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本刊曾转发章诒和女士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发表王容芬女士的《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两文。据悉此事件在中国内外颇有争议，发文时亦痛感俱生。两位作者观点有异，均为本刊尊重的作家，文中所涉文化人亦均为素受敬重之辈。然兹事体大，难于不了了之，故再刊发王女士进一步的辨析。本刊作为一平台，欢迎有各种不同观点特别是有证据之作，以期澄清真相。

3月19日，南方周末副刊登了章诒和先生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题目下面是聶紺弩手迹，标明“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两首打油诗带出了謝泳一年前的惊人发现︰“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令他吃惊的是，“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章先生尽管也吃惊不小，但没靠道听途说做文章。一年以后，章氏 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志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揭示聶紺弩冤案真相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下简称《聂档》),“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因为“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看法——聂绀弩入狱被捕，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章氏写此文时大恸不止，文末落笔“泪书”。我看得也痛苦难言，犹如亲历大地震，眼前一座山轰然崩塌，压在心上。联想到德国统一后解密国安档案,人人面目皆非，非常担忧这种突然解密将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和人际关系恶变。

一夜噩梦，找到章文所据的《聂档》，一口气读完。告密者的文字不再令我吃惊，勾上来的，却是翻肠倒胃的恶心，太下作了。只是，我没看到黄苗子的告密文字和释诗，也没看到《聂档》作者关于黄氏告密的说法。从前言到结语又读了两遍，还是找不到。最后对照章文，一一求证落实。

黄苗子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

据章文介绍, 《聶檔》的作者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聂档》里没有这样的分类，唯一可以对应的是下面这段:“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 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作者在“关于戴浩”、“关于向思赓”和“关于王次青”的标题下分析了三个告密者，结论是，戴浩与向思赓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王次青的揭发则能构人以罪，作者提到:“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王次青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对此作者提出疑问:“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从《聂档》列举王次青主动上门拜年、送礼、请客、约谈、告密的做法看，这人好像是公安局安排在聂绀弩身边的卧底人物。

黄苗子、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都不在“关于”之列。作者在“关于王次青”的叙述里提到黄苗子:“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这里谈的是黄苗子与王次青的相识过程和他对王次青的了解，似乎是黄苗子曾被问起，看不出告密聂绀弩的蛛丝马迹。

黄苗子抠出了聂绀弩诗里的“反意”?

章文称:“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作为证据，章氏从《聂档》作者列出的多首诗释里拣出三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黄苗子告密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聂档》列举了十首聂诗并附诠释，六首北大荒诗，锄草、看驹口号、冰道、鲁智深和两首悼亡诗挽必松、吊若海，给冯雪峰的寄雪峰、给钟敬文的柬静园以及与麦朝枢唱和的两首辘轳体。《聂档》里没有指出诠释者姓名，但有分析:“从这几首诗的诠释者来看，第一，是文学圈中人士， 懂诗， 是有关领导批示所要求的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第二，是对聂绀弩了解、交往颇多的人； 第三，此人无论政治上可靠与否，至少是个善于阿谀逢迎的人，受着当时政治形势的驱使，颇能迎合专政机关的意图。有这三点，他就能把聂绀弩的诗剖解得很透脱，颇得领导满意。”如果档案中有诠释原件，作者为什么卖这么个关子呢？黄苗子即使不署名，他的字也一眼就能辨出。十首诗里没有一首给黄苗子的，按照“公安机关负责人”“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的原则，黄苗子既无缘提供，也无由诠释。章文断定黄是提供者和诠释者，不知根据什么。

《聂档》没有提及章文篇首影印的送黄苗子的诗及其诠释。在聂绀弩的判决书里，“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是他的“罪行”之一，罪证便是章文篇首影印的两首送黄苗子的第一首:"丁玲未返雪峰穷, 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为留在北大荒不能回来的丁玲不平, 为穷困的冯雪峰抱屈,为自己的坎坷感慨, 只好调侃老友黄苗子来发发牢骚。这样一份铁证却独独没有当事人黄苗子的诠释,用章文的逻辑无法解释。

《聂档》还列举了八首专政机关收集的聂绀弩"反诗", 它们虽然都抄呈给上级领导，但是没有移送法院，没进入审判程序,作者称其为“次等罪证”。法院在审判中也没有提起。八首里有两首是给黄苗子的,即《荒庭酬苗子寒斋即事》（荒庭落木又纷纷，岁暮耽书远妇醇。偷作批庄评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首尾冠裳曾戴脱，池塘风水偶平皴。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和《毛肚开堂和苗公》（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酒烈与烟醇。忆初同试川江味，似有参观外国人。沾口活牙能辣脱，偎炉冻脸可烘皴。定然狂醉归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这两首的"反动"程度不逊于前面诠释的十首, 第一首又是偷作, 又是怕嗤，又是诡谲难测的政治风云，摘帽右派的牢骚不亚于前面那些北大荒诗；第二首虽然是轻松调侃，但调到公安局头上，也够上纲的了。与章文逻辑相悖的是，当事人黄苗子没有诠释,没让它们成为给聂绀弩定罪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