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的改革，并没有进行制度设计和全盘的考虑。在政府财力不足，企业面临转制的情况下，‘甩包袱’是政府政策选择的初衷，企业改革、金融改革都滞后于住房改革，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汪莉娜说。
上海的突破
在全国的房改陷入困境时，1991年，上海建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为解决房改中的资金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
198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计委研究所后，戴晓波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住房制度改革，6年后，他是《上海住房改革方案》的方案组组长、执笔者。
此时，“提租售房”的改革正在全国各地试点，提租派和售房派的争论之声此起彼伏。在这个圈子里兜兜转转了几年后，戴晓波意识到，必须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1990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刚刚过了春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就带着几个人到了新加坡等地，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上海的住房改革寻到一条破题之道。此前，他刚刚接受了人大代表的质询，“为什么你当了市长，上海的住宅竣工面积少了100万平方米？”
“朱镕基回来后说，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他一直放在心上，核心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可以借鉴。”戴晓波说。
1991年5月，作为5个重要内容之一，公积金制度被写入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上海市要为职工建立“住房基金”，钱由职工和企业共同负担，数额为职工工资总额的5%，这些钱，由公积金中心统一管理，用于向企业建房和个人购房发放贷款。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承担了上海全市公积金账户的设立工作。房地产信贷部主任顾浩钟说，账户设立工作启动仅仅两个月，建行就为全市40多万个职工开设了账户，到1995年底，已经归集资金77.18亿元。
1992年5月8日，上海普通职工杨希鸿，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穿着灰色毛衣，烫着卷发的杨希鸿，在一份油印的、略显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全上海，乃至全国首批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的个人。
杨希鸿至今仍保存着这份编号为001号的借款合同书。合同书上写明，杨希鸿向住房公积金中心贷了8万元分期偿还的贷款。这8万元，帮助杨希鸿圆了多年的住房梦。
很多朋友来向杨希鸿祝贺，“恭喜你啊，有了自己的不动产了。”杨希鸿说，这个祝贺，“比我自己理解的还要深”。
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确有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只有8.6%；1994年到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
1998年的转身
著名房地产商王石在他的回忆录《光荣与梦想》一书里，记录了1997年11月，他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的一次有趣谈话。
1997年，朱镕基到深圳调研，万科董事长王石受邀向他汇报工作。
王石对朱镕基说，“我不认为2到3年内，住宅行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王石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正在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启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学术界很多专家认为，在钢铁和汽车均不可行的情况下，应该把住宅当作启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王石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虽然中国的房改已经进行了近20年，但房地产市场并不完善，住宅中商品房的比例仅占30%多，60%以上是各级政府的福利房，这会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障碍。
片刻沉默后，朱镕基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度，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到一年，朱镕基的假设，变成了事实。
为刺激内需，推动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在这份中国房改的标志性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在中国沿袭了约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寿终正寝，中国房改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一纸文件，结束了很多人福利分房的指望。
当时正在《南方都市报》做摄影记者的何龙盛，觉得很失落，“我三年前刚到报社的时候，有人曾指着报社旁边的一个水沟说，三年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当时很高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子。”
更多的人在赶着搭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听说国家要取消福利分房，很多单位开始突击建房分房。调查显示，1998年是城镇居民购买公房比例最高的一年，近一半的居民因为担心以后会买不到房改房而急于购进，二季度，突击购房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
直到2000年2月，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终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住房实物分配在全国已经停止。
20年的积累探索后，中国的住房改革，终于在制度层面完成了彻底的转身。
转身以后
原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78岁的骆锦星知道，如今，在热闹的深圳，已经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了解这座城市每栋房子背后的故事。
比如被一栋栋高楼淹没的罗湖丽苑小区，要不是小区门口明黄色外墙上的“深圳物业管理第一村”的牌匾，人们几乎已经忘记，这个水泥外墙、最高楼层不过7层、如今居住者主要是深圳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普通小区，曾创造了中国首个商品房楼盘的历史。
当深圳的房价已经成为全国的排头兵时，“商品房”早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名词。统计数字显示，仅在1999年，商品房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85%，商品房从面向少数群体的奢侈消费转向普通人的大众消费。
然而，在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忆后，普通中国人又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
北京市民老孙一家三口，住在北五环外一套面积不到57平方米的房子中，房子没有客厅，老孙和老伴的卧室充当了客厅，30岁的儿子住在10平方米的小间。为了这套房子，老孙花光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如今，儿子结婚住房又让他开始发愁，他留意着周边房子的价格，眼看着房价往上涨，“我们隔壁小区的房子，2005年卖4300元一平方米，现在涨到一万三了！”说到一路高涨的房价，老孙直咂舌。
虽然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不停出台，房价依旧像脱缰的野马，飞速上涨，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需要在新的节点上寻找思路的突破。
2007年，是中国房改编年史上又一个关键年份。
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新加坡，他此行的目的，是向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取经。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温家宝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20平方米，但是分布不均，特别是近些年来房价上涨较快，人们有很大的意见。
同样在这个场合，温家宝透露了中国新的房改思路。
温家宝说，在住房上，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保障住房，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而高档住房，则主要靠市场调节。
此后，一系列构建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文件相继出台。仅在北京，十一五期间，就将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目前，已经至少有万余人获得了购买保障性住房的资格，他们将以低于市场价千余元的价格，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生活方式的变迁
生活，就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棵发人深思的树，幸福和不幸，都因为一套房子。
30年曲折前行的中国住房改革，留给人们一个不敢想象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如今，在中国，房子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初，在上海拥挤的弄堂里，透过薄薄的隔板，杨希鸿小声说的话，也能被邻居听到，房子是公家的，即使邻居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不”。如今，在自己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她可以自由安排个人的生活。她的女儿还参加了小区的业委会，年轻人经常通过互联网上的社区论坛，组织周末郊游，号召公益活动，针对房屋质量、小区管理的问题，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民主管理。
这些变化，快得让杨希鸿难以想象。（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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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丛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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