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式白话的尴尬
2009年04月26日 13:52 】 【打印已有评论0

何谓白话文?这似乎是简单的提问,但是简单的提问并不意味着能简单地回答。新文学运动胜利的标志是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了官方的认同。白话取代文言首先是从诗歌领域开始的,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胡适之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人讨论白话能不能人诗,于是就有了胡适的《尝试集》。1918年4月14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开辟“随感录”专栏,发有陈独秀、陶履恭、刘半农等三人用白话写的七则文章,接下来的一期载有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年年底,傅斯年写了《怎样做白话文?》。在此之前,关于怎样做白话文已经有人论及,如钱玄同的《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和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前者着重于从整体上如何改良应用文,拟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后者着重于如何教授应用文,更带有实践和普及的苦心。两文都以“应用文”冠之,都要求用白话写作应用文,实际上,应用文有一个显在的对立面:文学文,而文学文用白话来写作已有胡适之、陈独秀等人的“狮子吼”。白话取代文言是新文学的主题,“应用文”和“文学文”的区分,还不能算切合了这个主题;当傅斯年明确提出“怎样做白话文”的问题时,他不仅把“白话文”视为对立物“文言文”的发展,并且昭示着白话文作为新的书写方式和言说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傅斯年首先给白话文下了边界:无韵文里的杂体为限,指英文的Essay一流,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包括四类:解说(Exposition),辩议(Argumemation),记叙(Narration),形状(Description)。其次详细阐释了做白话文的凭藉物:一是“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别人的说话”,二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ilreof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并且认为后者是更加高等的凭藉物,由此而造成的理想白话文是“欧化的白话文”。傅斯年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基于对“中国文”和“西洋文”的透视,“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惟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这里的“词法”显然是“文法”之意,傅斯年看到的是西洋语句的多层的从句结构,这是汉语语句缺乏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最终的胜利标志是1920年教育部命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白话文的书写与习得进入教育体制,这不仅意味着书写方式由文言书写向白话书写的转换,而且也表明新的书写方式的转换在传承上有一种保证。五四白话文书写在语言层面,绝对的拒斥文言,绝对的欢迎欧化;在文化层面,五四白话文同时是对西方(包括日本)人本主义文化的吸收(最典型的口号:首先有《新青年》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继而有文学上的思想革命,有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在话语层面上,则产生了一种开放的启蒙话语;在价值层面上,五四白话文的书写几乎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五四尽管产生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白话文大家,但实际上白话文书写在整体上还刚刚起步。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白话文书写出现了逆转,从瞿秋白对五四白话文的批判到大众语文学讨论,加上汪懋祖等人提倡的复古读经,实际上对五四白话文进行了一次左右砍削。同时随着文艺大众化的提倡,现代白话文被要求远离欧化,走向通俗。在30年代,对白话批判最猛烈的是瞿秋白。瞿秋白在30年代忽然转向文艺批评,中心在建构一种“普洛大众文艺”。他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说:“中国人的文艺生活显然划分着两个等级,中间隔着一堵万里长城,无论如何都不相混杂的。第一个等级是五四式的白话文学和诗古文词——学士大夫和欧化青年的文艺生活。第二个等级是章回体的白话文学——市侩小百姓的文艺生活。”普洛文艺没有位置,建构普洛文艺的首要问题是“用什么话写”的问题。他认为不能用“周朝话”——文言写,不能用“五四”式的白话写,也不能章回体的白话写,“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说出来可以听得的话来写”。后来,他把当时的文字概括为四种:古文文言,梁启超式的文言,“五四”式的所谓白话,旧小说式的白话。他批判最烈的是“五四”式的白话,他称之为“白话的新文言”,“五四式的新文言”,它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并把这种五四式的新文言,称为“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实际上,在瞿秋白对“五四”式白话的批判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现代中国普通话的纯语言问题,而且还与文本的写作方式紧密相关。但瞿秋白的批判在写作方式上并没有取得突破,因为他用以反抗“五四”式白话的文本用的仍然是“五四”式白话。也许真正对“五四”式的白话文写作形成一定冲击的是两种写作:一是从30年代中期的大众语文学运动到40年代前后的“民族形式”论争中提出的方言写作,一是林语堂创办《宇宙风》《人间世》时提倡的“语录体”写作。但即使这样,在40年代前后,仍有一批人并不排斥欧化,基本沿袭的是“五四”式的白话一脉。这些人中,除了将要在第四章论述的胡风外,还有一批不是作家的学者。如郭绍虞写道:“欧化所给予新文艺的帮助有二: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利用来标点符号,利用了分段写法,这是一个崭新的姿态,所以成为创格。造句的方式,变了向来的语法,这也是一种新姿态,所以也足以为创格的帮助。”“写文”与“造句”对新文艺而言,首先是一种写作范式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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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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