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电影《白鹿原》是失败的 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

这半年，编剧芦苇突然“火”了。他的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一经推出即受到热议，近日他又推出了自己未被采用的《白鹿原》剧本，据出版社透露，接下来不少芦苇写作但没有拍出来的剧本都将陆续出版。日前，吴天明导演去世，定居美国的芦苇特地赶回国，足见这位恩师在芦苇心中的位置之重。

芦苇身材瘦削高大，胡子稀稀拉拉。三次见到芦苇，他都戴着一顶帽子，穿着圆口黑布鞋，哪怕是在聚光灯烘烤着的舞台中央，帽檐儿的阴影也遮住眼睛。这次长聊，他聊到兴起，不知什么时候摘了帽子，露出凌乱的白发，才让人想起这位“第一编剧”已经是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批评是克服弱点的药剂

记者见到芦苇的时候他重感冒，嗓子几乎沙哑，说话间不停喝水，每到愤慨处，依旧字字铿锵。认识芦苇15年的王天兵这样形容他：“芦苇有庄稼汉的结实，但无农民的习气；像工人一样纯朴，却没有体力劳动者常见的粗鲁；又不同于某些不修边幅的脑力劳动者，他衣着随意却不邋遢，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仿佛既属于又不属于芸芸众生。”

王天兵看来，芦苇最特别的是，他是1950年生人，却有着完全不同于那个年代人的气质和想法。芦苇有着西化的好莱坞式的电影技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拍出《疯狂的代价》这样类型商业片，可是他又热衷于中国的乡土故事，写出《霸王别姬》的芦苇对昆曲、老腔、京剧和民歌情有独钟。

芦苇多年的朋友、画家刘小枫告诉记者，芦苇批评导演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好多朋友也都怕他得罪人，昨天芦苇跟我说，敢说他就敢当，说点真话怎么了？”

芦苇面对争议，倒呵呵笑了：“我这人嘴上没闸，想哪儿说哪儿，既然要说，咱们就说真话。如果我不了解的我不说，既然说就不说假话。我没觉着自己大胆啊，是不是我该换个方式拐着弯说？太费劲了，没必要。”

刘小枫告诉记者，面对媒体记者的一片称赞和大量报道，目前芦苇“最想听些对他的负面意见，对他的观点和《白鹿原》剧本的指责，他觉得有争议、有辩论是好事情。”芦苇本人也直说，面对争议，他认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你克服弱点的药剂，是净化环境的，它让你干净起来。”

价值观不认同的电影我不接

芦苇是个强势的编剧。《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找到芦苇想再度合作《风月》，被芦苇拒绝了。“我不写自己不认同的剧本，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我做个功课，跑到上海去翻了一遍各种资料。”芦苇说，他只写自己价值观上认同，并且对内容感兴趣的剧本。现在的芦苇正在写《佛朗索瓦》，一个法国的传教士提着一台卢米埃尔的相机来中国拍照片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云南，所以芦苇在云南闭关写作。

与诸多知名作品相比，《电影编剧的秘密》最后一页列出了长长的一串芦苇已经完成的、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拍出来的剧本。其中有芦苇为陈可辛导演写了14年的电影剧本《等待》因为涉及军旅题材迟迟没有过审，有为吴天明导演写的心血之作《岁月如歌》刚刚开拍，吴天明就因病去世，还有他颇费心力写成的《杜月笙》因为人物敏感也没有人敢拍。

芦苇给不少编剧专业的学生讲过课，对好莱坞的类型片有着技术性的研究，然而他却说，自己最想谈的并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价值观问题。他对中国电影的价值观感到失望。“中国电影现状就是娱乐至死，通过电影来思考生活这个功能基本上废了。”芦苇说，“中国电影的倾向很危险，电影人都变得有点贱皮贱脸了，我们到电影院里很少寻求感动、寻求交流，只是去消遣，变得跟娱乐场所一样了。”

对话

《白鹿原》失败是注定的

北晚：当初是你推荐王全安做导演的，为什么后来又觉得他不合适？

芦苇：我是看了他的《图雅的婚事》后边两部电影《团圆》和《纺织姑娘》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不合适。如果说他继续拍这类小题材的电影，我依然认为他是个好导演。但是如果他要拍《白鹿原》，一定是个不称职的导演。这就跟打拳击一样，你让轻量级和重量级的拳手打 ，必败无疑。不是说他不努力，他拿不下来这个电影，他没有这个实力。

北晚：你觉得中国目前能够驾驭《白鹿原》这部电影的导演有哪些？

芦苇：张艺谋、吴天明都胜任，但是现在这俩人都不可能拍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还得好好再思考一下。中国始终是一个乡土社会，最近二十年变成了一个都市林立的国度，但是乡土和农民依然是主体。可是他们历来是被遗忘、被轻视的一群。在中国电影里，农民拍得好的有几部呀？《老井》算是一部、《黄土地》算是一部，这非常不对等。《白鹿原》是个机会，很可惜地被错过了。

北晚：什么原因让导演们拍不好乡土？你说《白鹿原》拍成了伪情色电影？

芦苇：从画面上看是导演不懂乡土，没有能力理解和表达乡土，这是电影告诉我们的。《白鹿原》是个乡土历史小说，结果给拍成田小娥的土炕了，成了土炕电影了。它里边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色，就是一个支离破碎、苍白无力的情色形象。我是看了《白鹿原》三个多小时的版本后，回来琢磨了一下，不对劲，就退出了。

北晚：你说的“不对劲”是指什么？

芦苇：拍得不好，拍得很烂啊。也可能是我太挑剔了，因为我是关中成长起来的，太了解那地方，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退出来算了，我的剧本你们要用就用吧，白送。别人救不了你们的电影，我也觉得丢人。把这么好的资源拍成这样，有点丢大发了，我还有张老脸呢。最后是用了我写的24场戏，结果不就是一片口水么，不过我至少在江湖上没挨骂，这是我的幸运。

北晚：在自己的剧本被否定时，你并没有和王全安导演达成妥协？

芦苇：在2007年我就说，王全安不适合当《白鹿原》的导演，他要是导，这个电影凶多吉少。我跟所有的制片人说，换人吧，王全安也知道这事，等于合作的大门就被关上了，他也就不找我了。他跟我从2007年以后就没有再就《白鹿原》说过一个字儿，彼此心照不宣。

对自我膨胀充满警惕

北晚：你对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有褒有贬，你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芦苇：导演和运动员一样，人都是状态的产物，状态好时能创造奇迹，不好时和所有的庸人一样。中国导演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获得成功以后都把它归为己有。舞台一大，真正让你单练的时候，就像皇帝的新衣，到底有几斤几两就都出来了。《霸王别姬》的成功是合作的成功，不是哪个天才的成功。我反复说，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组合好了，互相激发出一种创作力，各自贡献了各自的优势，就成了。反之，十有九败。

北晚：怎么能避免电影成功后的自我膨胀？

芦苇：自我膨胀不是导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鲁迅有句名言，人一阔，脸就变。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合作的导演很多都成功了，也有一些人膨胀了。我能够跟你谈这个话题，说明我对它是有警醒的。我就要思考自己会不会犯这个错误，会不会走到自我膨胀的泥潭里去，这对我来说是个拷问。对我的批评一直有，我希望自己对批评能够保持冷静的心态。

北晚：现在很多编剧在“诉苦”，认为地位弱势，很多时候在做命题作文。你写过按别人要求完成的剧本吗？

芦苇：我的剧本有成功也有失败，但都是我自己愿意写的，不愿意的活儿我不接。编剧是个很艰巨的创作过程，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写，肯定写不好。奥斯卡关于编剧的奖有两个，相比之下，我们百花奖有几年干脆把编剧奖取消了，这是严重的歧视编剧，不重视编剧在电影工业里的位置。编剧是解决电影的结构和灵魂的问题，把编剧不当回事儿，匪夷所思，这基本就要了电影的命了。

北晚：看过《白日焰火》吗？

芦苇：还没看，一定会去看，而且要研究它成功的原因。廖凡的成功和这部电影的成功非常重要，说明只要有坚守，电影还是有质量的，廖凡的戏我看过，在《让子弹飞》里很有张力。中国好演员其实很多，只要给他们好戏，就能出彩。中国好戏太少，都挣钱呢，不太考虑别的。

中国为什么没人拍《狼图腾》

北晚：你这次担任《狼图腾》的编剧是和外国导演合作，沟通有问题吗？

芦苇：我和阿诺倒是合作非常好，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狼图腾》的故事意义重大，它其实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问题，它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特别遗憾的是，这么重大的话题，只有法国导演来拍。这部小说问世已经这么多年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了，中国导演没有人要拍。

北晚：《狼图腾》的剧本写的时候和原著作者姜戎交流过吗？

芦苇：我连提纲一共写了三稿，写得还很愉快。我和姜戎聊过三次，最长的一次聊了一个礼拜。谈剧本怎么弄，每场戏推敲。这是一篇很长的小说，篇幅浩瀚，我看中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需要下点功夫。 本报记者 陈梦溪J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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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编剧芦苇

芦苇1950年生于北京，长在西安。做过工人、炊事员、美工、导演，后专职编剧，他编剧的电影屡获国际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