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不要过分“现代化”孔子 他并非无鬼论

今年，余英时先生在84岁之时，出版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即将出简体字版)。此书从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探索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世界。

“轴心时代”、“轴心突破”的说法源于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主要理念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等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层次。余英时发现，雅斯培“轴心时代”恰恰与《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有关世界宗教的“先知时代”，闻一多(1899-1946)《文学的历史动向》有关四大文明“同时猛抬头，迈开大步”等说法“不约而同”。

《论天人之际》以“轴心”说为讨论的起点，曾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斟酌与考虑，并非偶然兴起或震于“显学”地位而然。早在高中最后一年，余英时读到胡适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字，就产生很大兴趣。接着余英时又找到梁的原书来对着读，以他当时的程度，对梁的抽象议论不甚了了。但是余英时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欲望却是这样被激发起来，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进入大学以后，他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因为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但当时史学界已笼罩在“历史演进一元论”的氛围之中。在1960年代以前，余英时在原则上承认历史规律的发现是一个可能性，虽然他并未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理论。但1960年代以后，他已不得不放弃“历史规律”的概念。从“历史演进一元论”的幻境中解脱出来以后，余英时便无法再将当前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为“落后”与“先进”之别。他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既不在‘中古’时代，更与所谓‘封建’扯不上任何关系”。

余英时对“天人之际”的思考，贯穿了数十年的历史研究。而关于“天人之际”的专论，从酝酿到完稿，先后经历了十二三年之久。原稿是英文，后经翻译，再经重写。初定稿后，余英时原想写一篇自序，谁知竟演变成一篇长达4万字的代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追溯了本书中心论旨的长期酝酿过程，也阐明了余英时为什么引用“轴心突破”的概念来解释先秦各派思想的起源;下篇是一篇独立论文，旨在通过历史的流程来观测中国轴心突破是怎样逐步展开的。这篇代序以《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为题，发表在台北《思想史》第1期(2013年9月)。

司马迁一生献身于《史记》的撰写，其旨趣首先即在“究天人之际”。余英时运用考证的方法，并利用了现代考古的新发现，同时对照西方关于轴心突破的研究，探索了“天人合一”观念在古代的起源和演变。余英时从这个著名的命题下笔，主要是希望借此开展关于中国古代特有的超越型态的讨论。

根据余英时判断，天、人二字经常分别意指超越领域和现实领域，如果借用柏拉图的思想或佛教的概念，那便是“彼世”和“此世”。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余英时指出，中国古代轴心突破的独特历史背景是三代以下的礼乐传统。他认为：“轴心突破标志了古代中国宗教史和哲学史新纪元的开端。一方面，它终结了神话中长期‘绝地天通’的状态;另一方面，它也向所有‘好学深思’的个人(按：即指‘士’而言)表明，他们完全有可能纯然仰赖自身力量与‘彼世’交通。”“在轴心时期，先秦各派思想家都在现实世界(‘此世’)之上还肯定一个超越世界(‘彼世’)的存在，无论他们对此超越的‘彼世’作何种解释。他们还达到了另一个共识：作为个人，只要他肯努力追求，‘彼世’对他永远是可望而又可及的。”在余英时的论证中，可见天人合一观念的缓慢转型：从早期以王为天地间唯一联系管道的宗教—政治观念，转型为向所有追寻生命意义的个人开放的多样哲学版本。

雅斯培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有一段描述，对中国的“士”、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一视同仁，肯定他们都达到了同等的精神高度，因此在各自的文明中完成了内涵互异的“轴心突破”。其中“道”是中国轴心突破后的超越精神领域。余英时在第七章《结局：内向超越》中指出：“就中国的独特情况而言，这一超越世界非它，即所谓‘道’是也。所以在整个传统时期，无论对于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还是推动一种超乎现实之上的理想，中国思想家无不以‘道’为最后的根据。”而余英时的论断是：中国轴心突破最后归宿于“内向超越”。内向超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人”和“道”的合一，也就是轴心突破以后的新“天人合一”。

余英时：不要过分“现代化”孔子

“内向”与“内在”

时代周报：1997年日本大江健三郎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普大的研讨会上你写了一篇文章，正是《论天人之际》这本书最早的文章?

余英时：对，是一篇英文的草稿，也是《论天人之际》的发端。后来因为我有兴趣，就发展成一篇比较长的英文论文，差不多一百多页。写的时候我已经“碰上”朱熹了，在写《朱熹的历史世界》。英文论文可以说写完了，但是有很多引用的材料要注释出来，我只是做了一二三四的记号，在稿子每段的空白处记了几个字，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找，没有做英文的注释。但这份原稿后来找不到了，只剩下我打印出来送给朋友看的没有注释的英文本。后来陈弱水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型》(现改题为《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分册》)，约我参加一份，我虽然答应了，但没工夫去做，他就提议由他的学生来翻译这篇文章的相关部分。所以初稿是翻译的，有些文字上没有斟酌好。

时代周报：这本书可以是从1997年开始动手写，但是其中的一些问题你很早就在思考了?

余英时：说到中国的内向超越和西方的外向超越，就不是1997年了。我在1977年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看到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他的书还不流行，西方很少讨论。所以我只借用了另外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哲学的突破”的观点，那时候还不叫“轴心突破”。“哲学的突破”这个观点基本是从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提出的观点演变而来的，后来才看到雅斯培的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他们俩的关系很深，后来专门有人出书写他们的关系。

我在讲古代史的时候就想到“天人之际”这个问题了，大概在1977年开始。一两年以后，台湾的《中国时报》举行了一个讲演会，主要谈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请我去演讲。我讲完了之后他们觉得很重要，让我把这个主题继续发展下去，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谈的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好几本书里，也单独出书成册为《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也流行了好几十年。我在那本书里最早提到这个问题，但当时用的是“内在超越”。比如汤一介就用我的观念专门写了一本《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大家对这个观点讨论得比较多。但我始终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做历史性的研究，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价值观念的讨论。我要从这方面看中国与西方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文化基本上是相同的地方多，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不相同的，而不相同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比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衣食住行方面的东西，二者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存在婚姻、家庭、五伦之类的东西，仅仅从这方面是看不出中国与西方的分别在哪里。所以在我心中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在文化上已经表现出来了，我写的书中就常常碰到这些问题。

中西的思想基本上是不同的，为什么我用的是“内向”而不是“内在”，因为“内在”的英文用词是神学上的名词，指有一个神一样的东西存在。而是不是有神存在我并不知道，没办法证实，只能说它的方向是向“内”的。在西方，最高的东西无论是上帝还是柏拉图的观念，都是外在的，要去追求的。只有中国是收到心中，收到内部。所以，孔孟谈的都是从内心怎么与“天”结合，这里的“天”不是指早期宗教中向天祈祷，而是与内心结合，这就走上中国哲学的道路了。所以“内向”比“内在”好得多了，“内在”会引起误会和混乱。既然用了超越，再用内在，本身就有矛盾。神学家可以用辩证法把这个矛盾解决，但是我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研究的是历史上这种变化是怎样进展的。结果通过研究历史恰好证实了我的看法，这种看法我称之为“内向”的。我书中讲的就是怎样内向来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