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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左翼青年扫描:时代震荡的产物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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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我们试着呈现他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来——在人们以“五毛党”与“带路党”互相羞辱的语境下,我们得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丧失了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触感。

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他们习惯在一些“民主”、“公正”这样的词语里寻找自我实现感,却也可能不求甚解,他们对整体性的时代风潮颇为敏锐,但基于观念的立场却也容易反复。无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价值的追求,他们仍在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这把钥匙,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学同学”——

如今的中国并不缺乏“候鸟运动”,年复一年,打工者与中产阶级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还乡,但并不相逢。“你在校内网上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看看他们的资料,都是一样一样的。”当一位受访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争时,他说,“你看不出这拨青年有什么不同,真正有差别的一群,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他们是不表达的,不要说表达的兴趣,他们连那个语言都没有建立。”

不妨这样理解:先是城乡与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自由漂浮”的打工者,然后才是观念的冲突,促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本文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群关注着自己“小学同学”的左翼青年。

2000年时,李昆华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学旅游管理。学校不算好,他到处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听各种讲座。熟悉当年情形的人也许记得,这类讲座会吸引一些游学的外地客,有些是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民间思想家,有些则是嗷嗷待哺的知识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华属于后者,他到处听讲,到处买书,“特别辛苦地思考”,有人给他推荐自由主义学说,他花了一个星期,“不眠不休”读了哈耶克的3本书,做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

柳昕比李昆华小3岁,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政治专业。“特别右,有点激愤,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一样多。”一位师姐说起当时的柳昕。柳自己则说,当时接触到的材料、表达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国内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对纯粹的政治样式很感兴趣,喜欢读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读完以后觉得自己无限接近真理,在网上和一群人对骂时,甚至觉得已经开始了政治实践。”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岁。他刚进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学读市场营销时,一个师兄告诉他:在大学里,除了考试,什么都是可以“翘”的。不过他说自己大一的时候挺用功,读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书,包括茅于轼的《优分配原理》,“觉得写得很不错。”学校必选课照例有“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概老师讲完毛泽东,开始讲顾准,继而讲到“文革”。丁博说,当时老师点名问同学,你知道顾准吗?你知道张志新吗?你知道林昭吗?看到学生们大多数都摇头;老师痛心疾首:这课我实在没法上下去了!课堂里还有几位韩国留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要上毛概”,丁说),老师又同他们:伊藤博文是被谁杀死的?韩国学生也摇头。老师愈加痛心疾首:连韩国人也这样!

如今回忆起来,丁博对那位老师在毛概课“讲反毛的东西”不以为然,“要么你不为五斗米折腰,要么你收人钱财与人消灾。”5月29日,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刚刚在单位度过最后一天,收拾的东西塞了一车。在北京市一家机关单位工作后,他决定辞职,回学校读博士,专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月薪4500元,房子是父母全款买的,在南三环,“家里经济条件太差的不会去做公务员,去做挣钱更多的工作了。”有同事抱怨工资低,他说,你和那些洗碗工比一比,你的工作量比她们的一半都不到,你比她们拿的多多了。

“问题是,你读个本科、读个研究生,不是为了去洗碗吧。”我说。

“关键是,公务员工作技术含量真的很低啊!”他说,自己的工作名义上是组织协调,但其实基本工作都安排好了,自己就是打电话传话而已。

丁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宅男,本科时做市场调研,他害怕上街问卷,都找同学去做,他来汇总、分析。他说自己脸皮薄,溜须拍马的事儿做不来,但马上又补充,“这也是门技术活,只是自己掌握不了。”

这和丁在网络上的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反驳茅于轼的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他开篇写道:“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在另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博文中,他说,毛泽东的媳妇刘思齐等人控诉茅于轼,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控诉茅于轼的调门很高,放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天安门上挂着毛泽东画像,人民币上印着毛泽东头像,中南海门前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茅于轼对着毛泽东开炮,要凑到这个罪名上,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即便是从最低的程度来讲,茅于轼的诽谤罪是铁板钉钉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他甚至不能说,由于大量文件保密,无法证明。因为茅于轼在文章里写得有板有眼,举证责任在他。”丁的文章在一些左派网站和青年论坛流传颇广,但也有个别海外网站刊登“读者来信”,声称丁崇苏仇美,作为富二代却矢志不渝地要让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

丁博说,大一的时候他挂过科,知道保研没戏了,专业课成绩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干脆翘课去图书馆看课外书,读马恩选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等,“那段时间进步还是蛮大的。”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史。高中时家里订了《南风窗》和《南方周末》,读了里面“更有时代感”的文章,他觉得自己很无知,“小时候的书里都说希特勒是大坏蛋,斯大林是大好人,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而大二真正开始读史后,他又发现斯大林也“没想象中的坏”,哪怕是专门批判他的书也是如此。

“我完全赞同(斯大林)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见面时,聊了没几分钟他就告诉我,“但当你比较了解一个人、一件事时,你会觉得,骂他可以,但要骂在点子上。”彼时学校BBS新闻版、历史、军事版尺度还比较大,经常上演各种问题的“左右之争”,丁博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大将,2005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还参加了“左派”学生自发的祭奠活动。

回顾那段日子,丁博觉得有点意气之争,“读了一些书,觉得自己懂得很多,随便说一个社会热点就能说得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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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左翼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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