中得到了潜在的回应。周作人就曾指出过徐志摩的散文与公安派的文学渊源：“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周作人：《志摩纪念》）这是从散文的方面讲，其实，徐志摩诗歌中那些源自童心的自然之趣，以及“性灵深处的妙悟”与空灵蕴藉的意境，同样可以在上述思潮中找到历史的渊源。相传诗人幼时曾被一位志恢和尚摩抚过头颅，谓此子慧根不浅，将来必成大器，其父大喜，乃将其名字改为“志摩”------此传闻不尽可信，我却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在诗人的作品中，处处体现了他非凡的悟性与慧根，在那飞扬的文采背后，我们会发现，除了热情洋溢的心灵直白和浪漫抒情，有时候却又沉淀着别样清澈静柔的心灵沉思与情感顿悟。这样出其不意的发现，如同在落英缤纷的林荫道上漫步时突然发现幽幽沉淀的一口古潭，又如在欣赏西天变幻的云彩中突然看见静静浮现的一方悠深纯蓝的天幕，或者如在花蕊怒放的园圃里迷醉不已不期然发现一株含露不语的小草花，又或者如在月夜耳膜应接不暇的鸟鸣中，蓦然听到一声撞击心灵的洪钟，将人心灵上围绕的嘈杂声消弭得无影无踪，这时抬头望，才发现一轮圆月静静地浮现在天空-------那些空山的悟语、花界的佛香，以及云水深处隐隐弥漫的幽幽禅韵，无不向我们展示了诗人那不易为世人察觉的另一个精神层民。当代学者曾卓有见识地指出：“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徐志摩在皈依大自然的流程中顺水推舟地进入了传统中国的人生境界，他是中国化的自然之子，具有中国式的自然之魂，当他以诗的艺术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时，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这一重构融入了诗人的真挚坦白，他的灵与肉，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也最完整最精致，裂隙最小，因此有着特别的意义。”（李怡：《徐志摩：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然而，仅仅着眼于徐志摩与自然的关系是远远不能够还原“古典理想”在他身上的“现代重构”的。记得茅盾先生曾下过一条具有广泛影响的“谬论”：认定诗人作品中那些“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是“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在今天看来，这种在特定时期特殊环境下从政治意识形态入手的偏颇结论，却无意中道出了诗人作品的一个重要内涵：庄禅境界。

五四一代的文化精英，处于古典与现代交错互争的特殊时代，一方面，他们的笔下会不自觉地承续着古典传统的精神气质和韵味格调，一方面，又会吸收新时代的崭新元素创造新的语言风貌以符应新时期的思潮。这一方面使得他们采取一种浪漫的、激情的、闪耀着理想光泽的笔调来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前进的脉搏，一方面却又让觉醒的生命在古典诗意中寻求精神的疏解和情绪的慰藉，将在残酷黑暗的动荡现实面前个人恶劣的处境在无意识中作浪漫化的处理。于是，在郁达夫对现实秩序的反叛和个性张扬中，又有自我性情的放浪形骸；在周作人对黑暗现实保持独立坚守的风骨中，又有不问世事的隐逸淡漠；而在徐志摩时不时彰显的烈火狂飙式的猛进姿态中，又有在自然山水中放纵心灵的洒脱。一面是俗氛尘埃吹不到的翡冷翠山居中清雅幽绝的湖光山色，一面是现实中被屠杀的青年的鲜艳的热血；一面是琴笛声里杨柳影下揉碎的月光，一面是军阀混战下的民不聊生；一面是在文化思潮的争锋与文艺观念的博弈中所呈现的激进姿态，一面是动荡时局下的殷忧与苦闷，面对社会现实的激昂豪纵与面对自然时的婉转低回在徐志摩身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景观。汹涌的生命思潮时而狂飙似的漫卷他“崇拜斗争”的心头，使他渴望“在血染的战阵中，欢呼胜利之狂欢”，而静坐时的冥思和徜徉于山石云泉时的悠游，却又使他纤细敏感的心灵体悟到骤转的生命潮流中危险的漩涡，对飘渺的梦境的追寻与对现实的柔软的怜悯，使他欲将“一滴最透明的真挚的感情地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他的诗文时而充溢着吴岳家山的悲慨，但更多的却是哀怨缠绵的骚人遗韵。个人的禀赋使他更趋于中国古典诗哲老庄一派的浪漫超脱，也使他在异域求学的历程中与英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一见倾心。更跌宕一层，则由道入禅，由庄而玄，避开纷争扰攘的社会现实，到空山去聆听心灵静夜中的悟语，在云水弥漫的深处体味幽幽不尽的禅味，在一朵无意中发现的小草花身上体悟人生之谜，在山中变换的大雾造景中感悟造化之无常，·······。沈从文先生曾指出：“徐志摩作品给我们的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莹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沈从文：《从徐志摩的作品中学习抒情》），这是因为“作者被人间万汇百物的动静感到眩目惊心，无物不美，无事不神，文学上因此反照出光彩陆离，如绮如绵，具有浓郁的色香，与不可抗的热”，但又特意指出其作品在色与香掩映下疏淡迷离的韵致：“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上(对人间万事的现象)，总像有‘莫可奈何’之感，‘求孤独’俨若即可得到对现象执缚的解放。”（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这无疑是独具慧眼的。诗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徒，却每每能以一颗无渣滓的婴儿之心，从自身的超越本性出发，去进入心的澄明和瞬间感悟，由此，诗人在获得自身灵魂的超度与救赎的同时，也屡屡创造了令人着迷的艺术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