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官话，广义地说，是指广大北方话区的方言，例如陕甘宁的话叫西北官话，云贵川的话叫西南官话，九江南京镇江话叫下江官话；狭义地说，官话就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华北东北话。虽然明清时期出版了许多以北京语音为基准的韵书，但是官方并没有为官话确定语音标准，就是说官话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大概是官场上通行的，各地人都容易听懂也都容易撇上几句的那种话就是官话，而京腔京调的北京话则是公认的“标准官话”。

到了上个百年之交的历史时刻，中国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灾难。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已沦为一块任列强宰割的肥肉，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立志中华复兴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转向列强寻求强国之路。在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方面，立志强国富民的志士们也开始进行艰苦的探索。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点。从1916年《新青年》问世起，一直延续并伴随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文化深刻变革。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公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高擎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引进了令国人耳目一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上开展“文学革命”，进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的萌芽阶段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第一个提出统一全国语音的人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福建厦门人卢戆章。卢戆章是创制汉语的字母式拼音方案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于1892年创制的用来拼写厦门话的“切音新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戆章还提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实行“词素连写，词间分开”（即“分词连写”），主张用汉语拼音辅助教育的普及，主张文字横排，主张拼音字和汉字并用。尽管卢戆章最初的统一全国语音是主张以南京话为统一的语音标准，但是他毕竟是“语同音”的首倡者，为日后他人主张推广国语（普通话）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此后又有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提出“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的“书同文，语同音”的主张，福建人蔡锡勇创制了拼写北方白话的“传音快字”，力捷三先后创制了拼写福州话的“闽腔快字”和拼写官话的“无师自通切音字”，江苏人沈学创制了“盛世元音”拼音字，王炳耀创制了最终要统一于“北音”的“拼音字谱”，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天津人王照，他创制了以官话为标准音专门拼写“北人俗语”的“官话合声字母”，激励主张用“京话”为共同语，他说官话“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可以说，主张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王照是第一人。

虽然这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易学，拼音可以帮助学习繁难的汉字等多种好处，但是没有语音的统一，面临汉语方言的严重隔阂，这样的见识总是不能实现的。几年前，一位荷兰记者曾经问我：“你们的汉字实在太难了，你们的方块字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拼音文字啊？”汉字要不要和能不能改为拼音文字，是个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的大问题，但是我只用一句话就解答了这道难题：“中国的方言隔阂太大了，如果要搞拼音文字，它的前提是必须普及普通话。”他恍然大悟，连称“是的、是的”。当然，普及普通话又要靠拼音来帮助人们学习普通话，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1902年,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教习、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努力，已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语”，受到启发，归国后，在给管学事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主张以北京音统一全国语言，并提出用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统一国语的工具。在他的影响下，张百熙和张之洞等人联名奏定《学部章程》，其中说：“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开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 格（不通、格格不入的意思）。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到了清王朝尾声的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临危的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前清廷一直是把满语作为国语的）。1911年8月10日，清廷学部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决定在北京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成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字典，学部和各省设立国语传习所等事项。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推翻了清王朝，这些决议自然无法付诸实施了。

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年，民国政府的临时教育会议就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第二年又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出席的“读音统一会”。会上各省代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争论的焦点何在呢？原来，虽然大家都同意推广国语（官话），待到真要确定国语的语音标准时，才发现大家对官话的理解并不一致，非所有的人都赞成官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王照等人互不相让，最后决定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所谓区分尖团音，就是原来在北京话里与“坚（jiān）”“强（qiáng）”同音的“尖”、“墙”要读成ziān和ciáng；所谓入声，本是北京话里没有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东北人根本就不会读入声字，南方方言里的入声字在北京话里早就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国语要不要保留入声也是会议的争论焦点之一。会议从2月份一直开到5月份，可见国音之难产。最后无奈，会议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决定了6500个汉字的逐个读音，后人称之为“老国音”。这种老国音是人造的南北方言的混合物，自然无法真正推行开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拼写老国音的“注音字母（后人又称“注音符号”）”，这套“注音字母”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今天50岁以上的人当初上小学时学的就是“注音字母”，例如“中国”的注音是ㄓㄨㄥㄍㄨㄛ，“北京”的注音是ㄅㄟㄐ丨ㄥ。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大大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这是完全正确的见解。所谓国语，应当是有典范的书面语言为依托的全国通用的语言，因此国语语音标准和词汇语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倚仗白话文学的发展。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翼，互助互动，相辅相成，分别取得历史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