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回忆父亲：他到老都是一名“文青”

王啸平（前排右一）与沙叶新（前排左一）等合作话剧《边疆新苗》体验生活。

王啸平《客自南洋来》

王啸平《南洋悲歌》

“走在上海思南路上，看到这里的院落、楼道，就让我想到小时候的生活，但我发现对于父亲的故事了解得却并不多。”作家王安忆成长于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为知名作家，但人们对于她的父亲——剧作家王啸平（1919-2003）则知之甚少。

今年1月号的《世纪》杂志推出《王安忆之父：南洋归雁的传奇》专题，刊载了王啸平生前撰写的六篇回忆文章。这几篇文章是王啸平最后的文字，1998年其妻子茹志鹃去世以后，心情沉郁，以写作振奋自己。“从这一组小文也可看出我父亲到老都是一名‘文青’。他始终葆有浪漫的热情，是‘五四’新青年的精神遗存，也是海外归侨通常得见的赤子之心。”昨天，在思南路的上海文史研究馆内，王安忆向听者诉说了一段关于父亲的往事。

王啸平出生于新加坡，早年在南洋以文艺创作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弱冠之年（1940年）离开父母漂洋过海赴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辗转于中国的苏北根据地、苏中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山东等地，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与家人取得联系。1958年，他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直至1989年离家50年后才回到新加坡，父母早已长眠地下。在《世纪》上刊载的《爱的折磨与荣耀》、《生命中的盛大节日》、《五十年风水轮流转》等即以细腻笔触回忆了家国往事。

“父亲性格有些抑郁”

“父亲说，他的童年不快乐。”王安忆的祖父祖母曾经找人给她父亲算过命，说这孩子命很贵，“养不起这个儿子”、“必须离开出生之地”，没想到最后一语成谶。王啸平13岁时，家道中落，而当时的家庭观念是“学生意”才是有前途的事业，王安忆的父亲一辈都是生意人，王安忆说“记得有一次姑父姑母来上海看到我们在读书，感到很担忧，问为什么不搞个出租车公司呢？”而王啸平的数学非常糟糕，他性格有些抑郁，认为文学、戏剧才是快乐的事情。

当时作家郁达夫曾在南洋呆过，王啸平就像个虔诚的文学青年那样去拜访作家、送上自己的作品。当时向往大陆，是因为在抗日情绪中能找到一种昂扬和激进，并有一种爱国、正直的情绪在里面，当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等文艺作品也曾给他很多触动，恰好有一位老师安排“进步青年”去大陆，促成了他“离家出走”的决定。当远行的轮船彩带断裂的时候，王啸平真感受到了那种革命的浪漫与激动，毅然决然，没有眷恋。在多年之后，王啸平才知道他父亲曾在码头的人群中默默送行，要说对家的怀念之情多半也是在王啸平晚年时候才感受到的。

“难道革命不是来去自由吗？”

22岁的王啸平初到上海时，被难以习惯的天气折磨，“因为不习惯，总是不知该怎么盖被子。”王安忆说父亲曾告诉她，当时经常感冒，但以“云南共产党到上海也会感冒”来自我安慰。王啸平最初到上海的目的其实是学习戏剧，是要考戏专的，但到了之后才发现那个要投考的学校已经关闭了。

机缘巧合，有一位老师介绍王啸平去苏北根据地，但到了那里，发现新兵报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让他们观看“处决逃兵”，震惊之余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革命不是来去自由的吗？”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一直接受家里经济接济的他也断了后续资源，曾一度失去联络。“但父亲很喜欢这段（当兵的）时光，因为他感觉‘文化人’很受优待，每月有肉吃，当时父亲已经写过专栏、剧本，部队行进时他的行李是可以放在马上驮着走的——可见当时新四军是看重文化人的。”王安忆说。自1940年参加新四军，王啸平在革命部队呆了18年。

“应该让民营的团体更多些”

“1958年，父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开除党籍，逐出军队，降职降薪居住在南京的一个小房子里。”王安忆已经记不清当时父亲是因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的，“但他曾经说过，国家养的文艺团体太多了，应该让民营的团体更多些。”王安忆对这段挫折生活很淡漠，只记得母亲茹志鹃当即把两个孩子从一个条件颇好的幼儿园领了出来，不过那时的小王安忆觉得可以不去幼儿园也很“称心”，母亲茹志鹃挑起了家庭的担子，而母亲的《百合花》基本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2003年春，全家曾去南京寻找过当时父亲“落难”时生活过的房子，但那里都被拆光了，连街道也失去了当年的模样。冥冥中好像完成了某种心愿，“四周后，父亲去世了”。

一段记忆模糊的年代

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安忆的记忆很模糊，那时也不会追问自己的来历，因为这样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对父亲南洋那一支的亲戚也知之甚少。当得知爷爷奶奶去世时，母亲茹志鹃非常犹豫是否要戴黑纱，最后思量下来只能选择不戴。“但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去祭祖时，发现墓碑上刻有自己和姐姐的名字，虽然名字写得也不是很准确。那时堂哥、堂姐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告诉我说，奶奶特别喜欢安诺、安忆两姐妹的照片，经常拿出来给大家看。”

王啸平曾担任过江苏电影制片厂编导，后来得到黄佐临的推荐，任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还排演过沙叶新的《边疆新苗》。“退休时，大家说要送送王导，当时的欢送会就是在大家在食堂一起做菜，可以说非常丰盛，但晚餐结束后，组织者说：‘大家都挺困难的，王导你也出个份子钱吧。’”

“生活、生命一直在更替”

回忆第一次去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王安忆看到的是明清时期人们迁徙至南洋时带去的炊具、小学课本，还有鸦片烟……“生活、生命一直在更替，但留在纸上的很少。”王安忆感到，那里人的时间概念也显得模糊不清。1991年，王安忆第一次去新加坡祭祖，发现那里全是墓地，满满当当，“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那里终其一生”，但后来再去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已经将墓地变成了更精简的骨灰安葬处。

王安忆曾写过一篇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写的就是关于父亲的回忆文章，但笔触显得更为诗意，“因为对父亲并不了解。”王安忆说，父亲一直觉得他和南洋的亲戚很难谈得来，觉得他自己在（做生意的）亲戚眼中好像没什么价值。

今年是王安忆父亲逝世十周年，从这六篇暮年回首而作的文章可以窥见一位普通的、投身革命事业的归国华侨的理想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