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用诗歌去表达成长后的敞亮

翟永明：用诗歌去表达成长后的敞亮

新京报：在你早年的诗句中，比如“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关于女性意识的觉醒一度启发了很多女性文艺创作者，这种意识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了？你怎么看女性主义？

翟永明：这些年里，不管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根本核心不会变，比如对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的认识。这本诗集里，有一些诗是与古代女性的对话，而《十四首素歌》中也有和母亲一代的女性的对话，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的写作中一直保留着对女性意识的追问。到今天，这种意识没有变淡，反而在加强。中国现在还是男权主导，性别歧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被忽视和遮蔽。

在中国，女性主义长期被妖魔化了，大部分人将之等同于男女二元对立，其实女性主义是一种方法论，是认识世界的另一重视角。这些年，很多女性不愿也不敢再谈女性主义，大家也不真正关心性别问题。

新京报：一直有评论者在研究您诗歌中女性意识的黑暗，女性意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干净的更干净，黑暗的更黑暗”这样的诗句，是一种道法自然，还是对纯粹事物的坚持？

翟永明：现在很多女作家爱申明：“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有时就想为什么女作家们会有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个人对女性意识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80年代中期我也曾避免强调自己是女诗人。总说自己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因为在中国，女性主义是不讨好的，不管男女性都不认可它。我们都会怕归类到不被认可的群体。事实上我们越这样说，越证明我们是女作家、女艺术家。我们越说得振振有词越暴露出我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因为男性不会也不必这样说。所以现在我无所谓了，觉得女性主义也是一种思考的视点。

开白夜(酒吧)之前，我确实是一个很抑郁内向的人，一个人如果在很封闭的情况下，就容易往内走，所以很多人觉得我的写作中有女性意识的黑暗。开白夜的十五年确实改变很大，我必须要接触人，要做活动，所以性格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变得比以前敞亮。不过，我至今不太善于口头表达，所以我选择了诗歌这种方式。

你所提到的诗句，代表我内心不能妥协的一部分；不管诗歌曾经多么边缘，被一些人耻笑，我不会觉得因为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科学貌似更重要、更主流，就会影响我对诗歌的态度。这是一种个人感情。

新京报：我就想知道，你现在是这样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翟永明：我想说我是走了很多步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我遇到的很多困难你们根本无法想象。80年代我从国家机关出来，不当工程师了，像一个异类，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当时我们那一代人没有自由选择生活和职业的可能性。而你们这一代人则是路太多了，不知该怎么选择。如果说内心能有一些成长，那是和对外部的反抗和妥协联系在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