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辉因在《北京晚报》发文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年龄、经历和学识，一时间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文怀沙针对质疑，发表了简单声明回应，称“但求无愧于心”。李辉近日通过人民网视频，再次发表了《三问文怀沙》的访谈，详尽解释了质疑的理由。

读过李辉的很多著述，他对当代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可谓自成一家。初见李辉对文怀沙的质疑，并未感到特别诧异，因为努力呈现当代文化史的真相，一直是李辉的工作。只是通过大众传媒，如此针尖对麦芒地质疑一个文化老人，在文化界并不多见，所以它引起任何震动都是可能的。然而，因李辉的质疑，很多人便借势攻击起了国学，看着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反倒明白了“国学大师”能唬人的原因。

文怀沙不是什么“国学大师”，这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界，应当属于一个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多年来，与媒体和公众基本是隔绝的，这不仅表明学术话语与公众话语的隔绝，也表明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这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悲哀，而是当今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人把此归罪于国学的流毒，认为儒家塑造的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好好先生，这其实是对儒家最大的误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中庸》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诚就是真实，而寻求真实，是做人的法则。舍弃真实，或用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遮蔽真实，就是违背了天道。从这个观点看，儒家无疑是赞同一切探求真实与真相的举动的。

孔子是非常厌恶好好先生的，他专门给这种人取了个名字，叫“乡愿”。所谓乡愿，就是一乡之中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唯唯诺诺，左右逢源。孔子认为这种人为“德之贼也”，是德行的祸害。孔子轻蔑地说道：有一种人从我门前走过，不进我的房间，我丝毫不会感到遗憾，那就是乡愿。孟子也讨厌这种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乡愿。孔子与孟子之所以如此反感乡愿，是因为儒家强调的“为士之道”，张扬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妾妇之道”。如今的知识界，却成了乡愿的豢养地。孔子曾明确说，遇到这些所谓的“谦谦君子”，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要是学界没有这么多的乡愿，“国学大师”的帽子也绝不会满天飞，因为太多的人在真相面前选择的是退却。

有人认为李辉的质疑属于特立独行之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恰恰错了。我们常以为“特立独行”这一观念源于西方文化，其实这是儒家思想评判人事的一个重要标准。“特立独行”四字，出自唐代大儒韩愈的《伯夷颂》。韩愈通过伯夷叔齐，批判的就是当年的学者，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有一家反对，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反对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没有这种人了。所以韩愈极力彰显伯夷之道，呼唤的正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意识。

之所以谈及儒家的这些观念，无非是担心有人因此误读了传统文化，更担心有人把李辉的质疑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李辉多年来与文化老人打交道，他对传统文化应该是充满敬意的，相信这也是他质疑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对“国学”多一分修养，对“国学大师”误会和错认就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