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後送去台），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後来由於腿有寒症，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几位老友是经常走动的。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

由於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於事，最後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有一年，着名画家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张一直在巴西、美国居住，1977年始回台湾定居），得知老人经济很困难，主动接济他一笔钱。老人和张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据说，这笔钱後来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後，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後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後，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见死的问题经常在他脑际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