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 相关资料图）

前几天有高校朋友来谈“十博士”抵制于丹，昨天又有媒体朋友拿来几张炒作于丹“不凡身世”的报纸。对于丹现象，已经有不少讨论文章。我也想说点自己的看法。

于丹是幸运的。她的《〈论语〉心得》经过央视炒作，火速红遍全国，得益的当然不会仅有她自己。捧红于丹的央视，其实是最大的获益者。于丹现象的本质，就是媒体在制造纯歌舞类娱乐偶像近乎黔驴技穷的困境里，找到了一种制造不同类型娱乐偶像的新路径。这种新的娱乐偶像，于丹不是第一个。在她之前，先后有“揭秘《红楼》”走红的刘心武、自称“公鸡下鸭蛋”的易中天等人，都是一阵风之间红遍天下的新偶像。于丹的特色，是用《论语》作道具，这使她和别的新偶像略有区别。从这一点看，于丹之父是否曾在中华书局工作，我觉得并不重要，一点也不会影响于丹成为这种新的娱乐偶像。

为什么要把于丹、易中天、刘心武们称为新的娱乐偶像？因为他们虽然与旧的娱乐偶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提供给观众的依然主要是消遣和娱乐。不错，他们讲《红楼梦》“揭秘”，讲“三国”(既有《三国志》也有《三国演义》)，或者讲《论语》“心得”，已经与唱歌跳舞大为不同。但是，他们所讲的毕竟不是学术。2007年3月6日《扬子晚报》披露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先生的看法，说“不能以学术研究的要求来要求于丹讲学”。这一点其实大家早已达成共识。他们给受众提供的不是新颖的思想，不是严谨的学术，甚至谈不上新鲜的知识(比如刘心武的“揭秘”之类)，而是一种带有书场气息的新的消遣方式，一种戴着“专家学者”桂冠进行表演的新的娱乐形式。对于早已厌倦歌舞明星千篇一律狂轰滥炸的电视观众而言，这种新的消遣方式和娱乐形式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就是这种新的娱乐偶像能够风靡一时的基本原因。何况，这种娱乐偶像并非前无古人。20世纪5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先生说《武松》，曾经迷倒多少粉丝！这种新的娱乐偶像经过现代传播手段的包装，在影响规模上当然超过前人，但是，就其表演的实质而言，却并没有多少创造。他们的道具是经典，但是，受众从他们这里得到的却是消闲式快餐。经典只是一种名义。所谓走红，与经典基本上不相干。那证据很明显，谁都能看到，受众崇拜的根本不是经典，而是于丹、易中天、刘心武。书店热销的是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的书，而从来不是《论语》、《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红楼梦》。而且，受众就是去买了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的书，也不等于个个回家要去研究于丹、易中天、刘心武。他们中间许多人，之所以兴致勃勃排队排几个钟头等于丹们签字，大多不过是为着证明自己曾经参与到这般热闹之中，手头留下一份纪念物而已。这与当年少男少女们冲破警察防线，一心要得到一份歌舞明星的签名或者热吻，何其相似乃尔。既然如此，称他们为新的娱乐偶像，没什么不恰当。

于丹走红，不是于丹的错。于丹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就是书中被人挑出错来，我看责任也大半不在于丹。书商何等精明，等的就是这一时机，岂能容你从容推敲精心修改？再伟大的天才，产品一旦速成，难免不流于粗制滥造。比较地说，在这些新偶像之中，于丹看自己还是明白的。她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专访，说自己是“用传播策略去激活经典的内容”，我看比较客观。于丹走红，确实靠的是“传播策略”。于丹没有趁机吹嘘自己，没有一点自鸣得意，这一份清醒，很不容易。从这一点看，于丹比那些不知轻重的新偶像们高明。尽管如此，偶像于丹总有一天还是要走出崇拜者的“力挺”范围。现在遭人“炮轰”，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偶像自有偶像的规律，偶像崇拜从来不能持久。新鲜劲儿一过去，崇拜者就会去重新寻找新的偶像。于丹前面的路还很长，而且全靠于丹自己走，人们只能祝愿她一路走好。 （王师北，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