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大片赚大钱：中国电影的镀金年代_文化

拍大片赚大钱：中国电影的镀金年代

2009年04月15日 15:46三联生活周刊【大中小】【打印】已有评论0条

拍大片真能赚钱吗？

从9月到10月，《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像是搭起擂台，原本只有四部片子的亿元俱乐部一个月中又多出一半。从第一部到第四部，内地电影走了8年时间，而现在，一年中就有两部在下半年黄金时段争抢上市。用物理学的术语，真是到了爆炸的临界点。

几年前，亿万富翁还相对罕见的时候，过亿的制作成本足以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事件。而现在，工行上市仅A股就要融资400亿，A＋H统共融资1400亿人民币;高盛与摩根士丹利动辄以十几亿人民币收购一栋写字楼，甚至一座顶级别墅的价格便超过了《夜宴》1500万美元的拍摄成本。这时候，再靠所谓的大手笔、大制作来吸引眼球刺激不了群众的神经了。甚至在这个亿万富翁辈出，靠开发一个楼盘，包销一只股票就可以大捞一笔稳赚不赔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人不辞辛苦，如此耗费心力推介电影，靠绞尽脑汁地炒作获取利益？要知道，普通人做这个是没有其他资源，不得不做，而拍得起大片的导演和投资人可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刘晓庆当年开发房地产是生不逢时，可现在，这样一个遍地黄金，大资本席卷金融市场的时候，渣打银行这样的资本巨鳄也加入到电影投资人的队伍。艺术的力量似乎战胜了资本逐利的力量，真是让人钦佩。一个《满城尽带黄金甲》投资3.6亿元，不知渣打占到了多大的分量。

拍电影赚钱艰难，拍大片最难赚钱的例子当算《无极》，投资号称3.4亿元，铺天盖地的宣传换来的全球总票房不过3.66亿元。按照制片方至多40%的分成比例，根本是入不敷出。

拍片方当然不会这么说，《无极》的音像制品版权还卖了1300万元，未上市前还狂卖片花，手机上的片花卖给TCL，电视机上的片花卖给康佳，据说，康佳为在精品店播放11分钟的片花，投入近3000万元之巨。这点，在颇为了解行业内幕的王朔那里也不过是个数字游戏，因为，“譬如说，当年《天下无贼》放映前就号称拿下了3000万的‘商务’，那里头大概有1亿条免费短信”。

拍大片真能赚钱么？第一位驾驭上亿资金的是老一代电影家谢晋，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他拍摄的《鸦片战争》开了亿元投资的先河，那时候的1亿不啻于天文数字，谢导为拍这样一部片子专门成立了股份公司吸引民间投资，制片栏目上竟有峨影厂、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等6个单位。这部片子肯定是没赚钱的，否则谢导也不会就此在电影工业中淡出。2000年谢导还拍摄了一部《女足九号》，和当年的《女篮五号》呼应，随后谢导再没有电影面世，资金成为续写辉煌的瓶颈。

1997年也是张艺谋和张伟平的“二张”组合刚开始合作，第一部成品《有话好好说》铩羽而归的时候，据张伟平介绍，当时他投资2600万元，相当于能同时启动两个房地产项目的资金，以期一炮而红，结果是赔了1000多万，还是靠后来的两部小制作《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挽回的损失。1997年还是个特殊年份，那一年冯小刚第一次拍出了贺岁片《甲方乙方》。那时候，内地电影一年的票房不过十来亿，一多半靠的是海外引进的电影。老一辈导演用一笔他们从未能染指的大投资告别了电影舞台，却未能开启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第一部真正赚了钱的大片是《英雄》，是它开启了直到今天长盛不衰的大片潮流。《英雄》国内票房2.5亿元的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加上在美国市场连续两周票房榜首，海外总票房11亿人民币，一下子激荡起投资人拍大片的热情。但《英雄》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仍是一个问题:《英雄》用了很多极端的拍摄和营销方式，第一次汇集两岸三地的明星大腕、第一次拍卖音像版权、第一次包租公务机宣传，第一次拿出1000多万元做轰炸式宣传。“第一次”的原创效应显然不可复制。

要想在武侠大片一统天下的氛围中杀出一条新路，你必须敢于走在潮流前面，但身背几亿元的投资压力，又有谁敢于开辟不为人知的疆域？

尚未驯服的海外市场

甚至《英雄》能在北美取得5000多万美元的票房也有颇多偶然性，它第一个跟进《卧虎藏龙》掀起的海外对东方功夫的猎奇潮，宣传时启用李连杰的形象，李连杰的电影为美国人熟知，共有5部电影的票房在3000万到1.2亿美元之间。

艺术市场鼓励创新，观众渴望看到新鲜的故事和形象。张艺谋曾自诩第二部武侠片《十面埋伏》是他的一部向武侠片致敬的作品，而《英雄》则是第一部试验性作品，言下之意:《十面埋伏》远胜《英雄》。但《十面埋伏》在内地只卖出1.5亿票房，比《英雄》少了整整1亿元;海外总票房4.5亿人民币，比国内票房掉得更多。《卧虎藏龙》美国票房1.28亿美元，跟风拍摄的武侠片都无法企及。

实际上，即使有了11亿的海外票房，《英雄》也没给新画面公司多赚多少，因为这些影片的海外发行方式基本是发行公司一手买断，高票房带来的高利润和生产商一点关系也没有。对此“新画面”的解释是:“当初这样大的投资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头一次，我们从银行贷了很多款，资金压力很大。我们会吸取《英雄》的经验教训，以后尽量避免版权卖断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与国外公司合作，不能把钱都让老外赚走了。”可到了《十面埋伏》的运作，新画面公司依然分别以1亿港币和1100万美元，向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华纳电影公司出售了在日本和北美地区的发行权。海外版权卖断收入超过2亿元，虽然一下子收回了大部分制作成本，但同时也意味着和高额利润无缘。两部影片15.5亿的海外总票房，大部分被海外发行商赚走。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大片市场的神话并非实情。至于为什么一定要低价卖给海外发行商，想必有两个原因:第一，海外发行基本被几家发行商垄断，小制片商没有谈判权。第二，《英雄》第一次出击没有品牌，只得压价，到了《十面埋伏》，虽然有了声誉，质量却逊于第一部影片，精明的制片商和观众一样，也不被“忽悠”了。

市场营销的精髓是致力于发现顾客的需要并以此为基础来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可国产大片一上阵，凭借的却是制造轰动效应，但难以持久的“掠夺式”营销。“新画面”的两部大片还算顺利卖了出去，到了《无极》，掠夺式营销的恶果开始显现，尽管制作费用2亿元，宣传费用1亿元，其中首映式花费了1000万，中央电视台广告投入1800万，广告置换2400万，但还是没办法把更多观众吸引到影院，国内票房只达到1.8亿元。海外市场更是一败涂地，全美213家影院放映，上映10天后票房只有51万美元，而《英雄》的首周票房是1800万美元。按这个票房数字，买断《无极》的海外发行商一定是血本无归。而对于国内制片商，有了这样一个重创，再想靠海外市场赚钱难了。

不靠海外，如此大的成本就难以收回，这恐怕是大导演们最为头疼也是最尴尬的问题。张艺谋也承认，靠国内市场难以养活一部大片。2.5亿票房，一大半给院线，即使加上录像带和DVD的版权也难以收回成本。做游戏更有点痴人说梦，一个好游戏的制作成本不亚于一个电影，况且所有大片都没有一个好故事做框架，更没有创造出令人耳熟能详的人物或形象。《夜宴》制片方对国内票房的估计也只是1.3亿元，而成本就是1.2亿元，如果只在内地放映，不过是给电影院一个赚钱的道具。《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院线经理点映，据说院线里的人喜笑颜开，纷纷鼓掌，因为他们闻到了钱的味道。有人竟给出了4亿人民币的预测，就算这样一个超级纪录诞生了，拍摄方分账1.5亿～1.8亿，又怎么对得起3.6亿的投资，更何谈盈利？于是，成功的关键反而不在国内，而是海外。

好莱坞电影，40%靠国内收入，60%靠海外收入，但那是靠的逐年累月的品牌积累，加之美国人强势文化的海外推广。而我们似乎只有历史资本可以挖掘，即使这点资本，可挖掘的地方也只几点。记得纪录片《圆明园》的导演准备拍片时试图总结西方观众对我国的认识，想来想去只有两个:一是秦始皇，二是溥仪，而溥仪还是因为贝尔托卢奇的《末代皇帝》获得过奥斯卡几项大奖。思来想去，《圆明园》用一个外国画师郎世宁讲故事，试图唤起西方观众的共识。

冯小刚拍大片汲取前两位导演讲不好故事的教训，干脆用莎翁，西方影评人要是说莎士比亚不会讲故事岂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葛优在解释自己的老搭档为什么要拍悲剧的时候讲过，拿贺岁片给西方人看，人家不笑，而悲剧是人类最深刻的审美，不用逗嘴皮子。但问题是，一个把纽约，把洛杉矶也拍成北京的文化背景，是否能唤起西方人的共识？这次，不知是否因《无极》的失利影响了《夜宴》的海外发行，这次不采用卖断方式，而是与海外院线或发行商分账。为了防止购片方延迟付款或不付款、少报票房收入、超范围使用版权等情况，再购买保险，由中国信保为其提供初步估算在1500万美元至2000万美元之间的保险。不用卖断方式，在制片方可以解释成“肥水不落外人田”，但对一个刚出现在市场上的新生力量，稳扎稳打地先收回成本何尝不是明智的选择。

对于出生于50年代，成长在“文革”，只是因为事业的成功才得以了解外国文化的第五代导演，为海外拍片何尝不是勉为其难。李连杰和成龙成功了，那是因为纯粹动作，情节简化。早期张艺谋的成功，显示的正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过那满足的是西方的小众，一群对异域文化充满好奇的知识分子。现在，至少三位第五代导演都盯上了西方观影大众，用的都是宫闱加功夫的中国元素，西方人是否会倒胃口？这个意义上，张艺谋无疑略胜一筹，他第一个使用了这些元素，第一个最大化了这个模式的规模效应。他还宣布，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将“息影”两年，想必是去琢磨一种新的盈利套路。而紧随其后的导演们，乃至跃跃欲试的更年轻一代，要么创新出新的方式，要么面临失业。

被热钱围攻的中国电影

王朔的说法，拍大片，乃至拍小片投资都不赚钱，但拍片子的人赚了钱。这点有陈逸飞为证，若非心疼自己画画挣的钱被剧组大把地糟蹋，他也不至于翻脸。

如此的财务状况却挡不住民间资本的热情，业内有人说靠的是“晕”，也就是“忽悠”。《东京审判》便是“炒房炒成房东，炒股炒成股东”的例子。导演高群书被一个圈内人“忽悠”，和另两个指望靠电影短期挣钱的圈外投资人拍起了片子，结果，作为影片出品人的圈内人分文未掏，两个投资人掏了400万元，最后逼得两个人要疯了，每天口口声声要跳楼。后期已经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高群书终于没能抵住两位投资人的厮磨，答应接手后面的资金来源，从自己口袋里掏出200万元，再加上朋友的200万元，才补上剧组的资金缺口，让影片草草收场。

“忽悠”似乎只限于小制作，大片的投资人却无需“忽悠”。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拿到一份《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41亿，这么少？”他看重的是中国13亿人口庞大的娱乐市场潜力。41亿元是2004年中国市场的总量，一系列大片的加盟使当年国内票房达到15亿元，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50%，国产片占到总票房的55%，首次超过了进口片。但这一数字，还不及美国百亿美元电影票房的2%，和我们经济发展速度也不适应。2005年我国电影票房超过了20亿元，国产片再次超过进口片，比例升至60%。仅从数字上，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大片的价值。

电影市场上民间资金涌动，大片密集出现正发生在这两年，完全得益于2003年广电总局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被誉为“开禁令”的《规定》中，电影制作、放映环节基本放开，发行环节则大幅开放，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资本(不含外资)与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或单独成立制片公司，民营影视公司终于获得了和国营制片厂一样的身份。该规定从2003年12月1日实施，但闻风而动的民营制片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主力。当年民营资本投资电影96部，占全年140部国产电影的68%;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有近80%是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的。2003年第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国产大片《英雄》出炉，创下了2.5亿元票房的“神话”，更为蜂拥而入的民间资本提供了一个暴利的想象。《英雄》筹拍，“新画面”除了银行借款还有大量海外融资，靠的是张艺谋的声誉。随后，国际资本不期而至，不是他们找投资，而是投资找上门来。

拥挤在娱乐市场周围的既有民资，又有国营资本，还有风险投资。2005年的最后一周，《夜宴》投资人华谊兄弟完成了它的第三轮融资，华谊兄弟的身价大增，用了不到10%的股份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融资。而1年前，同样是这时候，同样是1000万美元的融资，投资方Tom获得了35%的股权。风险投资作为国资与民资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正改变着影视娱乐业的格局。地产大亨也加入到这一轮圈地中，万科曾经出资拍摄过电视剧《空镜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典集团、财富地产也曾经投资过电影。国营资本更抛出这轮圈地中的大手笔。《卧虎藏龙》、《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孔雀》等有影响力的影片让保利华亿在圈内声名鹊起。这几年，华亿加速影视资源整合的步伐，先后入股英达的英氏影视、赵宝刚的鑫宝源，并涉足发行、广告、经纪等业务，华亿的产业模式开始成形。世纪英雄则是由中信文化传媒集团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并由“中信传媒”控股的电影投资企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总经理韩三平与艺术总监陈凯歌组合搭档。

好莱坞更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跑马圈地的时机，2005年，索尼旗下的哥伦比亚公司与华谊兄弟拍有两部影片，《可可西里》和投资1.5亿元的《功夫》。北京索尼影视与中影集团共同组建公司，由此，索尼公司将投资领域拓展到电视剧及电视栏目。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维亚康姆公司，则早在2004年就与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签署协议，合资组建了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韩国好丽友集团计划与北京新影联联合，2008年之前欲在北京投资2亿～3亿元人民币，新建5～8家影院。

如此密集的资金，唯一的出口似乎只有大片，只有那几个导演。实际上，“少数量，大产出”也正是面对新媒体的挤压，好莱坞找到的救命稻草。还记得《泰坦尼克号》么，一部成本2亿美元，全球票房18亿美元的电影。1997年底《泰坦尼克号》席卷全球，同时也开启了巨片暴利的闸门，随后的《魔戒》和《哈利·波特》系列，每一部成本都不超过2亿美元，但部部票房接近10亿美元。历史上最赚钱的片子，竟有9部是近10年的电影，只有1993年拍的《侏罗纪公园》算例外。

生逢其时的中国大片制作者一定会思考，是什么使得大片像摇钱树一样为制片方赚得如此优厚的暴利。他们一定知道，秘笈无非有三个:一个是大制作，制作出只有影院里才能感受到的音画效果，这点，从《英雄》到《夜宴》，三大导演无不用其极。第二个秘笈则是品牌，是续集。拍续集票房有保障，好莱坞因此有了《火焰杯》、《阿兹卡班的囚徒》、《双塔奇谋》乃至《星球大战前传》等等一系列票房奇迹。第三个秘笈则是想象力，那些魔幻类型的片子，出一部赚一部。据《福布斯》的排名，史上最赚钱的电影系列是共6部的《星球大战》系列，盈利高达35亿美元。

只可惜，大制作的资金我们有了，音响和画面有了，缺乏的恰恰是最关键的——想象力。“文革”摧残了整整一代人的想象力，至今影响不绝。-

大片之谜

张艺谋说，我们只能先把这口饭吃扎实了，才有其他的可吃。在海外市场这个大饭局上，中国电影不过是一碟花生米，是小菜、凉菜，还不是顿顿都能上桌，还有很多人争这碟小菜，包括韩国、日本、印度。这几年印度电影发展很惊人，演《泰拳》的托尼·贾也开始争成龙、李连杰的位置了。这就是现实。”

记者◎孟静

为什么一定要拍大片？

为什么大片一定是古装动作这单一题材？张艺谋给过本刊记者答案:“国际市场接受的中国电影类型还是太窄。现在是只有古装动作这一种类型。我们中国这么多好东西，传奇的、悬疑的、惊悚的、科幻的那么多好的题材，但国际市场目前只有古装动作这个题材还好，而且也还是挑挑拣拣，要看班底、看明星、看制作，都还好的才能收回成本。我们自己的市场容量有限，一个投资3亿多元的大片，国内市场要七八亿元才能收回，怎么可能。所以目前只能用这种国际市场认可的类型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才能收回投资，保证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用这种类型还能有相当长的年头，我们只能先把这口饭吃扎实了，才有其他的可吃。在海外市场这个大饭局上，中国电影不过是一碟花生米，是小菜、凉菜，还不是顿顿都能上桌，还有很多人争这碟小菜，包括韩国、日本、印度，这几年印度电影发展很惊人，演《泰拳》的托尼·贾也开始争成龙、李连杰的位置了。这就是现实。”

张艺谋的心愿是开拓武侠片之外的古装片种，那就是宫廷斗争。为此，《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武戏减少到4场，这算是比较少的量，《卧虎藏龙》有7场打戏。在巩俐需不需要打架上，所有人的态度很一致，皇后打架很滑稽，打戏重点放在周杰伦身上。主题也从天下、爱情过渡到女性的挣扎。

李安在拍《卧虎藏龙》时从没想过得奖和高票房，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像他一样冒险。熟悉好莱坞的影评人周黎明说:“《卧虎藏龙》之前武侠片在美国有忠实拥护者，但绝对人数不多。李安的最大贡献是使普通观众开始观看武侠片。《英雄》、《十面埋伏》在美国口碑很好，《十面埋伏》没得提名都挺出乎意料的。”

媒体所说的西方观众对武侠片产生了审美疲劳，难道是不实报道吗？好像也未必。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国际卖片人(以下简称A)说:“法、德、意对中国电影并没有觉得不如从前了，但是，《夜宴》如果在三四年前推出，结果会如意很多。导演是捉摸不到评审口味的，《孔雀》在3年前一定能拿戛纳大奖，现在只能是‘另一种关注’。”这样看来，西方评审还是有疲劳的。

为什么一定要冲击奥斯卡？

孙健君13年前从美国回来时，听到美国制片人朦胧说过要在中国投资拍大片的意向。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认为:中国有13亿人，就有13亿观影人群，而完全没考虑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这个以大制作带动观影热望的想法没能实现。2001年，奇迹诞生了，那就是《卧虎藏龙》。周黎明说:“奥斯卡外语片在美国本土不具有票房号召，只有最佳影片有30%的票房推动。”中国导演之所以拼命要拿奥斯卡外语片，是因为它对美国以外的票房，尤其是日本，有很大推动。《卧虎藏龙》当年是有了票房才得奖，它既叫好又叫座在奥斯卡外语片历史上非常罕见。

想获得奥斯卡外语片奖在理论上并不困难，周黎明介绍说:评委有5900人，要求每个人至少看5部提名影片才有资格参加评奖。而大多数人是没时间看这么多片子的，中国的奥斯卡评委有张艺谋、巩俐、李安等人，他们很少参与，只有卢燕这样的老年评委才有空，这就导致了奥斯卡外语片评审口味在几十年里都比较统一，反倒是评选最佳影片时，参与人增多了，标准更不好捉摸。按概率计算，只要有100人投你的票，就有可能得到最佳外语片奖。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因为评审要验过电影票存根才能证明确实看过此片，他们又都是好莱坞的老明星，送钱对他们是侮辱。只有宣传到位才是唯一办法，但又不能宣传过火引起反效果。今年传说提名从几十部减少到5部是一种误会，还是会从60部中挑选，只不过多了一道程序，为的是缩小范围，使大多数评委都能看到最后提名的5部片子。

尽管评审标准一贯制，还是很难确定哪些片子会得奖。周黎明说:“15年前《千里走单骑》很有希望，它有温情。可前几年同样温情的《天使爱美丽》就输了，打败《英雄》的《走出非洲》并不是很优秀，只是它讲犹太人故事可以多加20分。如果前面有同类型片种得奖，第二年就得不了奖，《七宗罪》就是因为之前有《沉默的羔羊》。

对欧洲票房有帮助的主要是戛纳金棕榈奖，A就遗憾地说:“贾樟柯得了金狮就和金棕榈无缘了。戛纳的原则是:对只参加它的人有好感，对同时参加其他电影节的导演有排斥。陈凯歌很聪明，他只往戛纳送。一线片商在戛纳交易额是其他欧洲电影节的好几倍。”

至于中国导演们最向往的北美市场，A不以为然地说:“《综艺》杂志里中国电影被放在另类，李安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中国导演。好莱坞发行中国影片只是为了吃中国市场，他们对中国电影的讲述方式完全不理解。”在美的华人观众也表示过，美国人一点也没弄清《卧虎藏龙》的剧情，就是为了看武打去的。最卖座的华语片里，《卧虎藏龙》北美票房是1亿多美元，《英雄》是5000万，第三名《功夫》只有1000多万，三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美国票房排行榜中，一周能有7部电影是亿元俱乐部成员，中国大片没有真正打入北美市场的案例。

怎么打动国际片商？

A直言说:“和片子无关，只和人脉有关。”张艺谋在美国的口碑好，因为他过去的成绩;陈凯歌在法国的口碑好，因为他够雍容。《英雄》被米拉·麦克斯雪藏很久，就是片商起初对张艺谋没信心，他们在海报上打出“昆汀·塔伦蒂诺推荐”字样，让美国人误以为是昆汀的新片，进影院后发现不是，接着又发现张艺谋拍的片子也不错，才算打开局面。这种偷梁换柱对张艺谋未尝不是一种不尊重，可是片商要的只是票房。于是，导演们不得不每年在各大电影节上转悠，和各界人士套磁。

《卧虎藏龙》获得巨大成功后，发行它的美国公司在香港租了两层楼的办公室，几年后因为发行另一部中国大片赔了个底儿掉，办事处只剩下一间办公室和两个员工，吓得片商们现在也很谨慎。《无极》被退货是因为技术上不合格，这也导致了国外片商对之后的中国大片非常警觉，《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都要为这个后遗症买单。

冯小刚是第三个拍摄大片的内地导演，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可以模仿任何人拍片且惟妙惟肖。在冯的好朋友孙健君看来，冯小刚一直不忿的是，别人认为他没有电影叙事能力，只会拍小品集锦。他要向人们证明:他有能力拍这种片子，他能完成大片梦，这是他自我完善的一步。冯小刚相比张、陈的弱势也在于他对于国际电影节来说是生面孔，又没有新花样，前途未卜。-

大片是怎么编出来的

观众对大片的批评有一个集中点，就是剧本，他们怎么也没法理解，一个制作成本上亿元的电影，竟找不到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故事。李冯曾经是《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的编剧，他讲了一段作为编剧的苦衷，也许能解释一二。

记者◎孟静

李冯说:“好莱坞的剧本直接送到制片公司，其中有2/3是不拍的，但这些剧本只是个大纲，编剧的损失不是很大。中国电影不景气，大家都特别小心，制片方要求看到完整的剧本，否则拿不到投资，可是编剧见不到钱怎么能先写剧本？风险太大了。所以很多导演自己身兼编剧。张艺谋的做法是他先垫钱，如果不拍，损失由他承担，换成普通导演，没办法这么做。”

李冯最近就眼瞅着一个绝佳的点子，因为没人敢冒险面临搁浅，他提出一个“剧本投资人”的概念，先不收钱，以剧本作为投资入股，与制片方共担风险、共同赢利。编剧挣的是一点辛苦钱，这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办法，在先有剧本还是先有投资的推手过程中，只好产生了目前通用的办法:由制片方和导演拿出点子，找编剧攒本子，电影传达的思想和编剧没关系，它也未必全是导演的，而是投资方、国外片商、导演共同博弈的成果。

《夜宴》 :盛和煜

盛和煜至今还感激冯小刚的知遇之恩，他一再强调，他之所以愿意出来当靶子，是为了哥们儿义气，既然观众意见集中在台词上，他就不能推卸责任，他甚至开了博客，一一解释那些他和冯小刚钟爱不已却令观众笑场的台词。发布会上，盛和煜左边葛优，右边章子怡，媒体问的全是和电影无关的事，盛和煜如坐针毡，但他又说，冯小刚是懂剧本的，也足够尊重他，只是出品方对编剧不重视。

《夜宴》的第一稿由香港编剧邱刚健完成，如果听说过《阮玲玉》、《胭脂扣》、《投奔怒海》的人，就该知道邱从邵氏时期开始，写过无数得奖剧本。这次是他主动找到华谊，只是为了钱写这个本子。周润发版《上海滩》的编剧，已经50多岁了，不得不到广州一家杂志应聘做普通编辑，所以邱刚健的做法不足为奇。邱拿出的第一稿基本是《哈姆雷特》的翻译，冯小刚觉得不会引起当代中国观众的共鸣，为了具有中国特色，他找到了《走向共和》的编剧盛和煜。盛看到的本子只是冯小刚写的开头，邱的本子直到最后他才看到。

婉后的第一人选是巩俐，巩辞演后剧本已经写完，才定了章子怡。这一下，人物关系必须大调整，她从太子的亲生母亲变成了后母，和青女从婆媳变成情敌。《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背景都定在了五代十国，双方都坚称这是巧合。盛和煜说:“明代教条、清代不代表古典，五代的文化包容比任何时代都大。”《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编剧之一卞智洪的解释更加直接:“定在唐代，中国观众会穿凿附会;而外国人除了秦始皇一概不知中国的朝代，汉武、隋炀都不重要。”五代和唐朝服饰风格很像，中国人对那段历史自己都搞不清楚，也没法去挑刺，时代只是交代剧情的陪衬。

盛和煜认为《夜宴》是多重考虑的结晶，小到人名，大到结局。“厉帝叫什么王，气度就小了;青女以前叫静女，觉得不够漂亮;无鸾追求的是发音上的美感。”杀死婉后的是不是那个侍女凌儿，盛和煜笑而不答:“杀死她的人比现在明确一点，原计划是她登基大典时外面响起颂词时被杀死。”

《哈姆雷特》的主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夜宴》则是“欲望”与“寂寞”，葛优的厉帝从苦心篡位到为情而死，观众怎么也转不过这弯儿来。这却是冯小刚很得意的一笔，盛和煜说，剧本中表现得很充分，电影没有全部演出来。无鸾在剧本中是一个武功极强的人，杀厉帝易如反掌，婉后又要毒死厉帝，使他没有退路，“唯其如此，他的死才不失浪漫，是枭雄之死。如果他被刺死，挣扎着倒下，那多没劲。戏剧讲究逆转，不能顺撇”。

对于引发笑场的台词，盛和煜一一辩解。他说自己的台词有三原则:不能出现常识错误和史后封号，比如“我孝庄”;不能有戏词，如“哀家”、“众卿平身”;不能有现代词，被人诟病的“诚信为本”，他坚持说，这是古汉语中原有的说法。葛优抛出的几句“跪乎？不跪乎？”不属于语言不统一，而是为了升华角色的顾盼自雄。

张艺谋的大片编剧们

好莱坞的剧本中有1/5来自小说，这样的改编容易保证质量。张艺谋订阅了大量文学类刊物，早期的他基本上靠改编成功的小说。为什么现在他抛弃了这个良好习惯？一种说法是文学不景气，另一种就是大片必须拍古装动作。《英雄》策划会上，张艺谋提出过改古龙小说，可改着改着，又发现古龙小说头绪太多，又换成了刺秦。

张艺谋的班底里有了文学策划这个特殊的职务。每部大片都是在不断地开会中完善的，这其中所受到的外力影响颇多。一部大制作，最先纳入考虑的不是故事，而是选景。以《满城尽带黄金甲》为例，最初定名是《菊花杀》，以王宫为背景。编剧之一的卞智洪说:“横店影视城是要提前半年以上租的，要加盖菊花台，菊花是要赶季节的。”这和《十面埋伏》的情形一样，本来是“非典”时期在准备，那年就没打算拍片子，时间很充裕，没想到“非典”警报突然解除，张艺谋说，要抢外景，演员留的档期也不够了，所以在一个月内必须写出一稿剧本，至今李冯觉得《十面埋伏》写得太过仓促。

大腕演员的档期也都定得很细，例如周润发，他按照好莱坞工会的方式工作，在路上堵车的时间也要计算在工作时间里，而且要按美元支付。为了迁就演员档期，剧本是最可以调整的东西。曾经想把好莱坞模式引进中国的孙健君说:“电影就是不能允许编剧天马行空，要服从制片原则。”张艺谋曾懊恼地反问过:“为什么要把对编剧的指责转嫁到我身上？”

可实际上，中国大片的剧本还是小作坊作业。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反思:怎么稳定地提供一流的剧本。后来他们有了team writing，形成创意、金融流水线。制片人协会负责找人，作家在5分钟内向制片人讲一个故事，讲好了就付订金，再组织人调研其可行性，然后组织团队来写。而中国的模式只比香港略好点，李冯也曾是《霍元甲》的编剧，那个班底是香港的。创意由李连杰提供，李想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借霍元甲之口讲述，至于票房倒是次要的。但港片编剧和他的大陆思维其实是有冲突的，最后李冯做了“剧本医生”的工作。霍元甲代表李连杰，片中的女主角盲女月慈则是导演于仁泰，他腿脚不方便，很热爱这种同病相怜的角色。所以要满足每个主创的心意的确很困难。

另一个外力来自于演员，李连杰看到《英雄》第一稿时哭了三次，他太太利智哭了六次，为什么呢？观众不能理解，原来给他的剧本曾有这么一个主题:士为知己者死，有个情节是梁朝伟劝李连杰砍了自己的胳膊，李连杰重视友谊，于是砍了。这在史书中并不鲜见，就有很多人为太子丹的计划献身。可是这个行为放在今天很难处理，最后删去了。张曼玉看的那稿她也哭了，因为她看到的稿子和李连杰、梁朝伟的又不一样，每个大腕演员拿到剧本，看到的都是自己那条主线最精彩，实拍时为了保持平衡，必然要删掉某些煽情段落。像梁朝伟提的意见就很多，红色那部分就是他提议“和蓝色太像，演起来累”，临时又重写。梁提完张提，张提完李再提，最后一稿和第一稿永远是南辕北辙。《满城尽带黄金甲》也遇到同样问题，为了吸引青少年票房，硬加进了周杰伦的角色。皇后一会儿有俩儿子，一会儿又有三个儿子。周杰伦开始演的是鲁大海那个角色，但是鲁大海和皇后没有对手戏，为了增加戏份，必须让周杰伦和巩俐有对手戏，最后他终于成为了巩俐的大儿子。这是片中最大的调整。

到了《十面埋伏》时，张艺谋觉得有经验了，他要在动作里加上爱情，不要大侠，要平民化，就想到了足够平民的捕头。为什么要让章子怡演盲女呢？因为盲人的武术设计会很不一样，这灵感来自于《座头市》中的盲侠。可全程是盲人，故事怎么也说不囫囵，只好让小章成为假盲。故事为了各种原因反复做出牺牲，张艺谋对这点是很清醒的，他告诉记者:“主流商业电影对观众还是讲故事，大众心理是需要看故事的。再加上这两年电视剧故事讲得不错。”喜欢看“超女”的他会从电视中汲取营养，在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时，他也说:“我很清醒，通常一上大片，立刻会有满足感，一下有了这么充分的资源，有时容易炫技。我这次很节俭，你已经第三回了，不能被这些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