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钟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八月二十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二十六日到达清华。
钱钟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在他们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在一起，如吴晗、金岳霖、浦江清、冯友兰、吴组缃、温德等人都在清华任教授，杨绛心忖，他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砥砺，共创未来。
苦中求乐
杨绛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她来了个恶作剧。他们屋里晚上点一盏油灯，挂在门口墙上。杨绛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她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她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死鼠。他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杨绛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她大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
杨绛遇见钱钟书，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钱钟书安慰妻子说：
“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杨绛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她相信他为她编造的好话。她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
“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
这年年底，钱钟书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杨绛一件意外的传闻。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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