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那时我们有梦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北岛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以《新周刊》四百期特刊为基础，重新增补了未发表的八十年代专题访谈，以及全景式的生活文化经济资料。魂在八十年代，头脑在九十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愈发地想家。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节点上，那么，八十年代是否会成为中国人面对现实困局的新动力？

该书全面盘点和系统整理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部属于中国人的断代史，一部全新的八十年代辞典。它带领读者重回八十年代，采访四百位八十年代的启蒙者、艺术家、企业家、学者，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本文由胡赳赳撰写。

《今天》的昨天

《今天》分老《今天》和新《今天》。老《今天》从1978年创刊到1980年出了九期。新《今天》1990年夏天在海外复刊，一年四期，至今没断过。

庞大的八十年代，《今天》与之“断裂”。这断裂，颇能说明问题。《今天》创刊，北岛写《致读者》：“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杂志贴到西单民主墙，还贴到了中南海门口，以及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诗刊》等文化“单位”和北大、清华等高校。电影学院则是陈凯歌去张贴的，他妹妹参与了《今天》第二期的刻版。

《今天》创刊号上发了一篇“评”，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在《班主任》以后的一些作品中，虽然作者所攫取的仍旧是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且使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但却不能不看到，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虚假声音，到了《醒来吧，弟弟》已经发展到牵强附会，以至于违背生活逻辑和艺术真实的程度了。”

北岛至今认为，“伤痕文学”称不上文学，只是工农兵文学的变种。“它本身是一种官方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官方文艺政策发生巨大调整，‘伤痕文学’就是简单地对‘文革’某些阴暗面的批评。”

“今天派”不仅不认同“伤痕文学”，“朦胧诗”的提法，他们也认为是外界所强加。

1980年章明写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批判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复出的新作《秋》，后来“朦胧诗”的说法自此出现。章明写道：“‘朦胧’并不是含蓄，而只是含混；费解也不等于深刻，而只能叫人觉得‘高深莫测’。我猜想，这些诗之所以写得‘朦胧’，其原因可能是作者本来就没有想得清楚。”实际争论，由公刘对顾城的批评发起，他写了《新的课题》：“更多的青年则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们失望了，迷惘了，彷徨了，有的甚至蹩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

后来卷入者越来越多，与官方持不同意见的有三个评论家，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绍振，还有一个是徐敬亚。当时，臧克家暗示谢冕，不要支持《今天》，但谢冕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压力最大的是还是大学生的徐敬亚，他写《奇异的光》，后加工为《崛起的诗群》：“一批青年人最先起来，撼动了我们过去不敢怀疑的一系列诗歌理论柱石。”此文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起被视为诗歌史上的“三崛起”。1983年，他顶不住压力，写了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但“今天派”承认，“今天”与革命文学之间的过渡人物是食指。食指借鉴郭小川、贺敬之诗歌中的音乐性，北岛说：“食指是后‘文革’诗歌的第一人。”

敏感小说《波动》也陆续在《今天》上连载。1975年北岛写完就藏于朋友赵一凡处，因其身份是团委书记，安全。次日，北岛直觉不对，从赵处取走。隔了几天，北岛再去赵家，发现被团团围住盘查，赵已出事，家门贴上封条。北岛回到工地，从宣传组调回到班组，每天有人来监视他。他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那时，“反动”小说，足可定罪。

陆焕兴的家是《今天》的诞生地，亮马河边，农民房，六七平方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里开始有聚会，酒会、诗会、歌会、舞会，现在叫沙龙，当年就是聚会。有一个叫晓颜的女孩，是流行歌手，每次来都背着吉他，唱港台歌曲。大家还一起学跳交谊舞。像《伪币制造者》中一样，陆焕兴手绘公汽月票，派发给大家用。有一次北岛被查票，结果检查人员拿得很近也没看出来。每到月底，众人赶到陆焕兴家，他给十几个人画月票。

创刊号上，冯亦代把《今天》翻译成“themoment”，此刻。第二期后，大家觉得“themoment”太复杂，封面不好看，遂改成“today”。

《今天》的明天

1981年，北岛成为审查对象，他当时在作协下属的《新观察》做文艺编辑，被停职反省。《新观察》的时任主编是戈扬和杨犁。杨犁之子杨葵后来回忆，当年北岛逃过这一劫，是因为其父写了检查。

一个朋友将他介绍到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工作。中国有两套档案系统，一套是一般性的档案，一套是保卫性的档案。外文局调人时，《新观察》没把保卫档案给他们看，直到全调过去，外文局才大呼上当。

从1981年到1985年，北岛在《中国报道》待了四年。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有“严打”。1983年，刑事案件和思想问题混为一谈，不老实，就转成严打对象。由于艾青的批评，还有雷抒雁写的文章，北岛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再次被停职反省。

某报副主编采访艾青后对编辑说，只论《今天》，关于北岛的个人批评全部删掉。以此，间接保护了北岛个人。外文局副局长找北岛谈话，让他谈《彗星》一诗的问题———雷抒雁化名“芦丁”在《工人日报》发文章，对此诗作了政治性的解读。

一年多里北岛耗在那里，工资照发，每天上班，就是没活干。北岛想走，但无处肯接收。他便搞“副业”，翻译诗集、化名写传记，贴补家用，招待五湖四海来的朋友。有时，他和妻子招架不住，不得不避出去休整一天。

后来《中国报道》也待不下去了，1985年，他下海去了乡镇企业，做翻译。他翻译的《北欧现代诗选》1986年出版。他还化名李平写传记，传主是一个舞蹈家，叫崔为善，朝鲜族。他写她童年的故事。北岛用过的笔名还有：爱珊、石默。乡镇企业在昌平，叫飞达公司，工资每月二百多，是《中国报道》的五倍。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公司垮了。1985年《北岛诗选》出版，还有另外一本是《诗》。稿费再加上一些编辑费，他生活没问题。

1985年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北岛亦受邀，却为是否成行烦恼不已。胡耀邦接见台湾作家陈若曦的时候，谈及北岛出国一事：放心吧，让他走吧。由此大开绿灯，他在短时间内拿到签证。同行的大陆作家有舒婷、王蒙、张抗抗等。这是北岛首次出国，之后他还去了欧洲七八个国家。

后来，他想办法去了《中国》杂志（丁玲创办）做特约编辑。后杂志关门，北岛退出作协。

1987年春，北岛到英国待了一年多；1988年年底返京，筹办纪念《今天》十周年活动。12月23日，在团结湖公园一个酒吧，《今天》的第一届诗歌奖授给了多多（实际上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奖品是老《今天》杂志。

这是北岛八十年代的尾声。此后，他孤悬海外，说“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他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些迷失，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待太久了，真不知道往哪儿走。”黑夜太漫长了，也没有人说话。于是他自己对着镜子练习。

他酒量大增，多年的漂泊生活，使他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很多朋友，“烧壶酒就可以变成一辈子的朋友”。就在此时，他将《今天》复刊。这本漂泊的杂志，最初在挪威、斯德哥尔摩，后来转到纽约，转到洛杉矶附近，现在则在香港。

最大的困难是经费。1990年秋，他在洛杉矶，找阔太太募捐。当地华人的太太们说念首诗吧，北岛就念。念了一半说听不懂，朋友说等他念完了我给你们讲讲。一首主题歌讲起，诗歌和流行歌曲没那么大的区别。太太们表示听懂了，纷纷写支票。那次活动捐了一千七百美元。

也有一次，捐完了发现还不够酒水钱。那时北岛女儿幼小，却懂得不好意思，说爸爸你净给我丢脸，我每次一跟你出门，你都跟别人要钱。居然每次都逢凶化吉，有一次要断顿了，突然黄永玉捐来一幅画。编辑部主任王瑞芸、前社长谭嘉等，做一期贴补一百美元。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精神，《今天》早已消亡。所幸，这些年这股气没有断。北岛说：“《今天》不管怎么样，在一个民族社会巨大的变动中，保存某种东西。”

最难时，北岛自身难保。某大学系主任跟他签了两年合同后，不再续签。1997年，他在美国大学里的教职丢了。工作都没有了，被系主任赶了出去。北岛认为，美国学生只会对创作产生幻觉，以为只要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就可以成为好作家。上课第一天，北岛就泼冷水：“创作是不可能教会的。将来可以找一份工作，教一下英文写作啊，但这和成为作家没关系。”北岛坚信创作的神秘，“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外部引导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瑞士一个很小的私人基金会，支持《今天》复刊，一年给一到两万美元，支持了好几年。

很长时间以来，在新《今天》上发表作品，被大陆作家视作一份殊荣。韩东和朱文的小说，也得益于《今天》的发掘。1991年，北岛、李陀、查建英等讨论成立《今天》基金会，将杂志改成小开本，还有一个重要调整，将《今天》变成一个跨地域跨文学的先锋杂志。《今天》做了中国电影专辑（包括台湾和香港电影），1997年做了香港文化专辑，还推出了台湾诗歌专辑，立意克服地域的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