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故事、形象与理想

如果不是有意搜揖，很难设想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会吸引这么多人的热情与想象力。简直是一部不断制作的系列剧。不过，回过头看，《论语·卫灵公》那短短三十三个字的描写，的确具备了基本的戏剧要素。大时代，非凡而真实的人物，特殊困境，性格与思想、观念与环境的冲突，永恒的主题，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素材。当然，不用仔细推敲也能意识到，以后延伸出来的故事，绝大部分是于史无证的。不仅道家会虚构，儒家立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富于戏剧意味的情节台词，也不真实。道家的虚构是公开的。给公认的孔子形象涂抹新的油彩，有点象给蒙娜丽莎添胡子般的恶作剧。但它不象墨家，不是直接的宣战。所以，儒门只能软接招，也利用同一素材，修补、扩充先师的形象。结果，这“厄于陈蔡”的创作，便变成儒道的另一种思想斗法。其实，儒家许多传说也未声称它是真实的。只是以儒门弟子或孔子后裔的身份说话，使他们叙述的一切，容易获得“同情的理解”。人们接受的真实，不是准确的情节，而是形象的基调。

“厄于陈蔡”只是关于孔子的众多故事之一，这些故事的灵感也多来源于《论语》。尽管《论语》的孔子形象，已经孔门前一、二代弟子的加工，但由于孔子还未获得后来在权力或利益庇护下的崇高地位，所以被美化或丑化的成份相对较少。《论语》中的孔子也就是一个崇尚、精研古典文化，富于道德热情的学派宗师。同时，也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却饱受挫折的古代知识分子。由于《论语》中的素材，实际成了后人想象孔子形象的基础，所以人们把它接受为原始的孔子。原始的孔子是单数，想象的孔子却可以是复数。想象需要热情，其结果是理想化的产物。把特定人物变成特定理想的代表，在观念上就是把一个具体而有多方面人格内涵的人，替换成相对单纯的人格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把对象身上人们喜欢或希望的特点加以夸大，而把无关甚至有矛盾的部分加以抹杀甚至否认。然后以故事、传说的形式流行，慢慢进入人心，深入生活。其含义一旦象符号一样约定俗成，就会超越经验事实而发挥作用。寓言是最能把人物或思想符号化的体裁。

《庄子》就是寓言。崔适说：“寓言之类有三：曰托名，曰托言，曰托事。托名者，古实无此人，设为此人之名与其言行，以发其所欲抒之意见，如许由、务光之属是也。托言者，以所言之意为主，托为古人之问答以发明之，非谓真此古人之言也。如《列子·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庄子·盗跖篇》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托事者，以时事为主，设为古人之事以譬喻之，不必古人真有此事也。”[8]其实，儒门为孔子编的许多故事，尤其是那些很戏剧化的故事，也都是寓言。寓言是一种立意单纯的微型戏剧。这些虚构的情节是可以假托在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人与事上的，“厄于陈蔡”就是一个典型。而特定的人事之所以被利用，就因为它有条件。不但孔子的身份、性格有用，其不同的弟子也派上不同的用场。举个例子，三个“窃食”的故事中，食品是让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取得的。取食者的形象与其取食的方式，很有关联。子路以勇著称，故让其“剥人之衣以沽酒”，子贡的米则是做交易得来。颜回这方面没甚特长，只能简单说他“索米”。这意味着，编故事者的动机、取向虽然不一，细节也自己设想。但人物特性相对固定化，颜回不会去剥人衣服，交易的事也不会安排子路去干。对固有的人物素材越善利用，所编故事就越有感染力。这也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孔子、庄子、老子，而非其它子虚乌有者的原因。要是所托非人，效果可就差矣。

不是单纯为了反击道家，儒门才重视以故事的形式谈孔子的。从《论语》可以读到，孔子施教的意图，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人格，与承担恢复以礼治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使命。一是内在的、个人的，一是外在的、社会的，两者合二而一。对于外在的、社会的一面，孔子以其渊博的学问，作传授《诗》《书》礼乐的工作；而对于内在的、个人的一面，则不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知识上，只有言传身教，才能体现道德的力量。此即所谓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9]孔子的两种努力，都为弟子所叹服：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