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芝：如何将汉字音乐美发挥极致,是诗人的挑战

2011年11月08日 11:37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金涛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当时的现代 明天的传统　　——访台湾诗人陈义芝

作者：金涛

诗是怎么开始的？莫非对身边人的回应，相遇、问候、挂心、祈祷，一些透着冰冷或温暖的人间事

记者：您这次来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诗歌节有何感受？大陆和台湾的诗歌活动差别大吗？

陈义芝：可以看出这次诗歌节政府部门相当重视，这一点在台湾很难办到。现在文学比较边缘化，不管是公共部门或者是民间，都不那么重视，相对来讲，能举办这样的活动，具有的社会象征意义我高度肯定。就诗歌节的实质内容来讲，很多活动煞费苦心，也有相当精致的高度，但纯净度略显不够。从文学艺术角度看，我比较期望诗人与诗人之间更直接的、有关诗创作心得以及诗作艺术的观摩交流，而不仅仅是大型活动。

台湾也有一些诗歌节，规模比较小，但是很温馨，具体地解读作品，诗人与诗人之间会就某一种表达方法进行辩论，台下有一些观众，通过诗人或评论家的解读诠释让诗的教育传播出去。当然两种类型的活动各有利弊，着眼点不同。希望第四届、第五届诗歌节举行下去会有更好的发展，不仅有大活动，也可以有小的讨论会，或者诗人的朗诵会。西方很重视诗人自己的声音，而不只是一个朗诵的表演团队。这二者各有好处，做适当的比例搭配是我所期望的。

记者：今年诗歌节论坛的议题是“中华诗歌的传承与发展”，您如何看待古典诗词与新诗的关系？

陈义芝：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文学发展一定都生在传统之中，不可能置身于传统之外。今天的现代就是明天的传统；从前的传统也是当时的现代。“五四”时期为了打破束缚对传统做了绝对性的翻转，但文学想要继续可大可久，必然要有一个修正。西方任何一个思潮、一个主义，也都是如此，如果发现有什么缺点就必须要修正。台湾新诗的发展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有一批大陆诗人到了台湾，跟台湾本土诗人汇流。上世纪50年代台湾处在戒严时期，诗人觉得要用极端的现代主义的表达以完成文学创作的高度，非常好。当时诗人主张绝对的横的移植。但是后来他们发觉背弃传统的道路是不通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余光中、杨牧等诗人都以绝对的艺术创作能力主导了诗歌向传统的回归。上世纪70年代，台湾接受完整教育的“中生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起来之后，确立了向传统回归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从事新文学创作，从来不敢稍稍地轻视任何一个朝代的古典文学，甚至我们知道，从这里可以得到很多。

至于说现代要怎样与传统结合，我认为诗歌意象不成问题。现代诗创作，从新文学初期就很重视意象，而且日益精进。但现代诗的音乐性一直在摸索。现在台湾没有人敢反对诗对音乐性的讲究，但怎样在新诗长度可以自由伸缩、轻重音可以调节的情况下将汉字的音乐美发挥到极致，是现代诗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记者：您的诗歌道路是否也深受传统影响？

陈义芝：1978年“五四”前夕，诗人张默撰文《抒情传统的维护者》，鼓舞我走上一条脚印鲜明的“抒情传统”的路。陈世骧先生说，中国诗的光荣在抒情传统里，所谓“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讲究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凝聚的精华从内在的经验中，明快地点出博大精深的联想”。王德威先生呼唤，20世纪被压抑的抒情今天应重新正名发扬。

我的诗是怎么开始的？也许只是经历、感觉，像我的诗集名《青衫》代表的布衣耕读；也许是一种紧绷的力量、氛围，像我的诗集名《新婚别》代表的撕裂时刻；也许是一种混沌却鲜明的觉知，像《不能遗忘的远方》代表的本能憧憬、《不安的居住》代表的命运漂浮、《我年轻的恋人》代表的情爱恩义。诗是怎么开始的？莫非对身边人的回应，相遇、问候、挂心、祈祷，一些透着冰冷或温暖的人间事，或是感于天地的孤独、苍茫，是一种风采像姻缘，风中的声音与山巅的明月说话，一股陷溺沉沦的吸力，写不好是有罪的，写得好也犯了引诱罪。诗，开始于一个能唤醒某些形象、声音的梦想。我2009年出的第七本诗集名为《边界》也是以情为主体。情即心志，是写之不尽的陈腔滥调，也是天地恒存的普世价值。《边界》的名字得益于米兰·昆德拉的启发，他说：“只需前进一点，无限小的一点点距离，人就能发现自己是在边界的另一端。

记者：大陆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非常关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诗人，您怎样看？

陈义芝：今年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奖，台湾翻译成川斯楚马，四川的川，楚国的楚。川斯楚马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比较可惜的是他晚近的十多年受到身体影响，没有特别的精进。但即使他1990年以前的创作，我都觉得极为独特。他能够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人生情境，那种人生情境是跨越时空感动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为所有爱好文学的人打开了一扇扇的窗子。西方很重视小说家和诗人，他们选出的诗人都很了不起，不容质疑。川斯楚马的作品我们一直在读，不过台湾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译。

记者：您对当前大陆诗人的创作了解吗？

陈义芝：有一些接触，但不够全面。今年年初我来厦门新华书店，问他们有什么诗集，服务员拿来一本徐志摩的，让我很失望。大陆诗人很多，如果不投入一点精力，很难有深入了解。在1985年所谓的后朦胧诗开始以前我比较注意大陆诗歌创作，后来百花齐放，各种面貌、各种流派的诗很多，一度觉得有点目眩神迷，虽然爆发力、创作力很强，但是节制力、掌控力不足。诗除了要有联想力、映射力、创造力，还必须要有清晰的沟通，能传达到读者的心灵里。诗歌太纷乱，即使让人敬佩你的创造力，但最后被搞糊涂了，仍然是作者要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