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谈乔治·奥威尔：从圣徒到先知

奥威尔置身历史的一端，告诉我们另外一端的情景。他先写出将要发生的一切，继而大家如同他笔下的温斯顿、茱莉娅、奥布兰、帕森斯和其他人物那样，去活或者去死。话说至此，顺便提到《奥威尔传》的一番议论：“奥威尔说他想‘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在关于狄更斯的论文中，他说‘从他的每页作品上，人们都能看出一种认识，即社会根子上某处出了毛病’，然而也能看出‘完全缺少任何建设性意见’。《一九八四》也缺少一种积极观点，因为小说中的每个人到最后都背叛了别人，帕森斯的孩子背叛了父亲，查林顿和后来的奥布兰背叛了温斯顿，温斯顿又背叛了茱莉娅。”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也有类似看法。这显然是误解；因为《一九八四》描写的不是世界的某一阶段，而是最终结局。这是一部“到此为止”的书。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希冀看到的一切都将被消灭殆尽，除非另辟一个方向――与此完全不同的开端，完全不同的结局。而这正是奥威尔写《一九八四》的目的。可以说他是从根本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至于狄更斯，虽然奥威尔对他情有独钟，自己却并不是另一个狄更斯。

如此说来，《一九八四》有别于世间所有小说――包括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我们》和《美妙的新世界》；而写了《一九八四》的奥威尔，也有别于世间所有作家。当然换个角度看，也不妨把他纳入某一谱系。《奥威尔传》说：“《一九八四》描写人们被困于一个世界上，在那里，独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脱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这将其与弗朗茨？卡夫卡笔下可怕的寓言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对苏联劳改营的描写联系了起来。”就奥威尔所反对的对象的“对象”――《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或茱莉娅――的感受而言，的确有如置身于卡夫卡或索尔仁尼琴笔下人物的境遇之中。然而奥威尔既不是卡夫卡，也不是索尔仁尼琴。他未曾达到《古拉格群岛》那般深厚；虽然因“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而实现的深刻，并不亚于索尔仁尼琴。同样，正因为奥威尔“看透这个世界”，《一九八四》中除了那个神秘莫测，永远注视着所有人的“老大哥”外，其余一切都显得过于清晰，缺乏笼罩着卡夫卡的世界的莫名与荒诞之感。卡夫卡和索尔仁尼琴写的都是个人感受；而对奥威尔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个人问题了，――正因为如此，《一九八四》一度拟取名为“最后一个欧洲人”。作为“终极之书”，势必省略某些东西。

也许在奥威尔看来，自己别有使命。在《我为何写作》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回避那个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对这个世界负责，必须把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一切――这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前述对于极权主义的逻辑的把握――及时地讲出来。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如《奥威尔传》所述，奥威尔显然有意活成圣徒，其实他更立志成为先知。“创作《一九八四》实际上要了奥威尔的命，”假若不写《一九八四》，奥威尔死不瞑目。

奥威尔说：“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这与他的使命感显然是一致的。然而正在这一点上，不免受到另外一类作者，譬如写作目的并非如此明确的作者的质疑。尽管他同时又说：“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还是把奥威尔及其《动物农场》、《一九八四》视为一种单独的、必不可少的存在为宜。对于《一九八四》，我不同意昆德拉所说：“奥威尔的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我觉得奥威尔是把“通过逻辑推理”所“引出”的那个“必然结果”，写到了最充实和最透彻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他笔下，“政治”成了“现实”，谈不上“缩小”或“局限”。无可否认，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在承认《一九八四》的确“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的同时，不必在它与其他写作目的完全不同的作品之间一比高下。

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看法，其实也就是奥威尔的看法；就这一方面而言，他对我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位作家。虽然我并未写过像他那样的作品。但是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奥威尔代表一切将他视为这个世界的先知的人，包括我在内，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如前所述，先知所陈述的是最后意见；这就意味着，在同一方向上已经不可能有人说得更深刻，甚至不可能说得更多。奥威尔是直达本质的，而我们通常只局限于现象。那些自以为超越了奥威尔的，往往反而从他的立场有所退步。我们读他的书，真正明白他的意思，胜过一切言辞。

（《奥威尔传》，杰弗里？迈耶斯著，孙忠旭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出版；《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出版；《奥威尔文集》，董乐山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６月出版；《奥威尔书信集》，甘险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