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胎王聪威：风格未定的台湾六年级作家

导语：去采访王聪威是在一个周一的上午，就在《联合文学》的会议室。社里人很少，王聪威说，昨天赶版熬了一夜，现在都回去补觉了。我这才发现，他的眼圈有一点黑，头发也稍显杂乱。

作为媒体人，我对这样的工作节奏并不惊讶，但对于王聪威的投入其中却充满好奇。他是如今台湾文坛重要的六年级（即大陆俗称的“70后”）作家之一，深得文学史家陈芳明的赏识。但他却不像前辈作家那般尽力“躲进小楼成一统”，反而选择了与社会与潮流联系紧密、更新速率快、面向大众的传媒作为职业，在《联合文学》之前他甚至还做过时尚生活类杂志的副总编辑。他说，作家本来就是多重身份，自己可以将两个身份完全分开，而且已经喜欢上了在两种身份之间来回转换的感觉，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辞职写小说。

所以他既不是那种老奸巨猾的媒体大佬，也不是隐逸浪漫的世外文人。

王聪威喜欢笑，加上他天生如顽童一般的面相，甚至让你觉得他都不像一个通常印象里的知识分子。事实上，这种外形的背后一定也是由某种性格以及生活态度所涵养的。而对于王聪威，这种性格或者态度概括起来就是“有趣”二字。做杂志是有趣——“文学杂志就是提供你人生、生活里面一个追求的乐趣，不应该承载任何过重的意义”；写小说是有趣——在被称为“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之后，他再也不写同类题材，因为“广大的探索才会保持紧张感，才会有趣，所以这种风格也要试试，那种风格也要写写”；就连投身文学也是有趣——“喜欢文学的一定是怪胎，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很有趣。”

有趣哲学并不意味着自我满足：《联合文学》在他手里完成了两次改版，如今的销量甚至超过台湾所有类别的中文杂志；出版数部小说、散文，屡获台湾各类文学奖。

自称从国中开始就迷上了写作这行，立志要当一名作家的王聪威，从来不认为文学在这个世界占有过主流位置，因为“文学本身就很奢侈”。同时他也觉得文学不会灭亡，哪怕只剩下两个人在读。和大陆的70后作家一样，台湾的这一辈人一样面临着前辈笼罩文坛、后辈占领市场的尴尬形势。王聪威清楚，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前辈作家那样的英雄人物，不可能被经典化，但他依然期盼自己变成更好的作家。何况自己现在风格还未成熟，仍在找寻写作的悸动和新鲜，所以要走的路还很长。

（采写：徐鹏远）

王聪威，小说家、现任联合文学总编辑。1972年生，台大哲学系、台大艺术史研究所。曾任台湾明报周刊副总编辑、marieclaire执行副总编辑、FHM副总编辑。曾获巫永福文学奖、中时开卷好书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决选、金鼎奖入围、台湾文学奖金典奖入围、宗教文学奖、台湾文学奖、打狗文学奖、棒球小说奖等。著有《师身》、《恋人曾经飞过》、《滨线女儿──哈玛星思恋起》、《复岛》、《稍纵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摆》、《台北不在场证明事件簿》等。

把文学做成生活方式 文学杂志不是受保护的东西

凤凰文化：我想我们先从《联合文学》开始聊起。《联合文学》在台湾是一个老品牌的文学杂志了，那您是一个年轻人，您在接手这份杂志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的压力来自哪方面？

王聪威：我是2009年来的，那时候请我来的原因就是想做杂志的改版。因为杂志的创意慢慢低落，销售上也一直下降。《联合文学》1984年创刊，到2009年已经有25、26年了，中间虽然历经了很多变革，可是开本和取材方向都很一致，所以它在内容上也就比较没有创意了。在销售上、订户上不只是《联合文学》的问题，也不只是文学杂志的问题，台湾的杂志大概这十年来--至少这五年来都是惨淡经营的，一直在下滑当中。所以当时的发行希望能做一个改版。2009年那个时候公开征选总编辑，之前已经有八九个月没有总编辑了。我因为之前的工作经验是比较多时尚杂志或者生活类杂志，所以大家希望我能够为杂志做个改版，所以我来的时候目标很明确。

只是说改的幅度有多大？比如说开本不能改，当时还是要小开本的，然后彩色页扩张的程度也有限。在这种限制下，当然不可能做的像现在这么大的开本、有比较大的变化，我们只能在内容取材上或者里面的阅读线上重新整理。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大概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以前文学杂志不太重视所谓的编辑技术这方面，我们比较倾向于要到好的作家、把好的文章拿进来。当然文学杂志应该要有基本的内容，可是作为一本杂志的时候，它有很多形式上的要求，比方说广告如何配置、阅读线要固定，类似这些一般商业性发行的杂志都会严格要求和遵守，但是文学杂志很多都不太在乎这种事情。所以第一个我就希望我的《联合文学》要有一个杂志的样子，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最基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文学杂志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文学人，大家对文学很热爱，也长期跟作家有来往，可是没有真正杂志的工作经验。所以你必须要说服和重新训练你的人员换一个杂志编辑的思路。

只要把这两点克服，对一个总编辑的我来说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操作这个工具，去呈现我要的内容。

凤凰文化：从您接手杂志到现在，有几次改版？

王聪威：算是两次。

凤凰文化：那现在在台湾市场上的销量啊、读者的反馈啊、阅读的热情啊等等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相较之前有没有改观？

王聪威：如果说跟三十几年前那是没办法比。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杂志，也没有这么多媒体的竞争，更没有互联网这种竞争，所以文学杂志很好卖，只要做一本文学杂志就可以养活20、30个人，不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大陆的文学杂志也类似。所以我们到现在的销量跟过去没办法比，可是如果跟之前比的话，我们可以讲是逆势的回攻吧。

我们从改版以来基本上都是成长的，比方说今年实体同路的销售量还成长了20%左右，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它整体的量没有那么大，可是它能够成长。我们不太可能有更多的钱投入在行销方面，所以基本上完全是靠内容取胜或者创意取胜；而且现在几乎所有杂志都在衰退，可是文学杂志居然能够有成长，最有趣的是我们第一年做比较多的行销时反而没有成长那么多，第二年没有投入那么多行销成本，反而能够成长，我觉得它反映了我们多了很多新的读者。

凤凰文化：就是更年轻一点的。

王聪威：对。这一次刚结束的台北国际书展在现场贩售的同时也都看到类似的现象，我们的单本杂志在书展上卖得很好，因为去年的成长，当场的订户也有成长，很多都说他们是从改版之后才看的，那他们当然以年轻人为主啦。之前那次改版也是成长的，特别是那时网络上的成长幅度是超过200%的，我刚来的时候在博客来（注：台湾的网络书店）卖20本，可是我做到第三期、第四期就已经卖到200本了。

《联合文学》不可能再恢复到过去的光荣时代，但是我的期待就是希望它能够有基本的市场竞争力，我希望我的文学杂志被拿起来跟你拿起一本其他的生活类杂志是一样的，把它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竞争。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可是它被看待的方式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被阅读而不是受保护的东西。

我们今年的一月号比所有台湾的中文杂志都要好，它的卖量是网络排行即时榜第一名，打败了所有杂志，包括非文学类。我们也曾经在周排行榜达到第一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我们并不是在文学类、史地类这种冷门里有成绩，我们可以堂而皇之打败那些时尚杂志、热门杂志。

凤凰文化：所以您的理念就是把文学做成一种生活方式？

王聪威：嗯。

大陆文学杂志缺乏专辑主题性 和早先的台湾接近

凤凰文化：刚才也谈到了大陆的文学杂志，我不知道您对大陆的文学杂志有多熟悉，其实我挺想知道您作为一个在台湾做文学杂志的总编辑，会觉得台湾有哪些是值得骄傲的优势，大陆的文学杂志又有那些让台湾同行羡慕的优势？

王聪威：我对大陆的文学杂志比较熟悉的就是上海的《萌芽》《收获》、北京的《人民文学》。《读者》算文学杂志吗？

凤凰文化：也许广义上算。

王聪威：那我们就不讲好了，《读者》来也台湾做了啦，但是他们跟我们的差距是很大啦。《萌芽》因为今年开始要做一个大改版，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是什么样子，如果就过去来说，我们觉得大陆的文学杂志文字量非常多，也没什么图片，大部分就是黑白的，这个跟台湾过去的文学杂志做法比较接近，跟现在比的话也许《印刻》杂志比较像——但是即使《印刻》《文讯》也比较重视专辑这件事情，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提供最好的文章、最好的作家提供给读者。这在过去比较少媒体竞争的情况下、有政府官方补助保护的状况下，可能可以取得最好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大陆的读者到现在接受这样的编辑方式么？

有一些反例，比方说《天南》杂志，它号称是中国最具国际时尚感的文学杂志，那它后来停刊然后又复刊，当然这本杂志绝大部分也是黑白的，它的彩页部分大概是18-36页而已，事实上也是以文字为主，但是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就是它的专辑主题性很强。

凤凰文化：就是策划性的思路。

王聪威：对，策划性的专辑强调拉开，它不能只依赖作家来执行，必须依赖更多的摄影师、更多的采访者、更多的编辑能力来做。编辑人员也不再只限于取得好文章、审稿，必须还要考虑如何组织稿子、如何配制图片、如何想一些比较有趣的奇怪的点子。

台湾这几年来，比如说《印刻》用作家来呈现封面的做法，跟大陆文学杂志相较的话就是最大的不同。大陆的文学杂志没有试过这种编辑方式，这种编辑方式不一定能够被大陆接受，也许大家还是喜欢读文字，但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

凤凰文化：而且很多作家现在依然愿意把杂志当作其新作品的首发地，尤其是长篇小说。

王聪威：对，这种台湾现在很少。

凤凰文化：它还是一个单纯的媒介的想法。

王聪威：所以这都会发生冲击啊。比方说台湾现在几乎没有文学杂志连载长篇小说，报纸也是啦，我们登的小说可能最长也就是一万多字，所以我们的杂志基本上不会成为大幅的新作的发表园地。你要出一本长篇小说，我们可能会摘录五千字或者一万字，但不太可能说你在里面登完15万字之后才出版。

另外一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字都很大，大陆的文学杂志字都好小，排得密密麻麻的。

凤凰文化：不光是文学杂志，整体的纸质书出版都是类似的。

王聪威：是因为大陆的朋友视力比较好吗？我们如果排这么小的字会被骂的。我没有做真正的研究，但我觉得两岸的阅读习惯真的还是有差别。可是如果大陆的文学杂志想要学我们这样的做法的话，它就要完全打散重来，整个观念要大洗牌，包括编辑选纸选字的大小，你很难想象一个以图为主的东西，字如何排那么小那么密。

文学阅读会减少到一定程度 但不会灭亡

凤凰文化：刚才您也提到一个黄金年代的问题，不管现在《联合文学》卖得多好，它起码在一个短时期内不可能超过1980年代的状态，其实在大陆也有这种状况。除了市场，写作层面也是，像现在已经非常知名的作家比如余华、莫言，他们的成名都是文学杂志，今天很难想象有一个青年作家去投稿，在文学杂志上发了然后他就能在全国走红。所以两边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像的。

王聪威：蛮接近的。

凤凰文化：那这个状况我们把它放大看，不光是文学杂志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文学的状态。

王聪威：对，因为在国外文学杂志也卖得很惨，可事实上我们做文学杂志是做得最认真的，国外没有什么文学杂志投入这么多心力。比方说日本的文学杂志，可能还比较像大陆，他们还是以文字为主。日本的《达文西》比较像阅读情报志，会介绍很多文学书，它是有主题的，然后某些生活类杂志或文化类杂志会做文学阅读的专辑，可是他们的文学杂志一般来说都很传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创新性的话，可能台湾的文学杂志是比较愿意做各式各样的尝试。有一些类型在台湾没有，在大陆也没有，比如说写作杂志，国外有很多这种专门针对作者的杂志，它里面可能不会发表什么作家的文章，但是它会教你怎么写作、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很有趣。我们现在就设法把文学放在杂志这个载体里面，让它变得也很有趣，这是我们在台湾做文学杂志会比较想要创新的吧。

凤凰文化：除了创新性，因为您既是写作者也是媒体人出版人，我想问的是，面对这样的现状和趋势，您觉得这是文学的衰落吗？有没有可能文学再迎来一个黄金年代？

王聪威：我觉得市场上恢复的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所有的市场都在衰落，售货量越来越少，文学阅读一直减少。我觉得它会减少到一定的程度，但它不会灭亡，不可能到有一天没有文学，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只是说本来有十个人在读，最后可能只剩下两个人在读，那就两个人在读吧。

但是我们现在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比以前差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一点。就我自己做杂志又写作来说，我当然不承认我们自己写得比以前差，我认为现在全世界的作家都一样，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有现代文学的技巧、题材什么，我们掌握得比以前还要更好，所以写出来的作品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是一个很棒的时候，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的时候。当然像以前那样一统江湖的大师也许不太可能有了，这是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学本身我一直都是很乐观的。文学本来就应该是活泼的、具有竞争性的、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在言论自由的范畴里面尽可能写你爱写的东西，不受拘束，不受干扰，这样的文学如果能维持两个人读的话就足够了。

不必说因为我们卖的比较少，或者市场比较萎缩，就自认为我们写得差了。作为杂志的编辑，我们要尽可能呈现这个繁花似锦的状况，让各式各样的文学类型都能获得瞩目。文学走到现在，比如说在台湾你不会找到什么主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有没有办法真正让文学变得很赚钱呢？在台湾我觉得不太可能，也许在大陆有可能，因为在美国就做到了。美国如何做到呢？就是跟电影绑在一起，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已经谈好了电影版权，写的时候顺便连电影一起写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可我们做不到啦，目前在台湾没有这么发达的文学产业或电影产业来支持。

文学在这个世界里从来没有占过真正主流的位置

凤凰文化：其实读者群体的数量我个人觉得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甚至阅读文学的人的一种态度的改变。我不太清楚台湾的状况，像大陆曾经非常尊重甚至非常崇拜文学青年、诗人，到后来文学青年就被替换成了文艺青年，再后来文艺青年被简化成文青，基本就是讽刺了。这其实是整个社会对于一种人群一个领域的轻视，不知道台湾存不存在这种状况？

王聪威：我倒觉得这是过度扩张了。你讲的基本上在精英族群里面，我可以同意在某个时候精英族群里是比较重视作家的，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但基本只在精英社会存在。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国中时就想当作家了，当我跟我爸爸说我要当作家时，我爸爸是完全反对的。

凤凰文化：为什么？

王聪威：为什么你要当作家，作家会饿死的，你为什么不当医生，为什么不当律师，为什么不当工程师，甚至为什么不当一个会制图的人员就好了。我那时十三四岁，30年前书也卖得很好，当作家一定很赚啦。可是对一般的绝大部分的百姓来说，并不会真的鼓励孩子当作家，他们也不太相信作家会有什么影响力。当你被叫文艺青年的时候，基本上一般的父母没有特殊的感觉，他就希望你做医生希望你做律师。如果你读了文科，他就会觉得你一个男人读文科类，出社会是没工作的。

凤凰文化：大陆也是这样。

王聪威：然后你跟他说你要当作家，大家都会露出一副“你是脑子烧坏了”的那种表情。你也举不出什么成功的例子，台湾30年前卖得最好的是张曼娟，然后三毛，但是一般人根本不认识，我的父母根本不可能听过张曼娟这个人，三毛真的是因为太有名了，每天都要在报纸上出现，更不要说罗智成这些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文学偶像。

文学在这个世界里从来没有占过真正主流的位置。但是它其中有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当然有，我们举得出来的大作家们就是英雄人物。你可以想象我的父母可能听过白先勇，可是王文兴绝对没听过，你的父母可能听过郭沫若，但是毕飞宇完全没听过。一般社会上并不会对一个作家特别崇敬。我读书事念的都是所谓的明星学校，升学很好，里面几十个人大概只有两个人会读文学，其他人也不会关心你在干嘛，你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人家也不会读。所以实际上我倒觉得作家的处境没有更坏，这个世界没有改变啦。

比如说在文学的场域里，我去到一个场合，人家都说这是《联合文学》的总编辑、作家王聪威，大家会给我某种眼光来看待。可是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说，我今年要读台大哲学系，因为王聪威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他爸爸一定会满头雾水，这个小孩在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台大哲学系，我爸说你读台大哲学系干嘛，我说罗智成是台大哲学系的学长，我很喜欢他，我要读他的哲学系，我爸就完全一头雾水，你在讲什么，罗智成是什么东西。

40后50后作家依然掌握文学权力 后辈难以克服

凤凰文化：您刚才说现在的写作者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我其实想把这句话替换一个词，就是现在的写作者也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但是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像您是1972年生人，台湾叫六年级，大陆叫法是70后作家，70后、80后作家两岸都不少，写得非常好的也大有人在，可是好像大家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40后50后60后。而且即便这个写作者已经很成熟了，但他还是总被人当作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就是他还没有被经典化。

王聪威：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而且我认为台湾跟大陆一样。我认为我们的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就是你们的60后、70后、80后作家，有很多都写得比过去的前辈要好。我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所有的前辈作家都是巨人，有一些前辈作家可能写得很差的，那你可能很容易就已经超过了。

但为什么不会被重视？第一个因为我们的目光本来就已经分散在各个地方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确实没办法集中在文学这一块。以台湾为例，原来的那些作家之所以会那么受到尊重，因为有报纸副刊，如果你在副刊上常常有作品，你就会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包括这些作家自己也掌握了副刊。现在当然没有了嘛，现在这些年轻作家基本上不会有这种场域了。

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比方说台湾的三年级作家或者四年级作家，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掌握了所谓的文学权力的。

凤凰文化：话语权。

王聪威：对。那这个没办法，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没办法克服。但它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四年级作家也不过60几岁而已啊。

凤凰文化：但是他们当年却可以克服他们的前辈。

王聪威：但是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了，因为他们的前辈也很照他们，他们可能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但是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加上也没有媒体让你这样子运用。我们的媒体连副刊都瓦解了，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权力了。

这些人掌握之后，他们在最好的时代——台湾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好时代，比他们更早的作家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么好的，可能还来不及经历——我们认为最好的年代基本上就是四年级，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的台湾作家，比较有名的就是朱家、大春老师这些，他们都是四年级。我们谈的基本是这些人，大陆认识的也是这些人。

凤凰文化：差不多。

王聪威：既使现在他们还是掌握最大的话语权，他们有最强的出版社来支持，他们媒体里面的人是最齐的，他们收录在课本上的文字受到比较多的重视。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五年级跟六年级的作家在很长时间里喜欢他们的作品，然后把他们经典化或英雄化，是广大读者喜欢他们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到现在，他们只要愿意写、愿意发声，还是会牢牢地控制住读者。当然这些作家现在也是有固定的人帮他们操盘，包括介绍到大陆，所以大陆还是比较熟悉他们。这个跟作品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就是没办法，再过十年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现在五年级六年级的台湾作家还没有办法克服。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跟大陆的文学交往并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热络，彼此的了解还是很少。我所熟悉的就是莫言、余华、王安忆--新历史主义的这批人，都是王德威老师介绍的嘛，刚好在麦田出的时候是第一批，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新鲜，他们真的非常的有趣。但是经过那段时间之后，接下来的新一代作家，我相信有写得很好的，台湾也有很多的介绍，但是对六年级七年级来说，可能我们成长过程里的分野越来越大，大陆作家写的题材、关心的事情跟我们可能实在是不一样。也许有一种竞争或者怎么样吧，反正就没有再继续这么热切地阅读。

可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台湾年轻的作家、读者其实基本上也已经不太读四年级作家的东西了。我去很多地方演讲，会问你们喜欢的作家是谁，有没有读过大春老师的东西啊，读过天文老师的东西吗。阅读的人其实越来越少。而且你从这些媒体的反映来说，并没有那么热衷的啦。但是他们毕竟是进入学院里的，学院里开研讨会什么，当然还是以他们为主，可是事实上在阅读的人里面，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疏远了。这些读者有没有把注意力转到比较年轻的作家呢？也许有，但并不是等值的，并不是说有50个不再重视四年级作家的读者，50个都转移到五年级跟六年级，只有20个转移过来，其他30个做其它事情。

凤凰文化：这种状况是相似的，大陆基本一模一样。这些人会是学院里依然被研究的讨论的课题，能够熟知的也是这些人的名字，但是真正读他们作品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王聪威：对。文学是一个反应很慢的东西，它不是流行文化，不会很快就被淘汰。那些举得出例子的四年级都是写了真正曾经广泛流行而且好的作品，他才有这个能耐到现在还被记得。八年级50后作家一定也很多嘛，只不过有些人不可能记得啦，有些人也不可能阅读啦。就是几个英雄人物，过去比较容易有英雄，现在可能真的比较少。

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作家 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

凤凰文化：所以您会盼望自己在文坛上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吗？不管过多少年。

王聪威：我还好，我们的能力跟时间都有限，我觉得真的有跟我同时代的作家写得很棒，也觉得有写得没有那么好的前辈作家。我自己虽然也出了蛮多小说，在台湾也被比较多人认识了，但我都还觉得自己像个像个年轻的孩子一样。我在写作的时候，满脑子都想要跟以前不一样，我要的就是那种热切、那种内心的悸动，好像还是大学、高中那种刚知道小说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么新鲜。

可是其实这就是不够成熟的样子啦。我有时候很羡慕我的同才们，有自己成熟的风格，然后也写得真的很好。

我会期盼自己变成更好的作家，但是也许永远不会成为像他们那样子的英雄人物。成为那样的英雄人物跟变成好的作家中间，我可能还在这里，所以如果能够成为更好的作家，这段路都还要再走。

凤凰文化：所以您并不觉得自己现在的写作已经有一种成熟的风格了？

王聪威：没有，没有，没有。

凤凰文化：那您有一个明确的比如说理念或者追求吗？

王聪威：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最近在做的三月号《联合文学》题目就叫“小说是什么”。我们找了一百位作家谈小说是什么这件事情。

凤凰文化：是各个世代的一百位吗？

王聪威：嗯，包括我们收集国外的作家，也有找台湾的作家，王安忆老师也帮我们写，陈贯中老师也帮我们写。有一些人说小说是幻灭的开始，小说是什么人世的什么。

那我读的过程里面，一边读我就一边很恐惧，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小说对我来说是什么。那是一个广大的探索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这样你就会保持一种紧张感，然后你不会觉得自己很萎缩，你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当然你看别人的作品时，还是会流露出那一种“这是写的什么东西？！这是写的什么鬼？！什么烂小说？！”可是你自己试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写的是什么烂小说？！”。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凤凰文化：陈芳明老师之前将您的写作称为“新乡土文学”，您自己认同这个说法吗？

王聪威：我确实有两本书是比较接近那个的，可只有那两本（注：《复岛》和《滨线女儿》）。

凤凰文化：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想法，那两本的创作也是无意识的吗？还是说当时是有意识的？

王聪威：写的时候还没有“新乡土文学”这个词，2000年到2010年之间确实流行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十年之内台湾确实有一个浪潮是很多作家写跟自己家乡有关的事，或者是写跟所谓本土意识有关的事，就这十年，不会更多了，之后也没有了。

但是这种本土意识跟过去含有政治性、含有对抗性或意识形态的本土意识又不太一样。陈芳明老师称为新乡土，它是真正在讲你自己家乡的故事、家乡的情怀，它是比较针对于一种地方性的地方志的写作方式。

我觉得我写那两本小说，之所以被归入新乡土文学，就是刚好在那个潮流里面。说我完全没有受到同才的影响也不可能，因为我看同才能写这样的东西，我也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写，因为我也不是台北人，我是从高雄来的，父母都是从比较特殊的乡镇里面来的，确实有那样的故事可以写。事实上我想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故事，

我过去也有写过，可是坦白说我不是那么喜欢写我爸妈的故事，经过了一些心理转折之后才觉得我应该要记录一点家乡的事情，所以才写了那样的作品，那第一本就是《滨线女儿》，另外一本就是《复岛》，这两本获得成功。我过去写的都是那种很难的，你们讲作先锋派的作品，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像格非老师那种先锋派的作品。但是没有什么人读得懂，往往认为我写很奇怪的东西。写了这两本书之后才让人家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写出好的故事，可以写这么动人情感的故事。

“新乡土文学”这种说法当然是学院的说法，学院怎么定这是他们的事，我们这几个作家朋友被归类为新乡土文学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比较认识我们了。陈芳明老师真的帮这些年轻作家写了好多推荐的文章，在任何场所都一直鼓励说我们写作的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他对我们充满了信心，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每个人的来源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自己写这两本书新乡土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我的文学训练跟技术是来自那种西洋式的，可能来自法国新小说派这种很特别的写作方式，只是运用了乡土文学的题材而已。虽然都被称为新乡土文学，但只是题材上这样归类，每一个作家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好处，就是并没有一个一致性。

但是这个也过去了，因为所有被归类为新乡土文学作家的，除了甘耀明继续写魔幻乡土之外，其他人基本都离开了这个领域，我后来的作品也跟这个没什么关系了。

凤凰文化：是有意识地离开吗？

王聪威：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那个写得可以了，有点想写别的。可是有点无聊，现在我根本搞不太懂我要什么，然后觉得这种风格我也想要试试看，那种风格我也想要写写看。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作家，风格上还不稳定。如果我要继续做所谓的新乡土文学，当然我还有故事可以继续写，也许就会被认定为我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可能还比较容易啦。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不过是为了有趣吧。

凤凰文化：所以您的文学追求是有趣？

王聪威：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

不认为工作跟写作会冲突 作家不能面对的是没钱

凤凰文化：实际上您的身份一方面是作家，另一方面是媒体人。这两种身份还是比较两极或者冲突的，因为作家往往需要的是沉淀，相对的慢一点，而媒体就是快，永远在一件事赶一件事的往前赶。您觉得这两种身份、两种职业、两种角色在互相撕扯吗？

王聪威：没有，我觉得还分得蛮开的。我写作的时候会完全抛开。

凤凰文化：有很多写作者会比较警惕一些过快的或者说社会事物过于繁杂的状态，他认为这样会干扰他的心境，干扰他的创作。

王聪威：我觉得身为一个作家本来就是多重身份啦。如果你要达到那种状态，可能要离群所居，可是不太可能，卡夫卡是一个银行职员，很多作家都有一个正职，记者啦、海关官员什么的，他那种生活的样子都完全不干扰写作，我觉得不可思议。

做杂志跟做文学，就你来说是一个快跟慢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还好，我做杂志是这样的，但是写作的时候我是另外一个，我对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冲突。但是我会觉得最不好的状况是没时间写或者太累没办法写，本来一本小说可以六个月写完或者一年写完，最后可能会搞到三年五年才能写得完，最大的冲突是这个。但是个性上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可以这样讲，我在写作的时候关心的事情跟我做编辑的时候关心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像我现在在写的是一个女性的跟孤独有关的小说，就和我平常杂志关心的事情截然不同，我可以切开来的。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我习惯这样子了。从我真正进入职场工作以来，我就已经喜欢两种身份运作了。你看我写乡土文学的时候，在一个女性时尚杂志工作，可是我却写了一个很乡土的。然后我那时候又比较年轻，可是我写出来的作品去演讲的时候，很多听众都非常惊讶，因为我没有什么名气，大家也不认识我是谁，所以大家看了书会以为这个人是50、60岁的人，可那时候我才30几岁。他们很惊讶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可以写这个老掉牙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如果真的要完成那本小说的话我就会辞职，随便找一个理由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就去写小说了，确实会有这种状况。

凤凰文化：那现在这一部作品有很多时间去写吗？还是已经写了很长时间？

王聪威：已经写两年多了吧，已经写几万字了。

凤凰文化：因为时间总是不够？

王聪威：对，我讲是这样讲啦，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我就是懒惰了啦。

凤凰文化：所以会不会这一部作品再辞职呢？

王聪威：会把它写出来，但是就是懒惰啦。作家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借口，他唯一不能够面对的借口就是没钱，如果没钱的话，你要赶快把它写出来然后去做事吧。那有一些作家是愿意专职写的嘛，比如说像甘耀明，那是最好的结果。但并不是每一个专职写的作家都写得很好啊，有的专职作家也写得很差啊。我不认为工作跟写作会有什么特别的冲突，会导致你的作品写不好，或者让你的作品写得更好。

凤凰文化：所以您并不想成为那样一个专职写作者，您还是愿意在这样一种生活节奏当中？

王聪威：对，我好像没办法放弃，我觉得做杂志很有趣啦，所以可能目前还是会这样子，一方面做杂志的编辑，只是不一定做文学，也可能做别的杂志，然后一方面写作。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两件事情我觉得都很有趣。

文学很奢侈 喜欢文学的一定是怪胎

凤凰文化：最后再回到《联合文学》问一个问题，您也做了很多年文学杂志，您的观念或者认识当中，会觉得文学杂志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呢？尤其是像现在这样，文学杂志已经没有那么中心的年代。

王聪威：我觉得谈意义过于奢侈。文学本身就很奢侈，对一般人来说你要有闲、有精神、有金钱才能够阅读文学。文学里面可以发挥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完全同意笔胜过武器，但是如果从阅读者来说，单纯阅读就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当然不阅读也可以受到文学的影响，比方说这个文人的小说鼓舞了革命、鼓舞了一个整个时代，但这是两件事情。

但文学杂志不是文学，文学杂志是文学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要阅读文学，你大可以阅读，你可以不用读任何文学杂志，你只要把莎士比亚拿出来读一读，你拿白先勇拿莫言拿余华的东西读，你就接触到文学，你根本不需要读文学杂志，你要接受文学不一定是文学杂志。所以说文学杂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并没有。

那文学杂志是干嘛的呢？文学杂志就是提供你人生、生活里面一个你追求的乐趣。它跟所有的杂志都一样，跟哲学杂志、钓鱼杂志、园艺杂志、修理摩托车的杂志都一样，没有任何学问是高过另一个学问的，只要那个东西带给你乐趣就可以了。我不认为文学杂志应该承载任何过重的意义。

但现在是一个分众非常严重的时候，所以文学杂志要扮演好的责任是让文学变得完整而有趣。我读了海明威之后，我想多了解海明威的事情，所以我来读一下文学杂志，我才知道原来海明威是穿这样的衣服、海明威去哪边吃吃喝喝、做了一些什么游戏，然后看到海明威的一些遗稿，然后你整个月就可能非常的开心。如果你喜欢的是装置水族箱，你不用读文学杂志啊，你就好好读水族箱杂志就好了。

文学杂志应该是要这样子，它不是文学，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当然是很重要一部分。也许有一天哪边发生革命了，杂志文学应该起来鼓舞革命，但我做的文学杂志并没有这样子，我希望大陆文学杂志也不是这样子。我要强调这就是两件事，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喜欢读一本小说、读一首诗、读一本散文，我在读那个真正的文学作品时，我也从那边获得截然不同的愉悦，知识上的愉悦、心灵上的愉悦、文字里面的愉悦，我会从文学里获得各式各样的乐趣。但是读文学杂志的时候就必须是另外一种乐趣，它必须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文学杂志最重要的就是让文学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很难想象读莎士比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或者是读《红楼梦》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那个东西必须是生活之外，完全心灵上更多。但文学杂志不是，文学杂志是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功能和目的上，它跟你热爱做水族箱、热爱登山、热爱钓鱼是一样的。

我不喜欢过去的文学杂志，或者我认为现在文学杂志有点无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看钓鱼杂志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我看日本的杂志介绍猪肉觉得很有趣？他们会介绍猪肉，介绍每个猪的煮法要怎么煮，他们是吃什么食物才长得这么棒，我觉得这个好有趣，为什么人家的生活那样子，我们的生活就应该这样过，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这样子有趣的知识。那文学杂志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让大家觉得有这样子生活上的乐趣？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品牌精神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喜欢文学，所以你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而且因为有不同的生活风格你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我觉得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很有趣啊，文学本来就是怪胎。喜欢文学的一定是怪胎的啦，因为我们都活在同温层里面，你现在旁边是银行，你走到银行里面跟他说你喜欢文学，你一定是一个大怪胎，多爽！