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的一生似乎都在反叛主流，逃离既定路线，血液中的野性让她别无选择。

撰稿·王悦阳(记者)

东怡大酒店大堂灯光昏黄的咖啡厅很安静，“让你们久等啦！”一个饱含着京片子味儿的声音瞬间在大堂回响。话音刚落，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穿透着耳膜传来。谁能想到经历了漫长舟车劳顿后的刘索拉还是这般中气十足。

刘索拉拥有太多头衔，可在这中间，“巫婆”应该算是最奇特古怪的一个称呼了，这个近乎与“疯子”同词性的词语，连她自己都忍不住要津津乐道地对此开脱一番:“中国的音乐和巫术关系太近了。在孔子那时候，他们就发现了音乐有巫术的作用。确实是非常聪明！”

看了她的演出，就知道刘索拉的“巫婆”称号确实名副其实。她把人声搞得如同口技般花哨，在《飞影》中大玩特玩了一把“如影随形”的神奇魔术，可在你还没有回味过来，依旧沉浸在那个飘飘欲仙的仙境中时，她又用一个古怪到几近可怕的声调唱起了陕北“摇篮曲”，那一声声音调异常的哄睡声，仿佛是恶魔的催眠术，勾人魂魄……演出结束后，一些听“高”了的人唏嘘:“这真比谭盾还‘过’，还另类，还自由得没边儿。”许多追随索拉多年的乐迷由衷地感叹道:“索拉还是索拉，还在发疯，只是她不玩摇滚了罢了。”

玩过摇滚、写过小说、爱着人声，刘索拉对音乐的执著从未改变过。“我看见任何一个东西，我看着它就听见声音了。”如今，刘索拉虽已年逾五旬，可在她的词典中还是找不出“疲倦”一词，至今还一刻不停地思考着自己未来的音乐道路，“我不知天命，我也从来没有选择。本着对音乐的好奇，我还要一直做下去”。

皇城根下的“野草”

上世纪50年代中叶，北京城那一条条幽深僻静的胡同巷子内，寄居着许多当年为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家眷，他们个个大名鼎鼎、海内闻名，这里是红色血脉扎根的源头。刘索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她叔父正是威名扬四海的陕北红帅刘志丹。

抗日战火烧遍神州大陆的年代，曾经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母亲李建彤最终选择走上革命道路而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她把自己未尽的音乐之梦寄托给三个宝贝孩子，“索拉”、“米拉”、“多多”，若把这三兄妹的名字连在一块念，再配上些许音律，仿佛就立即变成了一首别有生趣的乐曲。幼小的刘索拉因此有机会在自己的童年就与哥哥姐姐们一起接触到音乐这一神奇的艺术。

在母亲亲手策划的丰富多彩的“日常功课”里头，不但有音乐老师教授的古典音乐知识、民歌习唱，小索拉还要跟着姐姐拜师学唱京戏:吊嗓子，拉形体等等，花样繁多。后来姐姐考上了梅兰芳京剧团，“陪太子读书”的小索拉虽属玩票，却也为她后来对传统戏曲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宽松的家庭、父母的慈爱并没有给索拉定下太多未来去向的条条框框，没有威逼利诱，没有软硬兼施，不像现在许多家庭的幼教让孩子叫苦连天，音乐仿佛陪伴索拉快乐童年的玩具。听听母亲买来的老唱片，时而自顾自地学着西方歌剧的腔调“咿呀学语”，乐在其中。当然，总也有不称心的时候，索拉5岁那年，在孩子眼中一台长满黑白手指的“怪物”倏忽地横亘在她的面前，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怪物”叫做钢琴，也是一种乐器，“在我记忆里，学钢琴的时候特别痛苦，老师会扳弄我的手指告诉我怎么走位。”刘索拉说，自己最初差点就放弃了钢琴，“后来，我母亲看我很不开心，就放轻音乐哄我，我特别喜欢，就淡忘了学钢琴的痛苦。其实音乐本身就是个享受的过程。”

动荡的大环境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小家庭其乐融融的生活。由于受到“高饶反党事件”的牵连，父亲刘景范屡遭贬职。更可怜的是索拉的母亲，她呕心沥血了七年，五易其稿的小说《刘志丹》还未出版，就已被视为反叛的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